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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先父去世五周年之际，我在《政协报》上发表过一篇短短的追思文章，以这样的话开始： “今年是先父逝世五周年，五年来，我每想到过去的家，想到父母的一些事，总想写些什么，但是每次开始又放下，似乎笔下有千斤重。首先是自己有无限歉疚感。我是长女，生前很少尽奉养之责，父亲猝然撒手人寰时，我刚好在香港访问，连最后一面都未能见着，赶回来后，又在遗体告别的前夕出了交通事故，整条腿打了石膏无法移动，结果“父殁丧不临”。终天之恨，夫复何言！” ( http://www.tecn.cn ) 这是我真实的心情。我的歉疚还不止此。自从“三反、五反运动”以后，我被要求“划清界限”，就有意与家中疏远。即使父亲本人的处境有所起伏，在各种“运动”间隙期间基本上是“团结”对象，还受到某些优待，但是对我来说，直到1979年新时期的到来之前的近30年中，我的“出身”在本单位从来都是一个话题，包袱从未放下过。这个包袱的轻重随政治气候而变。同在北京，我回家探望的疏密度也因之而异。这期间，我又有几年在国外工作，更是离多聚少。即使见面也不可能“谈心”，很难有什么天伦之乐。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气候变了，直接影响我家的是可以不用“划清界限”了，我们逐步地恢复了每个周末在父母家的相聚。但是这时，我又根据自己的志愿调入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一心只想把失去的年光追回来，在时间上永远觉得不够用，用在老人身上十分吝啬。特别是对父亲写这本回忆录，竟然没有尽任何人子之劳，现在想来更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 http://www.tecn.cn ) 父亲的领域是金融，在内忧外患的岁月中创业和守业的经验，一整套办银行的思想，有理论，有实践，内容非常丰富，足资后人借鉴。他自己在书中有所追述，如今有些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对这本小书的有关部分十分感兴趣，认为是研究金融史的宝贵资料和线索。如果有心人据此进一步进行史料钩沉和研究，应该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一个极重要的侧面。可惜他开始写时年事已高，越到后来越简单，解放以后的情况更付阙如。这本回忆录他从近90高龄开始到93岁截稿，完全亲笔一字一句书写，连修改后誊清都自己抄。以他的性格，从不会主动提出要别人帮忙，他也早已习惯于不指望女儿们帮他什么忙。我号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最应该意识到这部回忆录的历史意义，也最有条件协助他做这件事。然而，当时一心专注于自己的著述，每个周末回家只见他在书房伏案，没有关心过问。等书出来之后，才感到前繁后简，是因为他已精力不济，还可能思想有所顾虑，我原来至少是可以提些意见的。另外，此书初版之时，我对出版界尚无多少了解，对这本书的意义和应该达到的影响完全没有过问，只被动地出席了一次很少人参加的首发式，事后才想起，他作为金融学会副会长，竟然没有经济和金融学界的学者参加。总之这件事于私于公都令我感到无限遗憾和悔恨。见到许多同辈对其先人的事迹、著述精心收集、整理、发表，实在自愧不如。 ( http://www.tecn.cn ) 现在此书终于能够再版。我所能做的只是尽我记忆所及补记一些自己直接感受和间接了解的情况。但是这也非常有限。第一，因为从我儿时起，父亲在家就是寡言少语，少有直接交流，我所知道的情况率多是从母亲口中间接得到；第二，文革浩劫中所有过去的文献、书信、照片都付之一炬，了无痕迹。现在我能见到的他的笔记本和手迹不是开会时领导人报告的记录，就是历次运动的“交代”材料底稿；第三，我本人对金融完全外行，无法涉及他一生事业的核心——金融思想；第四，我没有条件查阅有关档案资料，例如他在每次政协开会时提过哪些提案，还有他在“三反五反”中的罪名和后来落实政策的结论等等。所以我所能写的也只能是生活中的花絮。不过从我的独特角度却可以从无言中体验到父亲的为人和立身处世的特点，同时从我的家史也可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 ( http://www.tecn.cn ) 由爱国而拥护共产党 我父亲的定位是银行家、金融学家，无论在新旧社会都算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最近天津出天津各界十大名人丛书，把他列入十大金融学家。但是他的处世为人、性格作风与一般人心目中的这类人的形象大相径庭。在他那一代人中即使不算很特别，也已经不算普遍，在今天的青年人看来可能就更难理解了。 ( http://www.tecn.cn ) 我所感受到的父亲一贯为人确实对名和利都非常淡泊，谨言慎行，不事张扬。例如他一贯轻钱财，对物质生活极少追求，是本性如此，而不是故作清高。当然，在解放以前他应属“高薪阶层”（但是与今天的所谓CEO的高收入不可同日语），家中除了太平洋战争之后到抗战胜利那一段时期感受到生活物资紧缺外，一般还是维持中上的生活水平。但是他既然能为陈光甫这样的银行家赏识，委以重任，在各种艰险的环境中维持和发展一家有特色的现代化私人银行，我想还是有较高的理财的本事的。以他的处境，“发财”的机会大约也不少，他却从不置私产。我家解放以前一直是租住普通的里弄房子，没有私房，而且家无长物，我戏称“家徒四壁”，因为不挂字画。那房子由于某种原因有些优惠，对老住户不随飞涨的物价而涨房租，所以我家一直没有搬过家，直到50年代初父亲调北京工作。记得我70年代陪外宾参观上海的鲁迅故居，发现鲁迅的住房就与我家在天津的格局差不多，忽然产生一种不平感，因为我已经为“在优越的剥削阶级生活中成长”做过无数检讨，而鲁迅是无产阶级的旗手，而且“吃进去的是草”！至于其他的财产，我不清楚，大约有一些股票，是因为与东亚毛纺厂的业务关系，人家请他作董事而送给他的，所以每年年终我家会分到不少“抵羊牌”毛线（那是当时最好的国产毛线），我们全家的毛衣都是母亲用那些毛线亲手织的，而且每年都拆旧毛衣，把毛线洗净拉直再织新衣。那时时髦的人已经买现成的羊毛衫，在母亲看来属于奢侈浪费。父亲对上海银行忠心耿耿，但是他在银行并没有多少股份。解放以后他一心想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最早主动放弃定息，据母亲说，反正也没有多少钱，何必背一个剥削的尾巴，可见有股票也不多。他调北京工作时，房价十分低，自购房子还属正常之事，但他坚决不购私房，而住单位分配的房子，起初是一个完整的小四合院，不久他主动让出一排南房，文革中东西厢都被挤占，剩三间北房。80年代中期搬入民建大院的公寓式房子，直到去世。那时不时兴装修，依然家徒四壁，水泥地板，也不添置新家具。而且由于母亲年迈体弱无力打点，随着岁月迁移日益破败，来访者都表示惊讶。有一次一位统战部的领导来探望，举目环顾，关心地问我们有什么要求。那时正兴起“公家”给高干装修房子之风，父亲的“级别”刚好差一级不到自动享受这个待遇。我们感到她见住房实在太破旧，可能暗示我们是否需要装修。但一则父亲的家规是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再者二位老人也经不起折腾，我们就表示什么也不需要。父亲的工资从一开始定为行政八级，一直到最后。在文革前这算高薪，比较宽裕。文革期间有几年他被“革命群众”扣发工资，并冻结一切存款，只发几十元生活费。后来落实政策发回所有欠的工资和存款，他竟然要把那笔钱交公，被母亲否决。母亲说他“交公有瘾”，“这是劳动所得，又不是定息”！幸赖这笔钱在最后几年入不敷出时陆续贴补。这在外人也许觉得奇怪，其实并不足怪，因为改革开放后，相对说来，各行各业的人“灰色收入”日益增多，他完全没有（本书第一次出版得了几千元稿费，他还感到意外，问我该不该拿），而且中青年大多是双职工，我母亲不但没有收入，还常年卧病，后来家中一个保姆不够，需要两个。所以90年代初有著名老大学教授请求补助，说明单纯的“高薪”已经不高了。最后几年我们姐妹，包括我的女儿开始分担他们的保姆费用，父亲并不知情。当然子女赡养父母天经地义，即使全部负担也不值得一提。提到这一点只是说明以他的特殊身份，这样的经济生活是一般人很难想像和理解的。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因为他从不过问家中生计，晚年他受到同事们由衷的尊重和照顾，而且是国内最老的永不退休的公务员，天天可以上班，这就是很大的满足和安慰。 ( http://www.tecn.cn ) 他个人的生活十分规律、简朴，早起早睡，按他认为对健康有益的食谱进餐，几十年如一日。我从小就记得他从不迟到，并且痛恨迟到的恶习。这一点成为他衡量别人的标准之一。对于晚辈睡懒觉、拖拉、懒散，他简直不能容忍，见面就怒目而视。这点无形中对我们姐妹的生活作风有些影响。我们三人性格差别很大，不论各自有什么缺点，至少有一个缺点是没有的，那就是懒散。 ( http://www.tecn.cn ) 解放前由于工作需要，他“应酬”很多，在外面比在家吃饭的时候多，但是从不涉足歌场舞榭，极少在9点以后回家。除了我外婆来天津住的期间为了她有时请朋友来家打麻将外，我家与麻将绝缘。我们都不会打。父亲特别认为搓麻将的气氛有一种“乌烟瘴气”。大约是受他的影响，我对麻将也有这种感觉。作为银行业者，需要“来的都是客，招待十六方”，似乎应该练就善交际、比较圆滑的作风，但是父亲又截然相反。他作风极方，有时甚至近乎迂阔，违背自己原则的事决不通融。除了工作必需外，极少与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来往。即使本来的熟朋友，一旦地位显赫，他就与之疏远，除非对方主动找他，他决不主动联系。遇话不投机者找上门来，他找不出、也不愿找话敷衍，形成对坐无言的尴尬局面也是有的。书中第二十二节提到在1941年以后日本占领期间“群魔乱舞，人妖难分，不得不与平日素所鄙视，或不愿接触的人物虚与委蛇”的苦痛心情，我完全能想像。记得在那期间有一次他回家脸色极难看，拍桌子、摔东西，我们都不敢多问。最后他对我迸出一句话：你将来一定不要干银行，什么人都要敷衍，简直不是人干的！他终于积郁成疾，生了几年肺病。又值物资匮乏，那是我家日子最难过的一段时期。 ( http://www.tecn.cn ) 有一件事，书中没有提起，我是听母亲讲述的：大约是1941年左右，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前后，父亲有一次因业务出差到上海和南京，比预期的日子提前回天津，告诉母亲说“我是逃回来的”。原来他的老同学周佛海（过去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们一度关系不错）闻讯来找他，竭力动员他参加伪政权，并许以“财政次长“之职。他心中十分害怕，婉言拒绝，说我资耀华如果想做官，或发财，早就有机会，不必等到现在。最后周佛海见他意志坚决，看在老同学份上，放了他一马，说既然人各有志，就不勉强了。尽管如此，他感到周可能不是个人的意见，自己处境凶险，赶忙提前回津了。母亲对他说，如果你做了汉奸，我立即与你离婚。这是抗战胜利后谈到周佛海以汉奸罪被处决的消息时我亲耳听母亲说的，在那以前她是谁也不敢说的。 ( http://www.tecn.cn ) 父亲衷心拥护共产党，而且直到晚年始终不渝，这里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也有他本人的特殊性。共性是指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的那句“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百年民族屈辱和忧患迸发出热泪如雨。我见过父亲的一篇自述中说到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作为中国人受到的是公开的蔑视和欺负，在美国留学期间受到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怜悯，二者他都受不了。所以在年近半百时听到毛主席那句话，立即热泪盈眶，从此决心追随共产党。外人和当代青年对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解放以后对种种苦难、委屈、乃至残酷、荒诞的承受力感到不可思议，要理解这一点当从这句话开始。那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那种对民族屈辱的感受，怎一个“爱国”了得！ ( http://www.tecn.cn ) 对父亲来说，还有他的特殊性。他体质很好，很少生病，壮年一共生过两场险些夺命的大病，一场是让日本人气的，已如前述，一场是让国民党气的。对国民党深刻的失望对他打击尤大。他奉陈光甫之命不得已忍辱负重留在沦陷区，每时每刻都在盼光复，偷偷在被窝里听广播，每听到重庆的声音就很兴奋，是对国民政府寄予很大希望的。本书第二十三章叙述他在抗战胜利后作为华北金融界的代表访问重庆的失望情况我也有记忆。他去时正浸沉在日本投降的兴奋之中，抱着满腔希望和宏远的规划而去，归来时判若两人，几乎是抬回来的。记得胜利后第一个“双十节”，我们学校组织庆祝游行，还有“欢迎国军”之类，他在病床上有气无力地说：“庆祝”、“欢迎”什么呀，不要去了。后来，如书中所说，宋氏家族又对他们那些民营银行虎视眈眈。他从1935年到天津“创业”到1948年底天津解放的十几年中名副其实地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没有真正舒心过。所以对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心悦诚服。有一点书中没有提到的，他1948年奉派到美国，在美国期间读到了《新民主主义论》，大为兴奋，更促使他兼程赶回国。他原来是立志不参政的，大约1947年间我亲自见他撕掉一张天津市政府的聘书，具体是什么不记得了，大约是顾问或参议之类。但是1949年共产党请他参加政协筹备会议他欣然参加，并一直以此为荣（他逝世后报上发的讣告对他的生平介绍中有一句话：“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就是指建国前后的一段活动）。解放初期他真的是热情满怀，并积极建言。其中被认为立了大功的一条就是及时劝阻了取消“中国银行”名号之议，保留这个名字，从而为国家保存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笔外汇。今天中国银行的职工，乃至整个银行界大概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了。 ( http://www.tecn.cn ) 除了民族国家大的方面之外，我感到他的秉性、生活方式以及对私产的淡薄等都使他比一般上层人士更容易接受共产党的统治，更少抵触和顾虑。从意识形态上讲，他并不特别欣赏自由主义。他不大喜欢美国人的放任，而佩服德国人的认真、严谨和纪律。当然，他在二战中的立场绝对是在反法西斯一边，只是为德国人民惋惜。我听他说过， 30年代（大约1933年）到德国时印象很深，感到这是一个非常优秀、“有出息”的民族，真可惜，被这么个人领上了歧路！他自己的作风也很严谨，例如把准时、履约看作很重要的原则。所以，解放初期他对共产党的讲纪律并不像一般自由知识分子那样感到拘束。他与我母亲都厌恶纨绔子弟，解放后发现他熟悉的青年以及子侄辈中冒出来不少地下党员，而这些人率多是符合他的标准的朝气蓬勃、勤奋向上的青年，也增加他对共产党的好感。凡此种种，都能解释为什么在许多工商界人士惶惶不安，不少上层家庭准备南逃时，他反其道而行，从美国赶回天津，决心追随共产党。这是合乎逻辑的选择，解放初期的“积极”也是真诚的，极少被迫的成分，更不是投机。 ( http://www.tecn.cn ) “三反五反”运动 解放前后，一般家庭都是子女先接受进步思想而后影响父母，在这过程中的矛盾都是下一代思想激进，批评上一代保守。我家却相反。我在解放之前身居学运高涨的清华大学，却一直不问政治，埋头于图书馆。而父亲此时已经与当时他并不知道的地下党员有所联系，而且对他所理解的 “新民主主义”十分拥护，并以为共产党将完全付诸实施。所以解放初期的确热情高涨，积极响应各种号召，应邀参与各种活动，并知无不言。天津解放初期他提过哪些建议，除上述保留中国银行外，我不得而知。刘少奇到天津与工商界人士座谈，当然也有他在内，并为之兴奋不已。过去他清高自守，现在反过来批评我的“清高”，敦促我积极赶上时代的步伐（我后来的思想转变以及一度相当极端却与他的影响无关。关于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此处暂且不表）。直至“三反五反”运动之前，他一直处于这种状态。 ( http://www.tecn.cn ) 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对他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也是我与家庭关系的转折点。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半年，分配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并且已经入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而且似乎颇受信任，似乎还是“组织上”考虑培养入党的对象。我填表的家庭出身是“民族资产阶级”。当时的感觉，这一出身不算太坏，根据建国初期对国旗的解释，这也是团结在共产党这颗大星周围的四颗星之一（几次政治运动以后，这一解释就不再提起，文革中并受到批判）。单位领导提及我父亲时都肯定他是“进步民主人士”。“三反”运动刚开始时，母亲给我的信中一如既往采取积极拥护的态度，并真诚地认为这是共产党无私的表现，是移风易俗的运动。没有想到，一夜之间，突然父亲变成了运动的重点对象。母亲来信简单告诉我父亲已经停职检查，不过他自己问心无愧，相信组织上一定会搞清楚的，并叫我不要受此事影响，安心工作。我立即将此信交给直接领导我的科长兼党支部委员（今人有所不知，交出私信实际上是政治运动中的常规，特别是与运动对象的通信）。他一反平时对我的态度，十分严肃地对我说，他们已经知道我父亲问题严重，母亲这封信说明她态度很不端正，还在掩盖，企图蒙混过关。他说我作为团员，面临严峻考验，必须与家庭彻底划清界限，把“屁股”坐到无产阶级这边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做到脱胎换骨，等等。我表示如果父亲真有违法问题，我当然站在党和人民一边，拥护组织对他的一切处理。他说这是消极的态度，如果真想通了，就该积极揭发。不久之后，正逢春节，我是单身，有探亲假，春节回家是计划中事。这次情况特殊，经请示领导，仍准许我回去，并表示这也是组织对我的考验。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家里，只见饭厅墙壁上还挂着“爱国公约”和“抗美援朝捐献奖状”。父母对我态度依然如故，但家中气氛自然与前不同，不再有以往春节那种亲友来往的热闹。父亲已经不去上班，天天在家闷声不响，不是埋头写交代，就是看书报。他本来在用《联共党史》学俄语，现在有时还继续。我看到一张《天津日报》，上面头版头条赫然大字标题：“大奸商资耀华拒不坦白”，简直懵了，一个“奸”字与我平时对父亲为人的印象怎么也联不起来。本来对工商界是查偷税漏税问题，父亲却多了“里通外国”，还有什么未交代的历史问题，记不清了。父亲基本上没有同我讲几句话，只说我现在与他划清界限是应该的，一切听组织的好了。母亲略有不理解和牢骚的表示即被父亲制止。我还从母亲口中得知原来上海银行的一个年轻职员被隔离审查，要他揭发父亲的问题，他想不通跳楼自杀了。此人曾送我上火车去北平上学，所以我也熟悉。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坚守私下也不对他们表示同情的界线。因为私下里说什么话，我也必须向组织一五一十汇报，而向组织有所隐瞒是我根本不可设想的。这个春节过得很沉闷，我提前回北京上班了。 ( http://www.tecn.cn ) 当然一到单位，就向领导如实汇报在家中所见所闻，表示我对父亲的问题完全不了解，但是相信组织，接受组织的一切结论。与我谈话的人立即指出，我的感情立场不对头，“已经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党已经吹响向资产阶级进攻的号角，而我却还采取这种模棱两可、消极等待的态度，说明阶级烙印很深，同时也说明我父母很不简单，埋藏很深，云云。从那时起，我从被培养的“积极分子”变成了运动中重点“帮助”对象（“帮助”一词还是留有余地的），团小组会、党团组织和行政领导轮流谈话，进行帮助教育，要我与过去“一刀两断”，在思想上斩断与家庭“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虽然没有被停职反省，但是被“照顾”减轻工作，多一点时间思考，写思想总结，揭发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全面彻底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从记事开始以来的经历，交代一切属于剥削阶级的社会关系，连只听说过而没有见过面的远亲，只要不是劳动人民也写进去。家庭出身一栏填的是“大奸商”，（可能至今这份自传和表格还在我人事档案中）。在诸多教育我的话语中对我起关键作用，同时也令我最苦恼的是：相信谁，立场就在谁一边。你是相信党，还是相信资产阶级父母？我当然选择相信党。那么过去以及现在父亲的所有拥护共产党的言行都是伪装？那伪装下掩盖的是什么呢？他想做什么坏事？我真想不出来。我搜搜刮刮把从小到大所有在家中的生活细节都从反面来看，交代出来。例如母亲特别重视我们的健康，一有病就打针吃药，那位科长告诉我，那叫“活命哲学”；至于重视教育，在广大劳动人民子弟上不起学的情况下，上大学、学钢琴，本身就是一种罪过，这一点，我在入团时已经认识到了。再通过社会关系的交代，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中无一工农，最多也是没落到城市贫民。这些，都证明我实在出身不好，需要脱胎换骨。这些，我都“想通了”，无可留恋。但是还解决不了揭发父亲的实质问题。我已经理所当然地把全部家信交出。父亲基本上不与我通信，都是母亲的信。除询寒问暖外，都是正面的话，无一句对形势和党的不满。再说，自春节回京后，我再也没有与家中通信。在万般无奈中忽见报载我所熟悉的一位中学同学登报声明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父女关系。我得到了启发，立即向组织提出，我也决定公开声明与父亲脱离关系，以示彻底划清界线。谁知被驳了回来，说这不是党的政策。而且形式上脱离关系并不等于思想上划清界线。我很久以后才知道，其实那个时候我父亲的问题已经基本上有了结论，是“完全守法户”，“里通外国”云云也属子虚乌有。但是碍于某些在位者的面子，并未正式公布。按道理，应该在同样的范围内公开恢复名誉，但似乎历次政治运动被公开“搞臭”的，即使后来“平反”后也极少公开。好在一般公众已经习惯于冤假错案，不把运动中的罪名当真，很少人记得某人被扣过什么帽子。在我这边，组织从来没有正式告诉过我父亲没有问题的结论，我的“教育改造”从此时开始再无尽头，家庭包袱也从此背上，直到文革结束。由于一段时期与家里失去联系，父亲工作调北京，举家迁京，我也没有及时知道，后来才从妹妹处知道。再取得组织同意，回北京的家探望，已是一年以后了。 ( http://www.tecn.cn ) 关于他“三反”中受冲击究竟事出何因，我至今不十分清楚。只是很久以后听母亲概述，大约是解放初期党组织要他争取已在香港的陈光甫和天津东亚毛纺厂的老板宋飞卿回来。他因此奉命与他们通信，而且还负命去过一次香港。当时给陈光甫的条件非常宽：本人和资金的来去都自由，唯一的要求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与新政权合作。陈光甫几乎已经接受。但是运动一来，这些联系都成罪名，“里通外国”由此而来。没有人再挺身而出为他说清楚。后来又如何弄清楚，由谁决定，做出了无罪的结论，母亲没有说，她究竟了解多少，我也无从知晓。反正父亲对此绝口不提，即使在这本最后的回忆录中也完全略过。只在本书第三十六章最后提到他已经为陈光甫在北京找到合适的住宅，“正在与卖方讨价还价时，三、五反运动开始了……当然结果不但陈光甫不能回来，而我与香港也不通音讯竟达三十年之久，在美国的朋友还以为资耀华早已不在人世了”，其他尽在不言中。个中详情只有待于今后有人专门研究天津的三反五反运动历史，并能查阅有关档案，才能大白。 ( http://www.tecn.cn ) 如今回头来看，这段历史决不仅关系到资耀华本人，或我一家，而是中国党史和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近年来有些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率多把反右运动作为一个转折点，认为在那以前，毛泽东基本上是沿着新民主主义思路行事的。根据我的切身体会，这一转变至少从“三反五反”运动已经开始，甚至更早。例如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已经提出今后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这“资产阶级”当然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当时没有为人注意，特别是那些自以为属于团结对象的民主人士尚沉醉在“旧邦新命”（借用冯友兰先生语）的兴奋中，没有觉察到这一提法改变的意义。“三、五反”运动，一般老百姓印象深的是惩治党内贪污，至今人们对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津津乐道。而对当时提出党内腐化的根源是“资产阶级猖狂进攻”，把根源推到党外“资产阶级”身上，并未深思。所以从那时起，开始向一个“团结对象”开刀；到反右时，重点为另一个团结对象，被定位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时还有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方”；再后来，对象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然后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内“走资派”，以及全社会“一切牛鬼蛇神”……“团结”对象缩到最小范围。回头来看脉络是清晰的。 ( http://www.tecn.cn ) 不论父亲后来的处境起伏如何，我本人从那以后就与家庭关系疏远了。克服亲情的发作成为我无穷尽的思想改造的一部分。父母对我态度不变，对我的疏离，甚至不近人情的举动，都完全谅解，毫无怨言。尤其是母亲，只要我回家，总是关怀备至，凡我所需，她都主动提供，只怕我不接受。应该说，我那时对家里是很自私的，生病、生孩子时还是以家为避风港，平时则若即若离。客观上，我回家的密度随政治气候而变。我女儿出生时是全国饿饭期间，暂时顾不上阶级斗争，那时的政策是鼓励自寻出路，我回家在母亲照顾下做月子，以及随后因工作太忙（我产假没有满就奉派随代表团出国了）把女儿托给母亲照管，是单位组织和同事都默认为理所应当的，无甚不妥。那时断绝母奶，只靠初生婴儿得到的牛奶和白糖的配额是养不活一个孩子的，完全靠两位老人把自己的那一份省出来补充。但后来到阶级斗争天天讲之后，我的这一经历又成为组织生活中的一个题目了，牵涉到“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问题。我只好及早设法把孩子送进全托的托儿所。至于“三、五反”及以后的政治运动，在我家中是基本回避的，所以我始终不知道具体情节和父亲从那以后的想法。根据我的观察和揣测，有几点可以肯定：第一他真的没有很大的怨气，对共产党始终抱有信心；第二，他本来为人谨慎，以后就更谨慎，这可能也是反右运动得以幸免的原因之一。当然如他的书中所说，南汉宸的保护也是一个因素，否则欲加之罪，就凭已经发表的几句话也就够了；第三，他从调北京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埋头编写那几大部货币史资料，更加与世无争。 ( http://www.tecn.cn ) 从本书的内容看，前详后略，从解放初期一下跳到文革，中间全部略去，“三反五反”只字不提，这固然与他的精力有关，但也说明他对共产党采取“为尊者讳”的态度。而文革是中央明确否定的，可以写，实际上也是轻描淡写，远不能反映当时所受的冲击。文革中家人之间完全断绝了来往。开始还通电话，后来父亲工资被冻结，每人只发20元生活费，虽然电话没有被拆掉，但15元的电话费已交不起，自动把电话上交了，从此失去联系。我不敢在经济上接济他们，因为那就是“与群众对抗”。父母下放干校时，家中老保姆来通知我。当时我们单位已由军宣队接管，也在准备全部下放。那时下放以后就不一定能回来，所以不作以后还能再相聚之想。我请示军宣队能否回去见一面，送送行。那位领导冷冷地说，此事由你自己决定，你应当知道该怎么做，后果由你自己负责。随后，一位刚刚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原单位的老领导特地找我，悄悄对我说，我劝你还是不要去，现在正是清理阶级队伍和审干的时候，见过一次就说不清，对你不好。在那种形势下，他主动对我说这些话也要冒一定风险，我理解是完全出于好意。于是终于没有去送行。再见面是在1971年我从干校回京之后，他们二老已先行回京。此时我一家三口离开了机关大院的集体宿舍，分配到外面与同事合住一套公寓，行动不再在众目睽睽之下。尽管没有任何阻止我与家里来往的明令，但直到文革结束之前，我回家探望次数仍很稀疏，并且有意无意决不在机关同事中提起。 ( http://www.tecn.cn ) 最后二十年 从1976年四人帮倒台到1996年去世，父亲在新时期正好生活了20年。他对改革开放衷心拥护，对新时期充满了希望，也包括自己的家庭。有一次我回到家中。他对我母亲说：“老太太，你该高兴了，现在你的孩子可以不跟你划清界限了！”（这是他一贯的表达方式。例如希望我们多回回家，或呆得长一点，他总是说你们姆妈可想你们了，而不说他自己）。这句话蕴藏着自“三、五反”运动三十年来多少压抑的亲情，这种辛酸只有生活在这段历史中的特定的中国父母才能体会，外人是无论如何无法想像的。 ( http://www.tecn.cn ) 以他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在新时期是可以有更多作为的。可惜年事已高，而且实际上也还存在许多曲折复杂的情况和阻力。对于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历次重大问题的争论他持何意见，我不得而知。只见他留下的80年代的三本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这几年的各种会议记录、报告、政策要点，十分认真。有时有一些纸条，像是自己的感想和批注，或是发言提纲。 ( http://www.tecn.cn ) 有一张1988年6月5日的台历纸上写了四句顺口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四句话写了两遍，先是七言，后改成五言： ( http://www.tecn.cn ) 办好七件事， 件件快人心； 环球共景仰，中华气象新。 这张纸夹在笔记本中的那一页上记了七点，大约就是中央要办的“七件事”。照录如下： “一、严格控制信贷重量，灵活调剂贷款规模。 二、集中资金，保证旺季收购资金的合理需求。 三、坚持信贷原则， 优化贷款投向，促进企业调整产业、产品结构， 搞活生产，搞活流通。各银行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坚持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则。在正确保证农副产品收购需要的同时，支持基础工业的发展，支持指令性的生产。 ( http://www.tecn.cn ) 四、继续抓好清理企业拖欠资金工作。 五、进一步搞清资金XX（看不清） 六、对农村信用社开办特种存款。 七、加强现金管理， 严格控制现金发放。”[ZZ1] 有一张字条可能也与以上政策有关，像是他自己的意见： “近几年来国务院连年发文严格控制货币发行， 加强现钱管制。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因为过去按着产品经济建立起来的银行体制再也适应不了今天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了。钞票闸门关不住，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更不可关住一只虎，放出一群狼。”[ZZ2] ( http://www.tecn.cn ) 还有一个笔记本中夹着几张发黄的剪报，都是促进物价改革、关于民营经济的地位以及改革经济管理的文章，我惊喜地发现，其中之一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就物价改革的积极作用对《人民日报》记者的访谈录，标题是：“过关有风险，关后是平川”。另一篇是《北京日报》的文章，标题是“‘稳定’不是‘固定’”，上面有些地方还划了红杠。 ( http://www.tecn.cn ) 以上吉光片羽多少说明他对经济改革的每一步的关心和在具体政策上拥护改革的倾向性。 出于对“四人帮”垮台之后的新形势的兴奋和期望，他又做了一件一般人认为“冒傻气”的事。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次政协会议上，他郑重其事地提出了对某些领导人的子女利用特权出国访问的批评，因为那涉及到他最珍惜的国家外汇问题。这件事竟然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当事人的反应，出现了一次小小的波澜，对他个人后来的处境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实他所提出的子女特权问题与后来的腐败现象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关心他的朋友们奇怪，以他的身份，提些有关经济改革的建议是题中之义，为什么要不识相地去提什么“特权”问题，自讨没趣。我虽然没有与他谈过此事，但完全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本人廉洁奉公、律己之严，也熔化在性格之中，几近苛刻，处新旧社会都一样。可以说，凡是原则上规定而实际上很少人完全执行的规章制度，他都认真执行，一丝不苟。以至于在家里与我母亲吃同样的药都严格分开，因为他们俩医疗费的报销渠道不一样。其余可以想见。他理想中的共产党当然也应该这样。在当时“拨乱反正”的口号下，他真诚地对共产党寄予厚望，认为应该防微杜渐，并没有想到这点意见会引起对自己不利的影响。那一次，他没有处之泰然，而是进行了一定的抗争。不过在家里照例不说什么。小妹民筠告诉我在家中的一张纸上发现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 http://www.tecn.cn ) 比邻二井在山岗 一井冰凉一井汤（烫） 自然造物犹如此 怎叫世态不炎凉 这是他唯一的牢骚话了。但是他对共产党近乎天真的厚望不改。多年后有一次，他忽然对我说，某位高官的儿子被任命为某金融部门的高级领导，他认为他实际不够格，他本来对人家议论这类裙带风、任人唯亲的事不相信，现在看来真有其事，说罢直摇头。实际上到了那个时候，比这严重得多的事大家早已司空见惯，他竟然对这样一件事感到吃惊，而且才开始觉得那些流言有一定根据，也令我感慨系之。 ( http://www.tecn.cn ) 他一向沉默寡言，对自己在历次运动中的遭遇以及得失荣辱绝口不谈，也从不议论“小道消息”。晚年失聪，基本上靠笔谈，我们同他交流就更有限，不知道他心中有些什么想法，对“世风”究竟知道多少。我能够体会到的是他的生死以之的爱国心。他从四十年代末下决心追随共产党，不为别的，就因为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认定共产党能使中国摆脱贫弱和屈辱。在对外关系问题上，每次中国态度比较强硬时，他都感到高兴，对于国家的统一更是不能释怀。1984年，他奉派访问香港，任务是通过金融界故旧的关系，了解一些情况，并就当时香港一些人士对回归的疑虑作一些解释工作。他对此非常认真，作了充分的准备，后来在他留下的笔记本上看到密密麻麻的有关香港的各种数字、资料。他此行的活动内容我不知道，只感到他情绪不错，与我闲谈时有一点见解给我印象很深，他说：现在香港的上层大资本家一味说好话，其实他们狡兔三窟，早已准备退路，资金和子女都送到国外；那些吵吵嚷嚷，看似疑虑重重的人是中小工商业者，他们无处可去，是准备呆下来的，所以把自己的担心和顾虑说出来，希望能得到解决。政府不应只满足于听好话，而重点应倾听那部分人的意见和疑虑，阐明政策使他们安心。这一分析对我当时很有启发，估计这些意见是包括在他向上汇报之中的，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 http://www.tecn.cn ) 他每天阅读大量书报文件，但多为官方消息和口径，有些情况，他可能比一般人闭塞。我还隐隐约约感到他有一种心理：他一生感受最痛切的是国家的衰弱和民族屈辱，共产党是他唯一也是最后寄托希望的政治力量，所以从主观愿望上对一切负面的情况不大愿意相信和接受，宁可信其无。但是以他的阅历和对国事的关心，恐怕也不可能对现实全然无知。有一件事可能说明一些问题：他曾表示要送一件象征性的礼物给一位经常对他生活照顾有加的统战部官员，略表感谢之意。华筠建议可定制一件刻一篇古文或诗词的小型工艺品。他欣然同意，并立刻提出要刻“阿房宫赋”。我为之愕然，说，最后几句话是否太刺激了？他一反常态，大声强调说：“我要的就是那几句话”！（那几句话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由此看来，他虽然平日无言，心中并非没有想法，而且想得很深。（后来因字数太多，那件礼物终于没有用此文）。 ( http://www.tecn.cn ) 书中有一处提到《大公报》，沿用了“小骂大帮忙”一词。书一出版，我们以及一些朋友都感到不妥。我想如果在付印前发现，我会劝他改掉，因为此话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中国领导对《大公报》的贬词，不符合《大公报》实际的宗旨和客观的历史功绩。原来我曾考虑在再版时把这一段删去。但再思之后，我觉得自己无权这样做，因为父亲已不在，无法征求他的意见。再者，从上下文看，他似乎有自己的看法，并不完全是追随一定的“口径”，只是借用这一词。另外，近年来，我在研究西方新闻媒体的作用时，有一个新的体会：实际上，所有的媒体对执政者的批评只要不是号召以暴力推翻政府，归根结底都在“小骂大帮忙”，能否真的起到“帮忙”的作用，端看这个政权是否能容忍和接受“小骂”，并进而实施改良，这就是舆论压力的作用，也是西方社会不断和平改良的动力。当年蒋介石表面上曾对《大公报》负责人礼遇有加，这是事实，但是除了表面文章外，如能真的接受批评，不论是“小骂”还是“大骂”，自然对社会改良有利，就不至于最后被推翻，那客观上这种批评就起到了“大帮忙”的作用。历史事实是，国民党执政者并没有这种明智和“雅量”，当时国共又处于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的形势，《大公报》的“不党、不私”自不能见容于任何一方。这是中国政治的特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小骂大帮忙”也不一定是贬义。这是我的想法，当然不能代替父亲写书时的想法，那是我已无从知晓的。 ( http://www.tecn.cn ) 作为金融学者 世人多知资耀华为银行家，较少注意到他作为学者这一面，所以想特别提一下。1999年出版了一本《世纪肖像》影集，是一位青年摄影家沈建中摄制的一批与20世纪同行的文坛、学界耆宿的影集，父亲以“金融学家”列入其中，令我感到欣慰。本书封面就是用的这幅肖像。他过去的著作，我举不全。只知道他20年代末撰写的《货币学》（商务印书馆出版）曾长期为大学经济系的重要参考书，还有《信托与信托公司论》、《银行问题之研究》等。他自日本回国后在杂志上发表的多篇论文，包括为陈光甫注意到而决定他以后的道路的那些文章很难收集到。我手头只有一本书页已经残破发黄的著作《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三年发行，民国二十六年再版”。陈光甫为之作序，大意称：中国自开港以来外汇业务多通过外商银行，损失很大，近十年来国人自办进出口，挽回权利不小，“但研究我国国外汇兑之专书反不可多得，而融和国外汇兑的理论与实务之专书则更决无而仅有焉……耀华为比航调查不经理，才学兼长，服务精勤，……于行务之暇，讲过外汇兑之理论于实务融和一炉，成为专书，藉供国人之参考。务部嘉其学术成功，而嘉其能利用行务之余暇，从事学理上之研究；更嘉其能主义谋银行与商人之合作，故乐为之序”。[ZZ3] ( http://www.tecn.cn ) 这几句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填补了空白”，而且是真的空白。这样专业的书三年后得以再版，在当时应该有相当的影响。至于现在对研究金融史的学者的参考价值，我无法判断。 ( http://www.tecn.cn ) 本书提到他曾有一本关于在日本听河上肇教授讲课的笔记心得的书稿，因河上肇被认为与托派有关，未能出版，文革中书稿也被毁，这应是无法弥补的遗憾。河上肇是著名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现在我国是否有研究他的学者，我不知道，但亲自听过他讲课，还保留完整的笔记的大约没有了。 ( http://www.tecn.cn ) 解放初期他发起创办了中国金融学会，一直担任副会长（会长照例为历届人民银行行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他解放以后几十年间，实际上最主要的业绩是主持完成了《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清政府统治时期）》、《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等几部巨典。其中第一部是1964年出版，其他都是80年代出版。这几部典籍的丰富内容和学术价值不必赘言。作为研究工作者，我深知编纂此类资料集所需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集体高度敬业精神。这很符合父亲的性格，他几十年默默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我也是偶然知道的。直至80年代书终于出齐时，他难得地喜形于色，才向我说起他如何看重这项工作，在文革中什么都可以丢掉，就是千方百计保存书稿，下放干校时自己唯一抱着不放的就是这部稿件。我建议他为此书写一序言，叙述成稿之曲折艰辛，包括文革中的故事。他说：那岂不是有自我标榜之嫌？此书的确是许多人的劳动结晶，他不愿以任何方式突出个人，坚持只署“人民银行参事室编”。后来民国部分出版时，为了使其他许多人的贡献不致埋没，他才同意在书后按姓氏笔画印上编者的名单，他的名字列在其中。此时许多人的名字已加上了黑框。后来有人跟我说，如果他同意署名主编，以他的名望，此书在海内外销路还会广一些。这当然不在他的考虑之列。也许在另一种情况下，他后半生可以做更多事，但是不论怎样，他终于留下了虽不会引起“轰动效应”，却能永久嘉惠后世学人的著作，而且自己能在生前亲眼看到，也算是幸运的。 ( http://www.tecn.cn ) 前几年，我的一位朋友，天津南开大学冯承柏教授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天津金融文化浅谈”，其中提到天津银行家的经验和思想是宝贵的遗产，并专门以资耀华的做法和想法为例，总结出六点，认为“具有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消化和吸收”。今征得作者同意，把这一段附在书后以飨读者。 ( http://www.tecn.cn ) 以道义相许的婚姻－关于我的母亲 本书第三十五章“贤妻良母”专门谈到我母亲童益君，情深意切。父母亲同年，都是20世纪同龄人，并同享高龄，度过了“钻石婚”，可谓白头偕老。但是晚年一个失明，一个几乎完全失聪，简单的话可以对着耳朵嚷嚷，复杂一点的就只能通过写字，母亲绝对没有力气大声嚷嚷，也无法写字。所以实际上他们二人已有多年无法交流。只有我们姐妹周末回家时母亲抓紧机会叫我们对爸爸用书面写她要说的话，内容大多是重复的对他起居的各种嘱咐。但是她的存在对父亲就是一个安慰。父亲经常坐在她床边的藤椅中埋头看书报，不时站起来绕床而走，对她注视片刻，或忽然拿一块糕点塞进她嘴里，尽管她已看不见他的表情。1995年夏母亲去世。父亲遭此打击，内心哀痛难以言喻，他一向感情不外露，只是埋在更深的沉默中。他原来健康状况相当不错，还每天上班，大家都预期他能活过百岁，却于母亲走后半年猝然去世，应了老年丧偶半年是一关的说法。母亲走后不久有一次，我照常陪坐在旁，相对无言。他忽然像是从很深的思绪中脱口而出：“你们的姆妈是了不起的，聪明和才干都在我之上，是为我做出了牺牲，我对不起她”。这是几十年来我听到的他唯一对我母亲的表白，是他发自肺腑的一生的歉疚，所以在书中设专章写她，只是仍以他特有的含蓄和简约的方式。他刻骨铭心的怀念和深深的歉疚我能体会。 ( http://www.tecn.cn ) 我从懂事起就经常私心为母亲不平。父亲逝世时至少还发了讣告和生平简介，母亲去世时却一切从简，我们连讣告也没有发。她的一生淹然无闻。而母亲实际上是不平凡的女性，对我本人养与教兼施，慈与严并行，影响最大。所以在为本书写补记之时，我有一种冲动，必须将我亲身体验的母亲的才识、品藻，和对她经历的有限的了解写出来，以还我心债。同时她的一生也是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中国妇女命运的一种典型，折射出时代的特点。 ( http://www.tecn.cn ) 得风气之先的书香之家 母亲原名童寿慈，字益君，后以字行，浙江湖州人。她的父亲做过地方官（好像是松江府台），据说是由于膝盖有风湿，不能下跪，所以断了晋升京官的路。杭嘉湖一带既是鱼米之乡，又是历朝人文荟萃之地，而且在中国开始与外洋接触中得风气之先。母亲就是在那样一种氛围中成长的。她家庭虽不是世代簪缨，也算得书香之家，同时我的外祖父母都比较开明。因是之故，女孩子也自幼能同男孩子一起在家馆中读书。她六、七岁时，外婆要给她缠足，在我舅舅的大力反对和外祖父首肯下得以幸免，这在20世纪初即使在比较开通的江南也是很少的（后来我见到不少与她年龄相仿的知识妇女都是“解放脚”）。我的舅舅童润夫也留学日本，学纺织工业，后来在上海纺织工业界卓有成就，解放以后最后的职务是华东纺织局总工程师。外祖父逝世较早，大约就在辛亥革命前后。在清末革命思潮汹涌中他对儿辈说：我已经食君之禄，只能忠于清朝，而你们尽管去追随新潮流，只要能救中国就好（大意）。他去世后，家道中落，儿子不久赴日留学，有三个未成年的女儿，益君居中。此时正值女学兴起，外祖母竟力排众议把为女儿嫁妆准备的积蓄都用于供她们上新学堂，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之举。因此我母亲得以受到新式教育，这是她经常讲到，铭感于怀的。 ( http://www.tecn.cn ) 我的两位姨母都上的女子师范学校，母亲却于1913年以十三岁的低龄考入新成立的设在苏州浒墅关的江苏省立女子蚕桑专科学校，是最小的学员。那是当时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以及女子教育的风气下一些仁人志士开办的新型学校，理念、教学内容和制度都很前沿。宗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授科学的新法养蚕，然后在全国推广，最终改良中国的丝业，加强与日本的竞争力。这很符合母亲的旨趣。她虽然自幼读古诗文，但并不是文人才女型的，对风花雪月、填词写诗没有兴趣，思维方式重理性、重实干，有极好的数学头脑。她常爱讲的轶事之一就是她考蚕桑学校之前算术只学到四则，她哥哥在陪她去苏州的火车上突击教会她开方，考试果然用上，就考取了。六年（或五年？）后毕业，又在上海上了一年英语专科学校，原来想考金陵大学农学院深造，还曾有留日的机会，但是由于不愿增加并不宽裕的家庭负担，觉得应该为外婆分忧，就步入社会工作了。这种克己为人是她一生的行事风格。 ( http://www.tecn.cn ) 她所从事的工作一部分在丝业改良领域，例如试验新法养蚕的制种场；另一部分是办学育人，最后的职业是镇江女子职业学校蚕桑科主任，这个工作特别符合她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相结合的理想。她对教育情有独钟，处处诲人不倦，而且不拘一格。对于因材施教有一套独特的理念和方法，充分相信各种不同的人都能通过教育向善，成为社会有用之材。我可以肯定，如果她有机会献身教育事业，一定能成为杰出的教育家。解放后，学习“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号召干部下乡，她曾私下对我说她早就这样做了。因为在推广新法养蚕时必须经常下乡，挨家挨户向农民讲解、宣传，江南多雨，在大雨滂沱中一脚泥、一脚水，淋成落汤鸡是常有的事。而且她还善于同农民打交道，要说服他们采用科学方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实践证明，到了季节不发生蚕瘟，确实产生丰收的效果，她就成为当地农村最欢迎的人了，邻村也来请她，这是最大的满足。这需要能吃苦耐劳，还不怕碰钉子，许多女同学做不到，她不怕，遇到困难也从不哭。她还讲过她“收服强盗婆”的事：有一定规模的制种场，蚕都是养在一张张大扁箩中，高高摞起，因此需要雇一部分身强力壮的工人搬动。有一名女工人高马大，性格强悍，动不动就要抡棍子打人，大家都怕她。我母亲负责这部分工作，有人告诉她此人的丈夫当过强盗蹲过监牢。母亲却在她身上实施她的“有教无类”，从关心、信任出发，发挥她的优点（她干活效率特别高），再教她守规矩，最后她竟然被“改造”好，我母亲把仓库钥匙都交给她保管，特别可靠。这也是她一桩得意之事。当然这些话她不敢在学习会上讲，否则岂非混淆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改良？ ( http://www.tecn.cn ) 事业与婚姻艰难的选择 她与父亲邂逅于西湖边上，听她讲来也颇有传奇色彩：大约在1920年左右，外婆带着家人游西湖，有我母亲和大姨以及也是留日的姨夫。我父亲刚好回国度假，一个人坐在湖边吹箫。他毅然离家去国后，实际上已经和家里断了来往，所以难免常有他乡游子的孤独感。可能这种情绪被敏感的外婆注意到了，觉得这个年轻人一表人才，怪可怜的，就叫姨夫去招呼一下，问问情况。姨夫过去一问，发现原来是留日同学，而且同在京都帝国大学，只是不同系（姨夫是学化工的），顿生亲切感。就这样，父亲和外婆一行，包括我母亲就认识了。外婆对他印象特别好。在那以后，姨夫进一步正式把他介绍给母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谈对象”吧。从此他们二人走上了漫长的十年恋爱之路。这大概算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 http://www.tecn.cn ) 整个20年代，也就是他们20岁到30岁的近十年中，母亲是事业顺利，蒸蒸日上，在经济上也可以开始回报外婆，而父亲还在日本读书。那时社会上对于职业妇女已经可以容纳，但是似乎家庭和事业还不能两全，“双职工”一词尚未出现。所以许多事业有成的妇女都是独身，著名的如林巧稚、吴贻芳（金陵女大校长）等，还有许多不那么出名的，多在教育界。我在上海读高小的小学校长就是一位同母亲年龄相仿的“老小姐”，她聘来的该校女教员中也有几位独身的。母亲在蚕桑学校的一位同学，费孝通先生的姐姐费达生，就一直献身蚕桑事业。那时同学们都知道她成绩优异，并且与校长感情不一般，但是为了事业，他们一直未论嫁娶，后来费达生也成为那所学校的校长。他们二人几十年共同奋斗，维持柏拉图式的爱情。直到解放以后，两人都以在本界的突出贡献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在男方年已古稀，女方年逾半百时终成眷属。母亲讲述这段佳话时，对她的老同学钦佩之余，不胜感慨，心情是复杂的。与她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中还有一位赵瑞云，后来是潘光旦教授夫人。她比母亲大几岁，在学校中一直像长姐那样照顾母亲，包括为她梳理那一头乱发。母亲提到那一段生活时，总要提到“瑞云姐”。我1948年上清华时奉母命去拜见过她。她对我十分热情照顾。她她毕业后曾留校教过几年书，后来还上了几年大学，是潘先生致残后才与他自由恋爱，毅然同他结婚，相濡以沫。也是清华园内著名的贤妻良母，还烧得一手好菜，曾请我去她家过端午节，她亲手做的粽子大概是我吃过的粽子中最美味的。那一代的知识女性这样转换成贤妻良母的当不在少数。 ( http://www.tecn.cn ) 总之在那些年，母亲一直在矛盾中犹豫。而父亲则认定非童益君不娶，苦苦追求和等待了十年。在这十年中，他省吃俭用以便省下路费每年暑假回国，其余时间就是靠鱼雁相通。据母亲说，他们通信很少情话绵绵，多数都是讨论问题，各抒己见。对国事的看法、人生的取向基本上相同，所以母亲总是说他们的婚姻基础是“以道义相许”。我记得在天津家中，每当随母亲到“箱子间”整理箱笼时，她常常打开一个小皮箱，里面装满了一捆一捆的信，都用丝带扎起，大约是按年代分的。她只打开箱子看一看，却从未见她解开过这些信。我有一次趁她临时出去，匆匆偷看过一封父亲写的信，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不知寂寞帘笼中尚有痴如我者否？”大概这就算“情话”了。这些信件如果保留到今天一定是极宝贵的史料，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青年的思想风貌，甚至包括从文言转白话过渡时期的文风。但是在文革中连同包括他们结婚照片在内的几大册老照片都灰飞烟灭，片纸无存。痛哉！惜哉！ ( http://www.tecn.cn ) 后来我舅舅童润夫在上海成家立业，外婆和母亲都住在他家。还常有远近亲戚来住，一直是热闹的家族中心。我父亲每次回国也住在他家。母亲基本上属于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对妇女独立的观念比现在某些青年还“新”。但同时又受很深的传统道德熏陶，恪守那个时代大家闺秀的行为规范，对男女交往绝对严肃，开放而不逾矩。令我父亲颇为无奈的是每年回国总是同她的家人相聚较多，而母亲为避嫌，很少同他单独在一起。其实父亲已经融入了那个大家庭，他自己家里唯一留恋的母亲已经去世，与我外婆的关系形同母子，与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关系也很好，大家常在母亲面前帮他说话。有人说，你这样拖下去，等他变了心，就再没有这么好的人了（那时日本女子特别喜欢嫁中国留学生，而且比较主动。不少留学生就娶了日本太太）。母亲潇洒地说：如果他变心，那就更说明不值得我嫁了。 ( http://www.tecn.cn ) 其实母亲对父亲是十分欣赏的，唯一的考虑是自己的事业。这样拖了近十年，到1929年（本书说是1930年结婚，我想是记错了，因为我是1930年出生，那时年号按民国，月日讲阴历，可能换算有误），父亲也已毕业回国，并且有了工作，母亲终于为他的执着所感动，同意结婚了。不过她提出约法三章：第一不得做官；第二不干涉她花钱；第三，不以儿媳妇身份到湖南老家去，但父亲老家却必须来人主婚。这三条需要略加解释：第一条，母亲的理论是，官无论做得多大，总有上级，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敷衍。特别是如果父亲入了官场，她就免不了要同那些俗不可耐的官太太应酬，这是她受不了的；第二，母亲自己生活极为俭朴，既不打扮，也几乎没有什么嗜好（如打麻将之类），但平生有一好，就是好助人，这是她真正的乐趣所在。凡亲友有急难，她都热心相助，在亲戚中以“大方”出名。特别是子侄辈中学习方面的需要，她毫不犹豫慷慨解囊。后来包括父亲湖南老家的亲戚也是她主要联系和关注。直到晚年常年卧床时，还曾要我们替她买英汉大字典，因为有一个远方亲戚的后辈从外地来信说想学英语，字典太贵云。所以婚后她自己没有了收入，怕父亲“小器”，在用钱方面干涉她。第三条则说明她复杂的新旧混合的伦理观。一方面，坚持建立小家庭，不愿意当大家庭的儿媳妇，而另一方面，又很在乎“明媒正娶”，一定要资家有人正式承认。我感到潜意识的还有湖州人的文化优越感，湖南对他们说来似乎开化程度差一点，所以她不愿去。这几条，我父亲毫无困难完全接受。他本来就厌恶官场，加以当时中国政局动荡，他决无从政之意。至于家计，我从懂事起就发现，他根本不闻不问，丰简全由我母亲一手打理，他乐得坐享其成。湖南老家他惟一可挂念的老母已经去世，他也在他父亲去世时声明放弃一切继承权（这一点在解放之后使他免于划成地主成分，是当时没想到的），所以不会要求母亲回去。他的一位堂弟代表资家到上海来出席婚礼。近十年的“考验”加上这几个条件，表面上似乎母亲拉足了架子，而父亲对母亲的要求只有一条，就是婚后辞去工作。就这一条，母亲付出的是毕生事业的前程，多少条件也抵不过。家庭与事业，无论牺牲哪一头，都是由女性承担，本质上还是不平等的。据母亲说，在婚后，设在上海的丝业改良委员会和镇江的学校负责人都曾几次来家里敦请她出去工作，父亲在他们游说下也曾有所松动，但是这时她已怀孕（就是我），身体很不好。生我之后健康更坏，得了肺结核，连我都被寄养在她的一个要好的同学家，我称她“寄娘”（即干妈）。再后来，父亲奉陈光甫之派赴美深造，母亲一人带我到浏河农村亲戚家继续康复，更谈不到出去工作。从此成为全职家庭主妇。 ( http://www.tecn.cn ) 全心全意相夫教女 从我有记忆开始，母亲已是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女），以前的事都是从她以及舅舅、姨母们的闲谈中得知的。母亲天生不是甘于无所作为的人，既然放弃了社会职业，就把这个家也当作她的事业来做。我家是名副其实的男主外、女主内，家里从伦理观念、生活方式、礼仪习俗、乃至亲友来往无不贯穿母亲的思想风格。当然最主要的是对我们姐妹的教育。我是长女，大妹华筠比我小六岁，所以在六岁以前是独女，又逢她刚从社会走进家庭，有劲没处使，我就首当其冲，成为她教育思想的试验田。我从三岁随她在乡下住，那里没有幼儿园，她在家里教我认字。我差不多与记事同时就开始每天有规律的学习。而且她相当严厉。如果不听话，或者她认为屡教不见效，就瞪起眼睛，把拳头放在桌上相威胁，不过从不真打。我至今还记得一次受到拳头威胁是写“牛”字，我总是把一撇写在上面，与“手”字差不多，屡教不改。但是是否因拳头威胁而写好了，就记不得了。每天清晨，我总是坐在她怀里给穿衣服，有一天大概夜里下雨了，她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吟“春眠不觉晓……”，这是我最早听会的第一首唐诗，而且至今用湖州话背诵。事实上，早期她教我读的诗文，留在记忆中的都是湖州调的，写到这里时脑中忽然跳出湖州调吟诵的《春夜宴桃李园序》和《滕王阁序》文后的两首七绝。她教算术有自己一套，以训练逻辑思维为主，最简单的加减法也要翻过来、掉过去，说出许多道理来。那期间她还教我读过26个英文字母和那首中外小孩子都会唱的字母歌。但是我后来正式在学校学英语后发现她教我的英语发音也是湖州口音，被老师从头纠正了一遍。母亲的英文程度不高，在学校学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的《泰西五十轶事》、《泰西三十轶事》、《莎氏乐府本事》（即根据莎士比亚剧本的情节编的故事）等，她给我讲故事就是从那里面选的。我在学龄前听的故事中印象最深的是《格里佛游记》中“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以及威尼斯商人夏洛克和五磅肉的官司。有时她也给我讲《镜花缘》里的故事，使我对这本书十分向往。但是后来上高小时读到了这本书却颇为失望，因为那些我熟悉的“好玩”的故事埋在了许多繁琐的描写和基本重复的情节之中。 ( http://www.tecn.cn ) 在我四岁半时，父亲从美国回来，旋即被陈光甫派往天津，我们从此就以天津为家。我在天津上过一学期幼稚园，下半年就进耀华小学（必须说明，这所学校与我父亲同名纯属巧合，毫无关系。还有如“耀华玻璃厂”、“耀华里【天津的一条弄堂】”等等都与我父亲无关，却经常引起误解。大约“耀华——光耀中华”是符合那个时代潮流的名字，就像文革中“卫东”之类一样），那时我刚满五岁，长得又比同龄孩子还要小，校长认为我太小，建议最好延迟一年再上学，但我的语文算术已经完成二年级的课程，他就接受了。在天津期间，母亲更加全心灌注在这个家上，在我妹妹出生之前具体说来就是在父亲和我身上。今天回想，她的牺牲和克己精神是惊人的，父亲深感愧疚也是有道理的。 ( http://www.tecn.cn ) 融新旧伦理道德于一身 我感到母亲以她自己独特的方式融新旧伦理道德于一身，或者说在新旧文化之间作了妥协。她的基本伦理观还是孔孟之道，她和我舅舅都把“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作为最高境界，我舅舅在我小学毕业的纪念册第一页上就是题的这几个字。还有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三个方面，特别是对人的忠、信她都是身体力行，并以此要求我们。她最不能容忍的是说谎，“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姐妹做错了事只要如实承认，就不大受罚，坚决执行“坦白从宽”原则。同时，她对古训也有自己的批判选择。她很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儿时在“家馆”中读《论语》时就提过一个让老师生气的问题：读到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她说此话不通，如果父亲是强盗怎么办呢？她比较喜欢孟子，例如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我得志弗为也”，“独乐（yue）乐（le），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都是她常引的。这符合她的平等观，也是她不让父亲做官的原由。她最推崇的、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这符合她的理性精神。她最提倡讲道理，认为许多误解、纠纷都来自没有讲清楚道理，以此常在亲友中扮演排难解纷的角色。她对我教育虽严，但有一点与众不同，就是允许辩论，如果不服，就把理由讲出来，她再加以说服。不过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这种辩论总是以她说服我告终。即使我心里并不真的服气，至少没话可说。还有一副曾国藩的对联是她的座右铭：“学求其于世有济，事行乎此心所安”。在新思想方面，除了男女平等外，我觉得她很认同北伐的国民革命，经常哼唱一些那个时候的歌曲，内容反帝爱国居多，如“打倒列强，除军阀”之类，记得有一首歌词中有“印度人最可怜”，还有“男儿当自强”。她对我说，不但男儿，当然女儿也当自强，国家更当自强，只有自强才不被人欺侮。 ( http://www.tecn.cn ) 对亲人，她遵从的是“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苟且”，所以她强调与父亲是“以道义相许”，是敬重父亲的人品，与她的道德观以及对生活的态度合拍才决心与他结婚的；对孩子则绝对反对溺爱，经常以“纨绔子弟”为戒。在这些方面她与父亲有许多共同处，但表现略有不同。例如痛恨趋炎附势，父亲是清高自守，洁身自好，而母亲则天性热情，急人之难。我们家来往的亲友中很少达官贵人，却有许多经济条件较差，或暂时遇到困难的亲友。对我影响较大的有一位我舅舅的同学，姓郝，曾经做过不知哪个北洋军阀的幕僚，后来基本上以教书为生。他在我心目中学问特别大，中学国文、英文、数、理、化全能教，英文语法讲得极清楚，就是发音不大对。而且还会中医，常给我们开药方。母亲对他特别敬重，称他“郝大哥”。他恃才傲物，好犯上，所以在哪个单位都呆不长，常常失业，经济拮据。他只身在天津，家眷留在南方，每当暂时失业时就是我家常客。母亲对他始终一贯热情招待，视如长兄。他爱吃红烧肉，他来的期间我家餐桌差不多天天有红烧肉。他若有一段时间不来了，就是找到工作了。我是他的学问的真正受益者，因为什么功课都可以请教他，而且他还有一肚子讲不完的典故和笔记小说的故事。他很喜欢我，母亲就叫我称他为“郝寄爷”（即干爹）。在我初中二至三年级的暑假中，他见到我写的读《资治通鉴》笔记，颇为赞赏，认为有相当的概括能力，说“可以与言《左传》矣！”就主动给我讲《左传》，以他独特的见解和角度，讲得兴味盎然。可惜（对我是可惜，对他当然是幸运）讲了不多久他就找到工作，不再常来了。不过我一直对《左传》有特殊的兴趣，是得益于他。当然还有一些常来往的亲友并不一定学问都那么大，母亲都一视同仁。 ( http://www.tecn.cn ) 我父亲虽然留日时间长，留美时间短，但是来往的朋友中美国留学生居多，其中有些家庭很“洋派”，太太们很时髦，母亲与她们就不大合得来。当时天津有两家著名的外国学校，一是英国人办的英国学校（Grammar School），按英国中学的学制，一切课程都用英语，据说毕业后可以直接升英国的大学；另一家是在法租界，称“法国学校”，是法国天主教办的，男校原名St. Johns, 女校St. Joseph，用英文上课，也可选修法文。天津沦陷以后中国学校的英语课程压缩，让位于日语，家长怕以后孩子英文赶不上，父亲有些比较“洋派”的朋友多送孩子上法国学校，他在他们劝说下有些动心，一度考虑也送我去法国学校。母亲坚决反对，认为那种学校除了外文优势外，其他科目都不如中国学校正规，特别是中文底子不打好，将来是补不上的。她还认为满嘴洋文而中文不好，对中国文化缺乏常识的人终归比较浅薄，与言无味。当然我的教育决定权在她。对此，我特别感激，我特别认同她对中文的重要性的观点，后来在我家熟人子女中，特别是40年代末的女学生，有不少只看外国小说、美国电影的，我真的觉得与言无味。不过到我高中二、三年级时，对古文的兴趣上开始脱离我母亲的轨道。她是“文以载道”派，崇尚秦汉文、唐宋八大家，特别是韩愈的文章，如“劝学解”、“原道”、“原毁”、“祭十二郎文”都是她重点要我好好读的。而我在高二时，国文课本集中选读魏晋六朝文章，老师讲解那些名士风流逸事令我神往。我还曾迷恋华丽的骈体文，试学着做过。还同几个女同学在一起，整天在幻想中清谈，自以为效仿竹林七贤，在我们心目中韩愈“年未四十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是个“糟老头子”。这些在情趣上与我母亲渐行渐远，也不属于我同她辩论的范围。现在想来，我那点薄薄的中国文化底子就全靠在中学毕业以前母亲的教育方针下熏出来的。即使不全是亲授，也得益于她坚持送我上重视中文的学校。从上大学以后就没有什么新的积累，只有后来从新的角度审视过去所学，发现新的意义。现在后悔的是在那几乎过目不忘的年龄没有多背诵一些东西。 ( http://www.tecn.cn ) 母亲的传统道德观还表现在她对外婆的尽孝上。父母在天津安家之后，生活比较安定，决心把常住在上海舅舅家的外婆接来小住。大约是1935年底来我家，住了将近一年，不幸因病去世了。在这一年中父母都竭力承欢膝下，除了一反平时的习惯常常请朋友陪她打牌外，还曾全家陪她到北平旅游，看四大名旦的“义务戏”（那是一年一度的慈善演出，名角云集，票房全作赈灾款，是京剧界一大盛事），那是我第一次看京戏，并且一下子看到四大名旦，至今仍有印象。但是不幸外婆第二年一病不起，在我家去世了。母亲的伤心可想而知。特别是她才来天津一年就去世，母亲更觉得对上海的舅舅、姨母交代不过去。从外婆生病起她就衣不解带，侍奉汤药，请遍了天津的中、西医。外婆去世时我身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她那样嚎啕大哭。整个人痩得不成样，是名副其实的“哀毁骨立”。丧事也按传统的礼仪办得非常隆重，家里临时搭起了白帐棚。父亲也披麻戴孝守灵尽孝子礼。时逢严冬，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晚上冷冻难挨，母亲已经顾不得照顾我们。外婆的遗体在客厅停放了几天。有一天我大着胆子偷偷掀开帘子张望，却发现她面部已化妆如生，穿着完全像是京戏的戏装，头上还戴着珍珠冠，因此头略略抬起。我竟然一点也不害怕，这一形象永远定格在我记忆中。后来才知道，外婆虽然在很多方面很开明，而临终却不忘她曾经在前清受封，是“诰命夫人”，留下遗愿，要穿“凤冠霞披”入殓。这套衣裳她大约不会随身带到天津来，他们怎么弄来的，我至今不解。她的灵柩当然是要安葬在南方的。父母在天津尽其所能隆重“开吊”、“大敛”之后，母亲就扶柩去上海，在那里再进行一次出殡。 ( http://www.tecn.cn ) 这件事再次说明母亲的新观念与旧伦理的妥协。对待外婆的殡葬是我家最后一次按传统礼仪办事。其余生活方式都是“新式”的。家中没有祖宗牌位，逢年过节无祭祖之说，一切从简。我们对父母也没有任何变相的“晨定昏省”的礼节。父母也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像他们对待外婆那样对待他们。父母亲过生日如果记得，就吃面，不记得也就过去了。 ( http://www.tecn.cn ) 所有这些：自强、爱国、理性、诚、信、蔑视权贵、崇尚学问，厌恶纨绔子弟等等都在无形中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和性格，但是母亲那种处处为别人设身处地想、助人为乐和牺牲精神我却实在没有能继承于万一，我大概只能做到父亲那样消极的清高自守，洁身自好。我自幼男女平等、女子独立的思想很强烈，当然与母亲的影响有关。但是稍长，进一步有了自己的看法，男女平等的观念更为彻底，就开始与母亲出现差异。差不多从上初中开始，我就对她如此无微不至地在生活上照顾我父亲，而父亲越来越视为当然，心中不平。以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父亲算是模范丈夫，在外面从不涉足声色犬马，一切收入都交给母亲，家里由她大权独揽。但是在我看来，父亲在家完全是大男子主义，母亲实在辛苦，处处以他为中心，每天根据天气变化里外衣服都准备好，每次出差的箱子都是母亲整理，叮咛再三，他自己连袜子放在哪里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一直连续到最后一两年，母亲卧床不起，无力再照顾他，我们忽然发现父亲要出差之前自己把小箱子理得井井有条，想得也很周到，原来他还是很有生活自理能力的）。我们似乎不记得母亲喜欢吃什么菜，因为饭桌上，凡是别人不吃的，最后都归她“打扫”。她在家里真是达到“无我”的境地。父亲在外面“应酬”很多，母亲几乎从来不同他一起出去交际，只有逢年过节极少的几次朋友聚会是一起参加的。当然母亲有自己谈得来的少数女友，经常走动。记得刚到天津时我还见过她的名片：“资童益君”，后来名片也不见了，对外就是“资太太”了。直到解放以后，父亲单位安排到外地休假，条件比较优越，她都没有同行过。更令我遗憾的是她对当年放弃事业的牺牲已经不感到遗憾，甚至认同了女子结婚是最终的归宿的看法。记得对于《儿女英雄传》，我为叱咤风云的十三妹最后当了管柴米油盐的儿媳而且是二女嫁一夫，感到忿忿不平，她却认为何玉凤找到了很好的归宿。我为她惋惜之余，可能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从中学起就决心不走她的老路，不论是否结婚，决不当“贤内助”，以至于对家务一窍不通，自己成家后也拒绝管理钱财和柴米油盐，走到了另一极端。当然我所处的时代与她不同，生活方式也大不相同，“家事”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姐妹三个都不做家务，不会理家。实际上这何尝不是母亲既为父亲也为我们无我地付出的结果！我常说她把父亲惯坏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被她惯坏了。 ( http://www.tecn.cn ) 过剩的才干何处发挥？ 母亲执着的教育观还施于家里的保姆。从儿时带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