1945年8月日寇投降，我经马衡、梁思成两先生推荐任南京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北上开展追还被敌伪劫夺的文物。代表由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先生兼任。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我在沈先生的领导和朱桂辛(启钤)前辈的指示策划下收回六批文物。其中十分重要的有四批：德商杨宁史在沦陷时期非法收购的青铜器，收购北京著名收藏家郭觯斋的瓷器，溥仪遗留在天津旧居张园中的文物，朱桂辛先生旧藏的存素堂丝绣。除丝绣拨归辽宁博物馆外，均经故宫博物院会同行政院驻京办事处及天津敌伪产业处理局人员清点接收。
    1946年11月南京举办“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通知故宫参加。我和故宫人员押运部分杨宁史青铜器前往。会后杭立武召开清损会会议。此时已决定派员赴日交涉索还战时损失文物。原拟请德高望重的徐鸿宝(森玉)前辈前往，因他年事已高，改派我赴日。那天与会的有傅斯年、梁思成、李济、徐鸿宝、蒋复璁、曾昭等诸位先生。我感到十分荣幸，傅先生居然还认得我，又对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应当和在平津区一样，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英文一词是他的原话)。第二句是：“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办事，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
    我受宠若惊，十分感激。但心中清醒，并未得意忘形。傅先生所谓留下我，是派我做一些办公室总务处的跑腿联系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他对燕京大学毕业人员不配进史语所的信念是根深蒂固、坚定不移的。因为燕京大学确实没有请到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国学大师担任教学。我自恨缘悭，一生只听到傅先生讲过四句话。后两句我过去没有记录过，现补述如上。
    王世襄(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