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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01 16:15:52.0  爱国史家刘子健先生在一次闲谈中说:“你们历史所的人都是官迷,只有一个人不是。”我忙问是谁,他说:“熊德基(上图)。”张建辉/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熊德基集》 □王曾瑜 我与前辈学者的交往中,一般总是保持着后辈对长辈的礼貌,惟独对两位前辈例外,一位是朱家源先生,另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先生。他们是我的忘年交,彼此相处,极其随便。朱家源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家中藏书甚富,我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使用北京图书馆的至正本,原是他家的藏书。他清华大学毕业,1949年前曾任北京的一个邮政局长。他为人的最大特点是真诚与和蔼,没有任何机心。记得有一次,他有意考我学问,结果考得还不错,因为同治宋史,从此成了忘年交。他退休以后,我当然逢年过节去看望他。他年轻时还是足球运动员,晚年身体颇健,只是视力极差,我进入他家(原是晚清僧格林沁王府),有意不开口,他只能模糊看到我的身影,上前摸了一下,就高兴地喊:“老瑜来了!”熊德基先生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他是当年的地下党员,我进历史所时,历史所所长名义上是郭沫若,但至少自我进所后,他从未到历史所来。副所长是尹达、侯外庐和熊德基三位。我进所后,又加白天和东光两位。白天是少将,专治军事史,不管所务。他原是国民党将领,在抗战时,即主动投奔,由彭德怀介绍入党。白天先生还是军人风度,身体总是笔直,为人耿直,他在“文革”后期逝世,胡耀邦等靠边的老干部都来追悼。东光是师政委转业,文化程度不高,不通业务,他在历史所中只管思想工作。“文革”前,我是实习研究员,历史所的小百姓,当然也不会打听所领导的长长短短。“文革”中,所领导中的各种长短自然都暴露出来。方知东光在历史所不习惯,曾想调工作。尹达先生实际上是第一把手,“文革”中造反派攻击他实行家长制领导。尹达主要通过学术秘书处掌管所务,学术秘书主要是田昌五、林甘泉、郦家驹三位。“文革”前,田昌五先生与尹达先生闹翻,“文革”后离开历史所,去山东大学。林甘泉和郦家驹两位升所长与副所长。 经“文革”中的揭发,方知熊德基与东光两位是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据说东光的一句口头禅是“这个问题是个问题”。尹达先生曾说:“东光的好处就是不解决问题。”东光在“文革”期间大约在思想上靠近造反派,曾划为所谓“五一六分子”。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林彪出事后,当时我们在河南明港军营中闲着无事,又要进行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有一次政治学习,他介绍了信阳在大饥荒时期的惨状。大家早已听说,信阳当时是全国的特重灾区。他说到许多家庭都是在劫后余生中重新组合,有的是分别丧夫丧妻,两家并一家,有的是三家并一家,连孩子也是领养的。农民们都不忍提及当年的伤心事,说了就掉泪。东光说着,竟泪流满面。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将此惨况归咎于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自此之后,我对东光先生不仅有好感,还有几分敬意。东光先生长期生活在所谓“阶级斗争大熔炉”中,其职务其实是专门烤别人的,但没有泯没天良,就很不容易。“文革”后,他很快退休。“文革”后,侯外庐先生虽然当所长,但只能在家养病,完全是挂名的。当时另外调来两位,一位是作家杨沫的丈夫马建民,任党委书记,他只管行政,我对他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印象。另一位是梁寒冰,先任排名在尹达先生之下的副所长,后任分党组书记。他是“文革”中著名造反派聂元梓的姐夫,前华北局宣传部长。梁寒冰先生有他的优点,编《历史大辞典》和地方志,是他大力策动的,也果然办成了这两件很有益的大事。他却并不当《历史大辞典》的主编,只是让专家当,此种风格,也与如今不少官员让专家写作出书,自己当主编适成对照。梁寒冰先生官场经验当然丰富,处在他的地位,对一些敏感问题,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己见,但对异论是容忍的,这也不容易。 1990年,我去美国,著名的爱国史学家刘子健先生在一次闲谈中说:“你们历史所的人都是官迷,只有一个人不是。”我忙问是谁,他说:“熊德基。”刘子健先生在1980年代从美国到历史所几次,他所说的“你们历史所的人”,当然是指他所接触的负责人。我真佩服刘子健先生的透视力。熊德基先生的特点,确是与范文澜先生一样,长期身处官场,却仍是保持一种学者气质和风度,而不是官迷。他的《78年清明日天安门瞻仰烈士碑有感》(其二)诗,就说破了其暮年对官场的参透:“升沉毁誉本无端,富贵淫人晚节难。多见激昂慷慨客,奴颜婢膝博高官。” 他的另两首《七十一岁初度(1984年)》也抒发了仍是“忧时”的淡泊人生的情怀:“七十流光鬓似丝,是非功过任良知。生憎硕彦诛心论,每寄孤怀咏史诗。才薄何曾望济世,家贫偏自苦忧时。入山蹈海均非计,矢志皈依马克思。 终古山河万象新,丈夫何必忆前尘。卧薪尝胆原余事,取义成仁愧故人。著述无多差免祸,读书颇悔拙谋身。割鸡沽酒聊为寿,甘老京华作小民。” 但他的自我解剖却与他人的评说不同,其《深夜反省》诗说:“半生碌碌余官气,清夜扪心亦自惭。” 当然,那些真正的官迷和官油子们也决不可能如此反省自己的。 我对熊德基先生真正有所接触和了解,还是始于1971年。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历史所人员是去“五七干校”最晚的一批,1970年只在息县干校劳动数月,即在明年被安置在明港军营闲住。名为清查“五一六分子”,实际上什么事也不做。一大群多数还是年富力强者,成天三饱两倒(指午睡和晚睡),闲得难受。历史所带到干校的书籍只有马、恩、列等文集和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大家闲着无事,只能成天阅读这些书籍。我个人得以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其收获是真正增长了分辨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白天还看点书,夜晚就只能谈天说地,正是成晚谈天,才与熊德基先生结下了两代人的友谊。熟识之后,我叫他“德老”,他对我直呼姓名。 过去对德老不了解,但主要在“文革”中,还是听到了不少恶意的传言,如说他其实没有学问之类。记得我与张泽咸、郭崧义私下交谈,一致认为德老其实还是很和善,很可亲近的,而且也确实有学问,当个研究员,无论如何是完全合格的。德老实际上读了不少史书,主要是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史料,但读书面很宽,如对明末清初的陈忱《水浒后传》、刘淑英《天雨花》弹词等也有专门研究。“文革”前,他发表过讨论《太平经》等的论文,“文革”后,他发表了《论武则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是针对江青之流对武则天的吹捧而写,此书我看过,并且同意他的论点,也看到了他的唐史功力。记得回北京后,军宣队禁止我们使用图书馆,我苦于看不到《三朝北盟会编》,他借了我四册,这是民国时一个铅印标点本,并且告诫说:“这本书错字很多,看看可以,不能当史料用。”说明他对宋代史料也有相当了解。后来见到,台湾又重印了这个版本。经张泽咸先生整理,他的遗著《六朝史考实》由中华书局于2000年出版,33.9万字。经他生前的惟一研究生刘驰先生整理,200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熊德基集》,36万字。 德老治史,当然很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反映在他的作品里面。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研究历史,第一位的是必须“讲阶级”。他曾教我看法国人著的法国大革命史,说这部书的好处,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其诗中的“矢志皈依马克思”之句,是他的心声,而决非目今那些挂羊头卖狗肉者流的廉价出卖灵魂的执照。 有一次,德老对我说:“学问其实应当装在肚里,不必多发表。”其实,在老一代的史家中,有不少人都是如此行事的。例如邵循正老师,既是元史也是近代史的大家,但作品不算很多。记得邓广铭师曾对我说,邵先生“懒”,但很有学问,关键时刻,肯定逼得出上乘的作品。我们在学生时代,连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等人的作品,都视为半经典,恭敬地认真和反复研读,只嫌自己无法理解其深奥,而邵先生是被认为所谓资产阶级学者。及至学问上懂得了点门道,自然知晓,邵先生才是真正的近代史权威。胡绳出入政界,在学问上自然不能与邵先生相比。又如另一位治近代史的老师陈庆华先生,读书很博,但作品不很多。当然,“著述无多差免祸”,也可能是德老不多发表的另一原因。1977年,他写《自嘲》诗说:“著书未遂平生愿,博得头衔号杂家。”表明他原来还是想多写一点作品。 当时我回答说:“德老,你有你的时代条件。我与你不同,如果我不出书,你能评我研究员吗?”的确,前辈学者强调厚积薄发,不轻率发表不成熟的作品,是很对的。如今源于衙门化的所谓量化考核、课题制等,其实是驱迫学者们薄积厚发,多发表质量差的作品；而在衙门化的学术腐败的条件下,也根本不可能有公正和公平的学术质量评估机制。且不说我们这些人,就是某些中年学者也深以为忧。但从另一方面看来,任何一个学者,其学问无非是通过口头或文字,如今当然包括电脑,传导给他人。当然,最好是通过文字,但事实上,总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通过文字。 一些真正的饱学之士,如张政烺师,他的大部分学问竟未能通过文字,传给我们,真是太可惜了!既要多发表,又要发表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真正有质量的作品,言之易,行之难。事实上,就有不少浅学,甚至不学之士,发表质量不高,甚至极差的作品,正因其浅学或不学,反而自我感觉良好。由于没有公正和公平的学术质量评估机制,不少人又习惯做好好先生,甚至彼此互相瞎吹牛,更助长了此类人的气焰。有的人当二道贩子,凭借权势抢占大课题,再教众人出力,本人出名。如此之类,像德老那样的纯实学者,在生前是根本无法想象此类歪门邪道的。 德老喜写旧体诗,后来,他的夫人陈可贞先生还自己出资,整理了一部《鉴堂诗草》的遗著赠我。德老与好友、上海师范大学程应镠先生还偶或唱和。记得在明港时,我也偶尔写点旧体诗,他看了,说文字好,只是不按平仄,我说:“我嫌平仄麻烦。”他说:“其实按平仄不难。”我还是接受了他的批评,此后写旧体诗注意了平仄。江青一伙倒台,一时确是在神州成了普天同庆的日子。如今的中青年学者已不可能有此种亲身感受。记得我的同学、辽金名专家李锡厚先生曾对我说,他活到老,只遇到两次普天同庆的日子,一次是日本投降,大家兴奋极了,总算东北人不当亡国奴了。另一次就是江青倒台,大家欢天喜地,真正有一种解放之感。我回想一下,自己一辈子也只遇到这两回。逢到此种喜庆日子,德老是不可能不赋诗的,今录其二:“口衔天宪自吹嘘,‘武卫文 攻’便剪除。国计民生谁管得,但求浑水好摸鱼。”“明珰衮冕翠帘垂,御苑从容习母仪。笑问金童与玉女,威严是否及慈禧。” 后一诗是指江青曾占颐和园介寿堂,穿慈禧服饰为戏,当时北京人私称江青为“老佛爷”,迟群和谢静宜为金童玉女。 德老注重个人情谊,颇有古代端人正士之风。在那个强调所谓的“阶级斗争”(当然是歪曲马克思主义原意的)的时代,动辄划清敌我界线、六亲不认的年代,就我所知,他的好友程应镠先生划为右派,而德老依旧与他保持旧谊。一次闲谈,方知给我授古代史料学的向达先生,也教过他的课。向先生当然是精通多种外语的中国对外交流史名家,学问很博。我随即问德老:“向先生当右派后,你怎么对待?”他说:“老师还是老师。”翻阅《鉴堂诗草》,方知当1972年,即江青之流淫威尚在时,他已私下写了《悼向觉明师》:“昔年问学待程门,座沐春风夜语深。每忆清明乙丙夜,寸心耿耿向谁论。”“当涂失计自招灾,兰蕙同摧太可哀。阮籍狂佯叔夜死,枭雄从古不怜才。” 不仅是哀悼,而且表明德老在1972年,已对向先生的悲剧人生,有了深刻的认识。 记得林彪事件之后,报刊上已不点名地批判“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即陈伯达。一次政治学习,我忍不住感叹说:“其实,人类知识已经积累了几千年,很多事只要有对普通事物的常人见解,就完全可以办理。但是,这个‘假马’却偏要用所谓无产阶级的、故作深奥的胡说八道,去否定对普通事物的常人见解,结果无非是把许多本可正常发展的事情,搞得七颠八倒。”熊德基先生深以为然,认为我“说得好”! 当时还有一句著名语录:“政治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文革”初期惟恐树叶落下砸脑袋的我,随着思想的解放,胆子也愈来愈大。有一次,我有意发问说:“德老,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政治思想路线算不算上层建筑?”他说:“那当然是。”我又问:“那么路线又怎么决定一切?我不懂。”他一面后退,一面摇着双手,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当然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已经完全明白我的用意,我只是朝他发出揶揄的笑,当然也决不是嘲笑他。经过多次类似的谈话,彼此渐渐地无话不说,而且愈来愈随便了。“文革”后期,感时伤事,我写了篇《秦桧事迹述评》的文章,在执笔时,真有一种古今祸难相通之感。原不过是给德老看一下,不料他看后,以极大的热情帮助发表,寄给刚复刊的云南大学《思想战线》马跃先生。马跃先生亲自给我来信,表示赞赏。不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接踵而至,当《思想战线》给我寄来校样时,已是面目全非,特别是加上了原稿不曾有的将邓小平比作当代秦桧。渴望发表作品的我,当时也只能婉言拒绝发表。不料“文革”过后,此文还是发表不得。还是德老又将此文介绍到《江西社会科学》,方才得以问世。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分歧和争论,例如1980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发表了《王安石变法简论》,他就不客气地指责说:“你简直是在给王安石贴大字报。”我只是笑笑,也不以为忤。两人既然相知,将各种学术观点的争论确实看得很淡,认真听对方的意见,保留己见即可。 我出版《宋朝兵制初探》后,当然须送德老一本。有一天,德老对我说:“王曾瑜,这次我可给你花钱了。”我忙问什么回事,他说:“我花了很大的费用,买了你的书,又寄到国外,给刘子健也寄了一本。”我只能说声“感谢”。在当时,寄国外的邮费太大,普通工资收入确实感觉昂贵。当时“文革”前忌讳学者与外界交往的余风犹存,特别我不是党员,寄书更加不便。他为了把我的作品推荐到国外,确实不惜工本。我心里非常感激,但两人已成忘年交,也不必表示更深的谢意。现在回忆起来,却不免后悔,只能借此机会,向德老的在天之灵深致谢意了。 德老自1982年离休,彼此在所里见面的机会就逐渐减少。我还是经常去他在北新桥平房的住所访问。我慢慢感觉,他确是逐渐衰老。最后的一面至今记忆犹新。我按他的长午睡的起居习惯,大约四点半到。不料叩门竟无人应答。反正是熟人,自己推进门去,只见德老还是在床上熟睡,鼾声颇大。我只能轻手轻脚,静坐在对面沙发上。见他仍然未醒,我不免翻他书架上的书。书已堆积颇厚的灰尘,又轻轻开出门去掸灰,然后再进门看书。大约已到下午五时半,他才醒来,睡眼朦胧中见到我,就惊叫说:“王曾瑜,你来了!”简直是从床上跃起。彼此谈话到天黑。他说自己懒得出门上街,我只是劝他,即使在庭院里也应当多散步。他当然懂得古人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却逆此理而行。1987年冬11月,他辞世的消息终于传来。据说,德老当夜有点不适,就先上床睡觉。家人只听得最初的鼾声,后来听不见了。直到第二天,方知他溘然长逝。这当然是标准的善终。也不知德老离别人世的刹那间,有痛苦否?但愿他没有任何痛苦。 古人说,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这只有到老年才能体会。转瞬间,自己已年过七旬,接近于德老当年逝世的年龄。愈到老年,愈是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感,怀念先于自己辞世的师长和朋友。我已为一些师长写了纪念文章。突然有一种心血来潮,要为两位尊敬的长辈黎澍和熊德基先生写点纪念文章。因为史学作品是永远写不完的,可多可少,一旦精力和体能衰退,写不好,就不应勉强动笔,取讥于人。但纪念文章却必须抢时间写完。如今写完,自己心上的两块石头也就落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