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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的名字已经和张謇研究联在一起,他就是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如同“人们谈到张謇必然想到南通,谈到南通又必然想起张謇”一样，人们谈到张謇研究必然想到章开沅,谈到章开沅又必然想到张謇研究。 张绪武先生在《论张謇》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从上世纪末60年代初开沅先生撰著《论张謇的矛盾性格》,到本世纪2005年发表《学习张謇的理性爱国主义》,他完成了从政治到经济、从工业到农业、从文化教育到社会事业、从爱国主义到我国早期现代化、从张謇的人际交谊到他的道德人格,以《张謇传》为标志的系统论著,将张謇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开沅先生几十年的潜心钻研和撰写的大量有深厚学术价值、社会意义的著作,为张謇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共识,也是激动人心的客观成果。” （《论张謇》,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年6月,第5页)张绪武先生称赞章开沅教授“将张謇研究推向新的高峰,为张謇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是恰如其分的,它反映了学术界的共同心声。 随着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大幕的徐徐降落, 张謇研究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1987年第一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这20年来,张謇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成果少到成果多、质量低到质量高、领域窄到领域宽、影响小到影响大、队伍弱到队伍强的良性发展过程。现如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张謇研究已经略具规模“;张謇学”也已初现端倪。 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它凝集了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长期以来的辛勤劳作和无私奉献。这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謇研究的领军人物章开沅教授。毋庸置疑,他的学术贡献是巨大的。无论是学术成就、人才培养还是在史学界的影响,都首屈一指。 从1963年章开沅先生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一篇张謇研究论文算起,已经40多年了。40多年来,章开沅教授在张謇研究的园地里辛勤地耕耘与收获。出版了《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12月,26.2 万字)、《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8月,44 万字)、《论张謇》(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年6月,20万字)以及《张謇与近代社会》(与田彤合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49万字)等著作和一系列学术论文。上百万字的煌煌巨著,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 “张謇研究第一人”,令世人景仰不已! 《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从写作到出版时间跨度长达22年之久,是作者历经坎坷、耗费心血最多的第一部张謇研究的学术著作,也是国内第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张謇研究的学术著作。该书的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由此奠定了章开沅在张謇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如果说,《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是章开沅研究张謇的“成熟篇”的话;那么,时隔14年后出版的《张謇传》则是他的“鼎盛篇”。该书虽然是对前书的修订,但与之相比,不仅容量大为增加(多了18万字),而且有了质的飞跃。《张謇传》已成为张謇研究者的权威的必读书。今年刚刚出版的《论张謇》,是一本具有厚重历史感的论文集,收入了作者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主要论文。阅读此书,对章开沅先生的思想与研究轨迹,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三本著作,是章开沅研究张謇的代表作,也是他的主要学术成果。(顺便说一下,章开沅与他的学生田彤博士合著的《张謇与近代社会》,应该说,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由于时间紧迫未能按他原来设想的框架从容地写作,而主要由田彤执笔,因此这部“急就篇”的质量就打了折扣,逻辑上也不甚严谨。) 诚然,章开沅先生的学术贡献还不止这些。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自己潜心钻研、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中青年骨干,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界朋友,影响了一批张謇研究的爱好者。 有时候我会想:章开沅先生他不是南通人,与南通也没有任何“瓜葛”,为什么会对张謇研究这般感兴趣?是什么吸引了他?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张謇的人生经历吸引了他。起伏跌宕的人物才具有史学价值,平淡无奇是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因此,章开沅第一篇研究张謇论文的题目就是《论张謇的矛盾性格》。这篇三万字的长篇大论1963年在《历史研究》发表后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当时年仅37岁的章开沅在史学界名声大振。其次,是张謇的事业成就吸引了他。“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途程中,张謇是极其重要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他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为我国实业与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章开沅的主要代表作之一便是1986年出版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他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所引用的张謇的座右铭“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与其得贪诈虚伪的成功,不如光明磊落的失败”,已成为该书的点睛之笔。章开沅曾多次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第三,是张謇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他。如果说,章开沅的早期研究主要是由于张謇特殊的人生经历和辉煌的事业成就吸引他的话;那么,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吸引他更多的是张謇的人格魅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鼎盛篇”———《张謇传》中清晰地感受到。这部大传比《开拓者的足迹》多了18万字,增补了大量的资料,但这还不是主要的。用章开沅自己的话讲“,我研究张謇虽然动手较早,但过去主要是侧重于研究张謇其事……,这次修改虽然时间仍较仓猝,但我决心加强描绘与剖析张謇其人, 特别是他的心理活动与精神世界。”由“侧重于研究张謇其事”到“加强描绘与剖析张謇其人”,这表明,随着对张謇研究的不断深入,章开沅对张謇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升华。正因为如此,章开沅在2000年出版的《张謇传》的扉页上选用了最能够反映张謇人格魅力的四个大字:自强不息! 如果我们试图对章开沅先生的张謇研究进行分期的话,大致可分为“探索期”、“成熟期”、“鼎盛期”和“晚晴期”。 探索期(上世纪60年代)。此时的章开沅正值风华正茂,这位“刚刚在史学海洋上启航的年轻舟子”,却也写出了颇有分量的探索性论文。其代表作有:《论张謇的矛盾性格》(历史研究,1963年第三期)、《辛亥革命后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光明日报,1963年4月7日)。即便用现在的观点看,这两篇论文也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但是,由于那时正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所以这两篇论文都无法避免那个时代的历史痕迹。尽管如此,作者在“文革”期间还是受到了批判,罪名就是为大资本家(张謇)树碑立传。其张謇研究被迫中断十多年。 成熟期(上世纪80年代前后)。“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国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作者的学术创作显得异常地活跃,理论上也日趋成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主要有学术著作《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以及《从状元到资本家的张謇》、《张謇与中国近代化》、《对于张謇的再认识》、《张謇近代化模式的启示》等一系列论文。《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是拓荒之作,对当时还不甚活跃的史学界无疑是一场久旱之后的甘霖,其重要性显而易见。除此以外,在众多的学术论文中,有两篇格外地引人注目:一篇是《对于张謇的再认识》。既然是“再认识”,那肯定是有新意的。当然这还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众所周知,八十年代中期我国理论界“左”的影响并未消除,在张謇研究领域也有或多或少的反应。而《对于张謇的再认识》这篇论文,一方面它比较客观地评价了张謇,同时也对以前的一些错误认识进行纠偏。章开沅在这篇论文中曾颇有感慨的说,“历经多少年的忧患风雨,现在终于到了可以用‘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来重新认识张謇的时候”。另一篇就是《张謇近代化模式的启示》。这篇文章写得十分的精练(只有2000字),但其思想内容却非常丰富。它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张謇的地区近代化模式对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启示。更为重要的是,这篇经典的短文还表达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人文关怀和作为学者的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说, “我认为历史学家不仅是为政治服务,还要干预政治;不仅是为现实服务,还要干预现实;不仅是为生活服务,还要干预生活。”“总的来讲就是一句话:历史学家应该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史学应该维护自己的科学尊严!” 鼎盛期(本世纪初,2000年-2005年)。历史学家的学术生涯,是不可以和人的自然生命相提并论的。“文革”十年,正值黄金年龄的章开沅被迫中断了张謇研究;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又因出国讲学和教会大学史、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等客观原因而不得不离开了张謇研究。当作者重新回到张謇研究的理论园地时,已是古稀之年。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作者正是在古稀之年迎来了他学术创作的鼎盛时期。他学术生涯的扛鼎之作———44万字的《张謇传》,在2000年得以出版。这既是作者敬献给21世纪的一份厚礼,也给众多的张謇研究爱好者带来了福音。新近出版的《论张謇》收入了章开沅40多年研究生涯中 18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其中,60年代两篇、70年代两篇、 80年代8篇,而2000年至2005年间就有6篇之多!由此可见,近5年确实已成为古稀之年的章开沅学术创作上的繁荣期、高峰期。 与“成熟期”相比,作者的治学更加严谨、理论更加丰厚、思想更加深邃;与此同时,对张謇其人的理解也更为准确、贴切。试比较《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与《张謇传》的“引言”部分便可略知一二:从字数上看,前者 1200字,后者2600字,增加了一倍多。从内容上看,有的地方做了明显的改动。例如: 张謇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他的精力固然是有限度的,但他的追求却是无止境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 张謇的一生是无比勤劳的一生。他的时间与精力固然是有限度的,但他的事业与精神两方面的追求却是无止境的。(《张謇传》) 有一个人的名字已经与南通联成一体,甚至在他离张謇研究 35江海纵横2007年第2期开人间60年以后,通海地区至今仍然到处都可以感觉到他的存在。这个人就是张謇。(《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 突破了“学而优则仕”的陈旧格局,开“实业救国”一代风气之先,其辐射作用绝非仅限于“倾倒东南”,而实际上是波及全国,其影响甚至在百年之后也可以看见。这就是无可替代的一块历史丰碑———“南通张謇”!(《张謇传》) 很显然,做这样的修改,绝非作者的随心所欲;而是基于对“张謇其人”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伴随着学术创作的不断繁荣,章开沅对张謇其人的思想感情也得到了升华。这一时期的著述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大家都还清楚地记得,在2000年8月第三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致词中,章开沅用“一代儒商,万世师表”来评说张謇,这也许是迄今为止对张謇的最为简洁、最为精到,也是最好的评价。光有学术水平而没有思想感情,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这8个大字的。又如,作者在写于2003年的《张謇感动中国》中讲到“,如果要评选20世纪感动中国的十位人物,我将毫不犹豫地提名张謇为候选人之一。因为他也曾感动中国,而且影响持续之久,事业经营之难,泽惠地区之广,都为时人所难以企及。当然,这样的评选对于张謇本人也许是多余的,因为他并不在意自己的身后名……,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人格魅力甚至比他的事业成就更加使中国感动。”再如,章开沅在《民营企业家的伟大先驱———纪念张謇诞辰 150周年》中指出“:只有那些确实具有崇高思想、美好品德与泽惠人民的重要业绩的少数典型,才能传颂千古,永远难以磨灭。张謇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如果当代中国能够出现一大批类似张謇这样的现代企业家,那才真正是国人之幸、社稷之福。” 晚晴期(2005年以后)。生于1926年的章开沅去年正好80周岁。一般的学者,到了这般年纪早已退休养老、归隐山林了。而章开沅先生却老骥伏枥,退而不休。与以前比,写作肯定要少了(毕竟年纪不饶人),但是张謇研究的责任非但丝毫未减,反倒老而弥坚。只不过,形式与内容较之以前有所不同。著书立说和传经布道这两种形式相比,如果说以前是前者多于后者的话;那么,现在可能是后者要多于前者。章开沅先生比较欣赏张謇说过的一句话“:人患无志,患不能以弘毅之力行其志耳。”并以此赞扬张謇“以弘毅之力行武训之志,为发展南通近代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参见《张謇传》第 321页)我想把这句话借鉴一下,用在章开沅身上:以弘毅之力行张謇研究之志,为张謇精神的发扬光大,呕心沥血、奋斗不止。晚年的章开沅,著书立说对他来说已不是那么重要;他更看重的,是如何使得张謇研究这一毕生追求的事业可持续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最近的几篇讲话(文章)中明显地感悟到。 章开沅在为今年编辑出版的《张謇研究年刊》写的《我的祝愿(代发刊词)》中说:张謇研究,如果从上个世纪 60年代算起,已经有40多年历史了。作为早期研究者之一,抚今思昔,感慨颇多。但现在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史学分支继续推向前进,使之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他提出了要“用张謇的精神研究张謇,以严谨的研究发扬张謇精神”的重要思想。在这篇“我的祝愿”里,他还讲了一句既是自谦又是对后辈鼓励的话:我常以啦啦队自命, 愿意在晚年为张謇研究喝彩加油。 2006年11月召开的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章开沅教授发表了题为《展望21世纪的张謇研究》主题演讲。文字不长,仅3000字。但内容却极其丰富:从张謇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到张謇研究中心建设;从张謇研究的基础资料工作到信息化建设;从多学科研究到多视角研究;从比较研究到张謇学的建立,等等。他谆谆告诫大家, “张謇研究虽然规模与数量已略有可观,但研究方法与视角大多比较单调,因此往往流于就事论事,既缺乏宏大的叙说,更缺乏深刻的阐析,其结果必然停留于较低层次。” 他殷切地期望张謇研究能够与其他学科主动对话、沟通以增进相互理解,从而合力将张謇研究提升到更高境界。精辟独到的见解、谆谆的教诲、殷切的期望,一代宗师的高瞻远瞩和弥足珍贵的张謇情结早已溢于言表。今日,当我们重温章开沅先生《展望21世纪的张謇研究》时,分明感到:与其说这是一篇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报告,倒不如说这是一篇创建“张謇学”的宣言!当若干年以后,我们基本做到像章开沅先生所说的“将张謇研究提升到更高境界” 时,成熟的“张謇学”便“水到渠成、名至实归”了。 章开沅先生是历史学家,但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他既是一位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泰斗,又是一位勇立理论前沿的德高望重的学术领袖,同时他还是一位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社会活动家。在当代中国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界,我们都很难发现另外一个学者在另外一个领域作出这么多的贡献,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纵观章开沅先生40 多年来研究张謇的风雨历程,他真不愧是:一代宗师,学界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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