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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这天晚上，我坐在灯下，饶有兴味地细细翻阅一本新近出版的《商务印书馆110周年大事记（1897~2007）》。 书的编排很有创意。书的前半部，选择有不少具有代表意义的老照片及资料影印件，分别嵌入创业—发展—复兴—维持—新生—再创辉煌这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而串起商务印书馆的百余年历史。之后，便采取编年纪事的方式，每年排成两页，左页为大事记录，右页刊有资料，眉目清晰，详略得当，甚至还留有不少空白，整个设计雅致清新。 突然，我将眼睛停留在1960年的左页上，在这里我意外发现了外公谢德风的名字。大事记录上写着：出版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著）。在后面的年代里我继续发现：1976年，出版谢德风译《罗马史》（〔古罗马〕阿庇安著）；1992年，出版谢德风等译《历史著作史》（〔美〕汤普森著）。当然，我还知道，在大事记之外，商务印书馆1998年还出版过外公与孙秉莹、赵世瑜先生合译的《神圣罗马帝国》。 这些文字不由勾起了我对外公的怀念，同时也勾起了我对外公一生与商务印书馆友好缘分的回忆。 1980年12月9日，身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外公以他独特的姿势向这个世界、向他的亲人做了永久的告别：同往常一样，他安详地坐在书房里，手中握着一支老式的黑色钢笔，案头放着摊开的外语原著和译稿…… 外公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人生轨迹集中体现在六个字上：读书、教书、译书。 凭着顽强、刻苦的精神，1924年秋，外公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同时就读于该校的外语系、历史系。1926年秋,又考上了东吴大学的法学系。1930年他分别获得复旦大学史学硕士和东吴大学法学学士两个学位时，年龄只有24岁。 外公的翻译工作，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步的。在复旦大学留校任教时期，他与文学系主任余楠秋教授合译了《欧洲近现代史》。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随学校内迁到重庆北碚，尽管头顶上常有日机轰炸，他仍不时将许多国外的报道译成中文，发表在孙寒冰先生主持的《文摘》杂志上。解放以后，他回到家乡，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任教，并开始了与商务印书馆长期友好的合作。 用“泛舟学海，勤奋一生”八个字来形容外公对事业的执著是恰如其分的。1957年以后，外公身处逆境，在每天被迫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情况下，晚上仍坚持伏案译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罗马史》这两部欧洲古典史学名著，还有《神圣罗马帝国》、《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1765~1917年的美国》等一批译著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 1978年夏天，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我第一次回到外公身边过暑假。他的生活、工作环境令我万分惊讶：“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他被驱逐到长沙郊区一个名为红泥村的地方。坐落在半山腰的简陋农舍，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屋内陈设除了简单的两张床、几口箱子外，就是一个没有刷过油漆的四方桌，上面堆着一尺多高、已经发黄的译著稿纸和一个8磅热水瓶。后来我才知道，由外公执笔主译的上下卷共四册、长达130多万字的巨著——美国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一字一句翻译出来的。 在这本110周年的大事记中，我还有一个发现：从1960年到1976年，再到 1992年,几乎是每隔16年,外公才有一部重要的译著问世。应该说，这正反映了外公严谨的治学态度。因为他所翻译的多是世界古代史，而且有些版本是从希腊文转为英文，然后才拿来译成中文的，于是他在做案头工作时，往往要推敲再三，改了又改，尽量做到“信、达、雅”，尽量找来更多的古代地图、历史文献进行反复查证，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这样就决定了他的译著不可能是“速成”的作品。至今我还保留着商务印书馆1960年2月寄给外公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校订本，上面留着外公用红笔字斟句酌修订的墨迹。 外公还常常笑称自己是“写长序的人”，他写作最长的一篇序竟达50多页。从方便读者阅读出发，他会在《序言》中提纲挈领，概述该著作所产生的历史背景、特点，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分析其优点和不足。这样，外公所写的《序言》往往成为指导读者了解和学习世界古代史的指南。据说，由外公翻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罗马史》传至海外，一些旅居英国的华人看后，对其文笔及材料的翔实，都非常称赞。 外公的足迹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历程中。几十年里，外公翻译了大约400多万字。有些译著，一版再版，有的已累计印刷了7次。他解放后所有的重要译作，都是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即使在他去世后，商务前后有三任编辑一直与家人保持着联系，从送达重印译著的样书到汇寄稿酬，每件事都做得一丝不苟。 1988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汉译名著200种，外公独立翻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罗马史》均被选入。同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历史著作史》（上卷）时，在外公写于1979年11月12日的《译者前言》后面，编辑特意加了一个出版者附言：谢德风教授已于1980年逝世，他生前曾将多部历史译作交由本馆出版，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谨此表示对他的悼念和感谢之忱。商务印书馆对外公的这段评价与肯定，一直让我们家人备感温暖和亲切。 商务印书馆坚持的为学术、为文化的高尚出版理念，外公一生为翻译、为沟通世界文明历史所做的工作，都出自一个共同的目的——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当我凝望着《商务印书馆110周年大事记（1897~2007）》那象征着事业常青的绿色封面时，我相信，外公的在天之灵是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的。 自《中国青年报》2007年6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