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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底，张芝联先生走了。2007年底，购得张芝联先生《我的学术道路》一书，本想撰文简介，奈何杂务缠身，竟不能落笔。先生去世时，我恰将赴上海出差，拟待探访光华大学遗迹后再为文纪念，亦未能如愿。冬日怀人，忆起聆听先生的三次教诲，重读先生遗文，想到的还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这一句。 ———孙明 齐宣王请孟子教以强国之道，孟子告诉他要富民，为了强调使民有“恒产”的重要性，亚圣加了个对比句：“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这大概可以看作中国“士”阶层自觉的标志之一。余英时先生曾论到：“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事实上只能期之于极少数突出之‘士’，因此但有‘典型’的意义，而无普遍的意义。这不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然，古今中外亦莫不皆然。不过在中国的‘道’缺乏形式约束的特殊状态之下，‘枉道而从势’或‘曲学以阿世’更为方便罢了。”就历史研究而言，余英时先生点出了普遍的社会真实，不如此则有将孟子的对比修辞误解为实情的危险。但越是如此，越是考虑到“中国的‘道’缺乏形式约束的特殊状态”，其中传达出的“部分真实”或曰“极少数突出之‘士’”的“典型”意义就越是引人向往。但想起这句有名的话，我首先想到的却不是原典或高论，而是张芝联先生。 始则转“恒心”而成“恒产” 我听张芝联先生说这句话，是在我们下一届的历史系研究生入学典礼上，他作为老先生的代表嘱咐新同学几句。只记得他说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他在本系一位博士生的宿舍看到的床头自勉，其他还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2007年11月，张先生的文集《我的学术道路》出版，阅读其中的篇什，我才知道他还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赠青年史学工作者”。今天读来，那篇刊于1988年第5期《群言》杂志的文章不免凄清，特别是他分析这位博士生以此自勉的几个原因：第一，他是一个清寒的知识分子，家无“恒产”，在社会环境发生激变的时候，既不想“从政”，也不想“经商”，无意于“升官发财”，改变身份，一心想做学问，当一辈子知识分子；第二，这是一个学历史的知识分子，历史在今天被认为是对国计民生无大裨益、可有可无的学问，而这位博士研究生却如此热爱这门专业，忠诚不渝；第三，他坚信精神可以化为物质，无“恒产”也可以有“恒心”，念念不忘“君子固穷”、“安贫乐道”这类格言，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他立志要继承这个传统。（以上均节录自张先生文章） 15年之后，21世纪之初，他要给研究生讲几句的时候，想到的仍是这句话，是因为“社会环境的激变”没有结束，“改变身份”的压力与诱惑仍然存在。所以，他在北大历史系的讲堂上，重申这句话，勉励后来人。这让人不禁想起陈寅恪对世变之际士人表现的分类梗概：“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我们固然不必持何种“道德优越论”，但这种自中国士人传统中生发出来的“安贫乐道”、“拙”的期许斯时听来、今日读来确令同道和后学足以自勉并感到鼓舞。 张芝联先生是青年时代就立“恒心”，自愿走上“无恒产”的道路的。大学毕业前夕，父亲张寿镛先生问他的志向，他答以：中学校长、大学教授。张寿镛先生“提醒”他：“那你的月薪恐怕只有二百元。”他答道：“没有关系，这是我的心愿。”父亲对儿子的选择“莞尔而笑，表示认可”。 2007年元旦，我回系里参加团拜，组织者亦请张先生祝酒。只见张先生举杯走上台来，轻声说：“朱孝远，请你站起来。”一下子，包括朱孝远老师在内，举座皆惊，不知何意。张先生继续缓缓说道：“今天我要表扬朱孝远老师，经他的联系，美国的文艺复兴研究大家、某某（我忘记了具体姓名）教授把他的藏书捐给了本系，极为丰富而有价值。书籍对于历史研究和历史系建设的意义自不待言，我也要向朱孝远学习，为历史系争取更多的书籍。”（笔者回忆的大意）这番话当时让我真是如坐春风。在中国或中国大学的团拜会历史上，还有没有其他人以“书”为祝词，我不知道，但确是不曾听说。但我相信，这就是一所有传统的大学的精神魅力，它使大学区别于俗世，而学脉绵延不绝、长存常新。 及至读到《我的学术道路》，我开始猜测，张芝联先生对书、对办学的如此重视，是否与其父办学、编书有直接的关系。张芝联先生说张寿镛先生一生做了四件事：做官、办学、著述、编刊《四明丛书》，“第一件事是他不愿提及的；他引以自豪的是创办光华大学与编刻《四明丛书》”，“他的遗言更坚定了我的办学志向”。中学校长即要办学，大学教授即要研究与教学。张芝联先生的一生，是在大学和中学长期任教，特别是从事历史研究、办学光华的一生。如果真的“精神可以化为物质”，我想，这或许可以视为他的“恒心”所化的“恒产”。从中更可看到一代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和世运学运。 张芝联先生兼受旧式家塾教育和新式学校教育两种培养，更幼承庭训，可称有家学。自1935年进入燕京大学起，他得到了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迅速发展的教益与熏陶，特别是从一开始即得以在中学与西学两方面同时用力。以他后来专事的历史研究而言，在燕大和光华，他先后受教于吕思勉、童书业、张尔田、聂崇歧等先生，均中国历史研究的一时之选；就西学而言，因主修西洋文学，故能得到张歆海先生的教导，更因担任中法汉学研究所助理而广涉西学著作，负笈欧美而得窥其时西方史学前沿。他是那个时代的学术锻造出来的中西通才。从张芝联先生的著述来看，他早年对中国史学史多有专论，尤其《资治通鉴》，并有进一步深研的志向。而自欧美留学归国后，则主要在光华大学讲授西方史学的有关课程，一生之学术道路已可见其端。 1945年日军投降，26岁的张芝联先生开始为恢复被毁于日寇炮火的光华大学及附中奔走。留学归国后，张先生担任光华大学副教授、中学副校长，继续服务于光华。斯时他正当“而立”，秉承乃父遗志，准备“大干一番”。这条道路因为国民党政府对教育界的压制而坎坷不平，光华甚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勒令停办，但上海解放后，一切恢复，他亦得以担任光华附中校长。 终则回“恒产”而向“恒心” 十几年间在求学与办学两方面不懈努力，他按照自己的规划渐臻佳境。若以“中学校长、大学教授”的既定目标为标准，1949年解放后到1951年3月前，是张芝联先生把理想基本化为现实的黄金时期。身为光华大学副教授、附中校长，先生终于实现了大学毕业时的抱负。办学、治学、教学，他的意气风发，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士人的目标是入仕而为士大夫，既立言、亦立功，努力达致立德之境。这种人生取态到近代受西潮冲击而逐渐发生变化，在此过程中，张芝联先生所追求的“中学校长、大学教授”未尝不可视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现代转向之一种代表。其不以从政为方向，但亦不愿“独善其身”，遂在教育与学术的总体目标下，既治学亦办学，在文化领域里“立功、立言”，从而立一种新“德”，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教育和学术价值独立的表现。奈何天不遂人愿，1951年3月，张芝联先生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不得不辞去光华一切职务”，重返燕京大学历史系专事教职。“恒心”的半壁江山坍塌，我不曾读到先生表达此时心情的文字，但几分惆怅与失落应是可以想见的。直到80年代，他在学术研究之余，还先后撰写了《把文科各门学科真正建立起来———以法国史为例》、《致北京大学领导同志书———谈教学改革》、《教师在高等学校的地位和作用》等文章，为北京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建言献策，我们仍能看出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深切关注，而这些文章也必须从他“中学校长、大学教授”的襟怀出发去理解。 1952年，张芝联先生34岁。这一年，他的两个母校，燕京大学和光华大学，均已“实存名亡”。他“恒心”所在的另一部分，历史研究，则响应国家的安排，集中在编写新教案和工运史、殖民史研究上，“试图解决世界史‘为政治服务’的难题”。这是一个时代共相，即以其时的北大历史系而言，齐思和先生已放弃先秦史研究，转而用力于世界史和中国近代史；周一良先生亦已作别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本着服从需要的信念”，转为亚洲史的学科建设。但与齐思和、周一良等先生不同的是，张芝联先生虽然在年龄上小齐思和先生约11岁、小周一良先生5岁，在学术上却比两位将近晚一辈：此时的齐思和先生、周一良先生已分别有在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等方面的不朽之作，平心而论，张芝联先生尚缺乏这样的著述。周一良先生1932年入燕大，至1937年战争爆发前，他已经圆满完成了大学学习、在燕大研究院深造1年并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事了1年的研究工作；张芝联先生1935年入燕大，两年后即因战火不得返回北平，辗转于武汉大学、光华大学等校继续求学。相形之下，相差的这5年自然年龄却因为时局的迅速变化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差异。对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学者而言，对张芝联先生而言，50年代这段时间恰是奠定一生学术地位的关键时期。但直到70年代末，转向法国史和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特别是年鉴学派，“拼命地干”时，张芝联先生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才真正建立起来。我没有去详查50年代的北大历史系有多少位与先生同龄的教师，他们后来的成就如何。张芝联先生亦为考察同代学者的“学运”提供了典型。他们受学于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尚未涵养深化、开花结果即转向未知领域的基础建设。他们其时的努力在中国学术史上自有其地位，并且在特殊的时期以特殊的形式为中国学术视域的拓广和一种学术理路的尝试做出了今日看来已不可复制的贡献，我们今天亦从中受益。但对于有着“高峰”取向的学术评价而言，其中的牺牲又造就了他们个人学术命运的悲剧。直到20余年后，他们的“恒心”才转化为“恒学”，但其间的损失已不可测。张芝联先生曾控诉“‘文革’这十年对我来说是白白浪费了，而人生有几个十年”，更何况尚不止十年。周一良先生曾自叹“未能构筑巍峨大厦，与自己所悬标准相去殊远”，张芝联先生亦言“同上一辈人相比，同我父亲相比，无论就事功或学问而言，都不及他们万一”，从中可以窥见他们晚年的心境。 2001年，欧盟驻华大使魏根深离职前出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客座教授，魏氏本为著名汉学家，离职后亦即将担任哈佛大学教授。张芝联先生出席了聘任仪式，记得他轻摇折扇，说魏根深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先生的儒雅风范至今历历在目，颇有名士风流。而他对一位当代洋士大夫的感慨，与自己对“事功”与“学问”的思考及自我度量有何关系，已不得而知。 2008年5月底，张芝联先生走了。2007年底，购得张芝联先生《我的学术道路》一书，本想撰文简介，奈何杂务缠身，竟不能落笔。先生去世时，我恰将赴上海出差，拟待探访光华大学遗迹后再为文纪念，亦未能如愿。冬日怀人，忆起聆听先生的三次教诲，重读先生遗文，想到的还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这一句。1944年的初冬，就读燕大研究院的张芝联先生和同学侯仁之先生冒严寒到香山为设想中的“第一流的私立中学”选址，以复兴光华，两个年轻人“往返百余里，沿途抒发各自的抱负，海阔天空，不知夜幕之降临”。夜幕中，末代士人尚不知他们还要为自己的“恒心”赴千山、涉万水，这充满乐观主义的一幕也成为了历史的记念。□孙明（孙明，自1997年入北大历史学系学习以来，在北京大学学习、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张芝联 1918年11月7日生，浙江鄞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会长、中国18世纪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等职。1986年至1998年，连续当选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2002年被任命为华东师范大学光华学院名誉院长。1983年当选国际法国革命史委员会理事，1985年荣获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1990年当选为美国国家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员。2008年5月27日去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