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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人撰写的回忆文章，水分充足，可靠性必然多打折扣。那些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众议猬集、褒贬不一的人物，则尤其如此。至于因由，不难推究：友人着墨则不吝溢美之词，仇家弄笔则暗藏报复之意，前者为蜜糕，后者为毒药。明眼人当然能够识别其货色如何。那些不知就里的读者呢？肯定满头皆是雾水，莫名其妙。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周作人在上海的小报《亦报》上发表方块文章，恶攻傅斯年的计有两篇：一篇是《新潮的泡沫》，另一篇是《傅斯年》。当时，这位为文以平和冲淡著称于世的知堂老人，由于“汉奸”烙印仍黥在额头，难以洗脱，亟须捞到一把救命稻草，若能既释旧谴，又报私怨，则一事两便，何乐不为？傅斯年无疑是周作人眼中最合适的标靶。在《新潮的泡沫》一文中，周作人骂罗家伦是“真小人”，是蒋二秃子（蒋介石）的“帮闲”，骂傅斯年是“伪君子”，是蒋二秃子的“帮凶”。周作人笔下的傅斯年是这样的：“傅是个外强中干的人，个子很大，胆则甚小，又怕别人看出他怯懦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地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在周作人看来，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并非凭靠自己的实力，而是“因为陈诚是他的至亲”。周作人还臆测，傅斯年在台湾决无坚留之意，随时准备逃之夭夭。《傅斯年》一文不足五百字，从中不难看出，周作人的情绪异常饱满，原因只有一个：傅大胖子死了，他格外开心。他搬出两三桩旧事来，用意仍无非是要贬低傅斯年。当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时事新报》曾刊出沈泊尘的两幅漫画，“第一张画出一个侉相的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的牌位来，第二张则是正捧着一个木牌走进去，上书易卜生夫子之神位。鲁迅看了大不以为然，以后对于学灯就一直很有意见”。周作人的意思很明白，鲁迅一度欣赏过傅斯年，他却从来就看不起这位一副侉相的傅大胖子。周作人还揭发了傅斯年的一件“阴事”：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时常在好友毛子水面前大骂秋水轩一派的文笔，可是他的枕头下却暗藏着一本《秋水轩尺牍》，关起门来偷着学，这叫哪门子事呢？ 周作人对其长兄鲁迅和寡母鲁老夫人做了不少糟心事，足见其人心胸之阴暗褊狭，晚年他叨长兄之福，吃鲁迅饭吃得喷喷香，脸皮厚过北京古城墙。抗战期间，周氏甘心事敌，令天下节士极为不齿，嗤之以鼻。周氏博学能文，无奈缺乏起码的公信力，他恶攻傅斯年的文章，明眼人看了大可付之一笑。有一件事，不可不提，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还原，胡适被当局委任为北大校长。由于当时胡适尚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胡适的北大校长一职便由傅斯年代理了将近一年时间。傅斯年平生富于民族感情，痛恨民族败类，对于文化汉奸不假辞色。考古学者、金文专家容庚曾在“伪北大”任事，战后去重庆活动，专程拜访傅斯年。傅斯年见到容氏，瞋目欲裂，捶案大骂，声震屋瓦：“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傅斯年决心将那些堕落为汉奸的“伪北大”教授悉数扫地出门，甚至向河北高等法院控告“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应以汉奸罪论处。胡适主张宽容，对“伪北大”的落水教授网开一面，傅斯年却誓称：“决不为北大留此劣！”周作人出任过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和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远比容庚的性质要严重，自然难以漏过傅斯年的大义之筛。这是周作人特别衔恨傅斯年的地方，可他失足是真，失节是实，不便明言，就用最拿手的方块文章恶攻一气，泄愤或许有助，立论就站不住脚。 世间最赏识傅斯年、最理解傅斯年、最珍惜傅斯年的无疑是胡适，他们谊兼师友，相知极深。1952年12月20日，胡适痛定思痛，在“傅孟真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引用了自己为傅斯年遗著所写的序言，这番评价足以见出他对好友的激赏和对这位优秀学者英年早逝的痛心：
我细数了一下，在以上短短二百字中，竟含有十一个“最”字。胡适向来重视人才，爱惜人才，他对同时代的作家和学者多有推许，但如此密集地使用“最”字，尚属首次。 天才的出缺，比老叟的牙坑更难填充，后者可用义齿取而代之，前者呢？一旦瞑逝，则犹如某个珍稀物种的消亡，世人徒唤奈何。 一 有人说：傅斯年生性好斗，喜欢出风头，甘愿做出头的椽子。这个说法不算胡诌。 1917年，傅斯年在北大干过一桩自鸣得意的事情。北大有个同学脑满肠肥，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做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情，有人拟了一张“讨伐”的告示贴在西斋的墙壁上。傅斯年恰好也厌恶此君，看他不甚顺眼，便即兴撰写匿名揭帖去响应，表面上替此君鸣不平，实则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傅斯年的匿名揭帖为读者所激赏，在上面密点浓圈，评语愈出愈奇。这件事顿时成为北大校园内人尽皆知的谈资。有一次，蔡元培在大会上演说，提起这件事，对诸生匿名“讨伐”某君的做法颇有微词，他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自己的同学，不合做人的道理。诸君若对他不满，出于同学之谊，应该规劝。如果规劝无效，尽可告知学校当局。这样的做法才是正当的。至于匿名揭帖，大肆挞伐，受之者纵然有过，也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做此事者，今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为必致品性沉沦。受到蔡先生一番劈头盖脸的教训，傅斯年深感内疚。以往，他对《大学》中的“正心”、“诚意”、“不欺暗室”早已背诵如流，滚瓜烂熟，却如和尚念经，浑然不解其义理，眼下受到蔡元培先生的当头棒喝，方始大彻大悟。从此以后，傅斯年做任何事情，都决不匿名，决不推卸自己的责任。 当年，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的教授总是慢条斯理，开头便追溯到远古，大家也都习惯了这样的“乌龟节奏”。胡适留学归来，才不过二十多岁，执教北大哲学系，专讲中国哲学史，得有金刚钻，才揽瓷器活。他异常大胆，竟一刀割断商朝的联系，从西周末年讲起。学生们都说胡适的做法简直是“造反”，此人根本不配教授这门功课，最好是把他轰下讲台，赶出校门。当时，大家拿不定主意，便有人出谋划策：不妨请傅斯年去听听胡适讲课，他的国学根柢，他的判断力，大家全都信服，唯其马首是瞻，不会有错。傅斯年果然不辱使命，听过胡适的课后，他颇为赞可，对那些心怀不忿的学友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一场引弦待发的逐师风波遂偃旗息鼓。此后，傅斯年终身服膺胡适，护卫胡适，成为胡适的护城河。抗战期间，傅斯年曾在四川李庄史语所的驻地对众人宣称：“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在孔子门下，子路是刚猛无比的大护法。在胡适门下，傅斯年无疑是保驾护航的头号勇士。 早在北大中文系读本科时，傅斯年的天纵之才即为师兄师弟极力推崇，甚至有人称赞这位山东才俊是“孔子以后第一人”、“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平日，甲问乙是中文系哪班，若乙回答他是傅斯年那班，彼此肯定会心一笑，既可说是欢笑，也可说是苦笑，因为这宗便利的代价太高，说是倒楣才对，有傅斯年这块“钢板”狠狠地“压”着，别人休想翻身。后来，傅斯年到欧洲留学，俞大维自诩是触手成春的学者，竟也赶忙弃学文史而改择理科，他说：“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就永无出头之日了！”由此可见傅斯年有多牛。 名师的绝学端赖高徒薪火传承，傅斯年的国学根柢颇得北大名师的颔首赞许，国学大家刘师培、黄侃等人都曾抱着老儒传经的热望，期待傅斯年能够继承仪征学统或太炎学派的衣钵。傅斯年本可徘徊歧路，瞻前顾后，但他具备近代头脑，乐意扛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大纛入于更广袤的学问之野。 1918年，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高材生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由于经费上吃紧，决定争取校方的支持。陈独秀是北大文科学长，对《新潮》的面世乐观其成，他很想看到一家真正由青年学生创办的青年刊物来声援《新青年》，多一支新文化运动的偏师，就多一股进步的势力。但他怀疑傅斯年潜心国学，被黄侃视为高足弟子，可能是来探营的间谍。及至陈独秀读过傅斯年发表的《文学革新申义》一文后，这番疑虑才烟消云散。蔡元培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对北大的新生事物异常宽容，校方同意为《新潮》垫付印刷费，并且代为发行。新潮社吸纳了当时北大文科学生中不少优秀分子，除了发起人傅斯年、罗家伦二位，还有毛子水、顾颉刚、冯友兰、俞平伯、朱自清、康白情、江绍原、李小峰、张申府、高君宇、谭平山、何思源等四十余人。这些成员绝非庸碌之辈，后来，他们在学术之内或学术之外几乎个个都有不小的名头和成就。《新潮》的政治色彩不如《新青年》那么浓烈，但主张民主自由、民族自决、男女平等，以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态度重新评估传统文化，反对中世纪主义，二者的大方向始终是一致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五四运动无疑搭造了一座灯火璀璨的大舞台，许多人因为这一时期的精彩演出（哪怕只是跑过一圈龙套，当过一回票友）而身价百倍。“五四青年”是一项经久耐用的荣誉，“五四健将”呢？则更是一道衬托威仪的光环，蔡元培先生曾打趣“吃五四饭”比一般意义上的吃老本更使人受用无穷。这就难怪了，某些生活在那个时代并不靠谱的人竟然削尖脑袋，殚精竭虑朝“五四”靠拢；某些号称“革命家”的人也未能免俗。 1919年4月底，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的分赃会议）上的交涉宣告失败。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北京《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透露了更加令人震惊的内幕消息，和会之所以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公正解决山东问题的要求，是由于心怀鬼胎的中国卖国贼欣然同意换文。5月4日那天下午，天安门前，旗帜摇摇，人头攒攒，北京十三所学校三千多名学生的集会游行堪称史无前例，游行示威的总指挥即是傅斯年。很难想象，傅斯年身高体肥，要指挥这样庞大的一支队伍，该是气喘咻咻吧？游行队伍起初秩序良好，但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受阻后，学生的情绪开始失控，纪律也随之松弛，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傅斯年虽是容易激动的人，但每临大事，理智占先，他劝导众人保持冷静，不要过激，但他的声音被巨大的声浪淹没了。此后的火烧赵家楼和群殴章宗祥，已超出了学生和平游行示威的初衷，事态迅速升级，三十二名学生被捕入狱。傅斯年去了赵家楼吗？应该是去了，罗家伦的回忆文章中是这样写的，他是否参与了打砸烧？则言人人殊。有一点倒是确定无疑：在众人实施无羁的暴力之后，傅斯年及时离开了闹哄哄的现场，他没有被捕入狱。翌日，北大学生会开会，一位山西籍学生的理智失去平衡，颇为冲动，与傅斯年意见相左，当众撕破了脸皮，由言语顶撞上升为肢体冲突，傅斯年怒不可遏，向好友赌咒发誓不再参与北大学生会的工作。 回顾往昔，傅斯年在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时反而渐行渐远，真实原因是他对学问的兴趣要大过对政治的兴趣，他的领袖欲望并不强烈。有人说，在五四运动中，傅斯年的个人表现可用“虎头蛇尾”四字形容，这大致不错。在那个岔道口，傅斯年选择了另一条进取之路，考上山东的官费，前往英国留学。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 傅斯年投考官费留学生时遇到波折，尽管他的成绩出类拔萃，但险些被刷落榜下。原因很简单，观念顽固保守的试官对这位五四健将和新潮主脑抱有成见，“他是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这个理由似乎足够充分了。所幸陈豫先生为傅斯年攘臂力争：“成绩这么优秀的学生，尚且不让他留学，山东还办什么教育！”这话掷地有声，无可辩驳。傅斯年才总算逾越了一道险隘。 当时的风气，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多数对自然科学颇为着迷，他们急欲寻求西方的科学方法，回头梳理东方文化。傅斯年除了自己的专业，还钻研化学和数学，修习地质学，因此被好友毛子水打趣为“博而寡约”、“劳而无功”，罗家伦则调侃傅斯年是“把伏尔泰的精神装在塞缪尔·约翰生的躯壳里面”。约翰生博士是英国十八世纪最博学最风趣的文人，独力编纂一部完备的《英语词典》，享誉大英帝国。约翰生博士是一个大胖子，傅斯年也是一个大胖子，罗家伦的比拟不算失伦。傅斯年不以为侮，反以为豪，他拍打自己的将军肚，如同拍打得胜鼓，顾盼自雄。 与陈寅恪一样，傅斯年也是典型的“游学主义者”，欧洲名校的博士文凭光鲜之极，他却是绝缘体，根本不来“电”。傅斯年辗转于英国和德国的多所大学，选修了一些与他的研究方向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哪里有他心仪的著名学者，他就去寻踪听课。在德国柏林大学，傅斯年亲耳聆听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当年，中国学者有此殊荣殊幸的，屈指可数。 二 傅斯年卓荦豪迈，每给人以不可企及之感。真名士，始能真本色，方能真性情。傅斯年被人谑称为“傅大炮”，即形容他忍不住炮仗脾气，口快心直，放言无忌。毕竟是老朋友，罗家伦看傅斯年看得够准：“孟真贫于财，而富于书，富于学，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为正气而奋斗的斗劲。”倘若傅斯年的“斗劲”欠缺钢火，他又怎能成为“民国第一牛人”？ 北伐胜利时，傅斯年归国不久，任教于中山大学。有一天，他和几位同学在蔡元培先生家吃饭，大家兴致勃勃，个个都喝高了。这种场合，这种时候，傅斯年的“大炮”不响，更待何时？他信口开河地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它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开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在座的同学都觉得此言痛快，唯独蔡先生越听越不耐烦，他声色俱厉地教训道：“这除非你做大将！”听到蔡先生的当头棒喝，傅斯年的酒劲醒了一大半，顿觉无地缝可钻。 在北大时，傅斯年与人打架，从不害怕寡不敌众，他是山东大汉，身材魁梧，体积、力量、勇气三者都是冠绝群伦。他的诀窍是：“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足以压倒一切。”傅斯年，虎背熊腰大块头，头发蓬松如乱草，戴一副美国滑稽电影明星罗克式的玳瑁眼镜，天气稍热就满头大汗，时不时掏出洁白的手绢揩抹汗珠，这样一个人，居然要扮演好斗的骑士（东方堂·吉诃德），像吗？罗家伦曾劝傅斯年不要总是像好斗的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傅斯年不可能把“沉默是金”这样的金科玉律当成自己的座右铭。 最逗趣的是，傅斯年与丁文江有过一段“过节”。1923年，一向倡导科学精神的丁文江与“玄学鬼”张君劢大战若干个回合，终获全胜。当时，傅斯年人在国外，却十分关注这场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尤其欣赏丁文江的笔力和学养。过了三年，丁文江出任大军阀孙传芳治下的淞沪商埠总办，傅斯年以为自己佩服已久的这位狠角色竟然堕落成为虎作伥的禄蠹了，他感到极为失望。在巴黎，傅斯年向胡适连说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丁文江。1929年，傅斯年回国，由胡适介绍，结识丁文江。胡适用玩笑的口吻打趣傅斯年：“现在丁文江就在你身旁，你干吗不杀他？”此前，傅斯年已了解丁文江当年出任淞沪商埠总办的苦心是为了做一回改革旧上海的试验，还哪有一点敌意和恨意？他尴尬一笑，抱怨胡适旧话重提，是故意恶作剧。胡适对傅斯年说：“在君（丁文江字再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个‘杀人犯’变为朋友，岂不可以自豪？”此后，他们三人成为声气相求、情同手足的好朋友。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以西方科学精神武装头脑的知识分子十有八九反感中医，鲁迅是一个典型，傅斯年也是一个典型。傅斯年认为，英国医学博士哈维发现血液循环已经三百余年，中医居然还把人体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三段，这简直是对于人类知识的侮辱和蔑视。由于傅斯年专修过实验心理学，同时涉猎过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他撰文批判中医时，不仅立论站得住脚，打击中医的命穴和要害，也是一打一个准。那些欲将中医顶礼膜拜至国医地位的人，对傅斯年自然是恨得牙龈痒痒的。 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报》发表评论《所谓国医》，他笃定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开篇即危言耸听，自揭家丑：“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混沌的状态中，何况较复杂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是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此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医学领域引发新一轮激烈的科学和玄学（“巫术”）论战。有一次，傅斯年为了中医问题在国民参政会上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人当众激辩，唇枪舌战，各显其能，最终孔庚仓皇败下阵来。 傅斯年主张知识精英参政而不从政，所以他只做参政员，不做官员，在这一点上，他与胡适是不同道的。胡适主张“好人政治”，认为好人要尽可能出去做官，国家才有希望，否则，“坏人在台上唱戏，好人在家里叹气”，政治的清明将永无希望。傅斯的好友朱家骅、罗家伦均踏入政界，操持一方权柄。傅斯年的办事能力实则超过朱、罗二人，蒋介石对他更属信任有加，他若肯从政，不仅机遇多多，而且职位也绝对不会在朱、罗之下，但他始终坚执不可。傅斯年敝屣尊荣，连蒋介石钦点的国府委员他都力辞不允，并致书极峰，表明素志：“斯年实愚戆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傅斯年的逻辑清清楚楚：“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1948年3、4月间，胡适对是否参选总统颇感恍惚之时，傅斯年提醒胡适，他身为国内知识界的当然领袖，“名节”才是重中之重，当局拉他参选，目的是“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真可谓一语唤醒梦中人。 有人说，傅斯年就像是东汉党锢传中李膺、范滂皆推崇备至的一流人物郭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危言高论，处士横议。但傅斯年显然比郭泰更有行动力，更有胆魄，他凭借一己之勇拼掉了国民政府的两任行政院长，一位是孔祥熙，一位是宋子文，前者是蒋介石的连襟，后者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傅斯年曾在参政院的会议上公开揭露真相：“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他平生痛恨中饱私囊的贪官，孔祥熙和宋子文是世间少有的巨贪巨蠹，他自然视之若仇雠，深恶而痛绝。他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些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跟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他主张“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除恶务尽”，“攻敌攻坚”，要打就要打活老虎。 抗战期间，傅斯年身为国民参政员，屡次质询行政院长孔祥熙，抓住其经济问题不放，使孔祥熙狼狈不堪，恼怒之极，却又无可奈何。蒋介石既想治理好他的中华民国，又想笼络住他那些专擅挖墙脚的亲友，这种做法自相矛盾，最终害他丢掉了江山。蒋介石曾亲自出马为孔祥熙缓颊求情，欲使傅斯年一笑置之。蒋问傅：“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对蒋的荒唐逻辑推导不以为然，他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此言一出，满座大惊失色，蒋介石也为之动容。一个人在极峰面前也敢讲真话，这才叫刚直不阿，这才是傲骨铮铮的硬汉子。不久，孔祥熙就下了台，咸鱼未能再翻身。 1947年2月15日，农历丁亥年正月二十五，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造成一波强劲的倒宋声浪。即使悬隔六十余年，我读罢此文，仍要用“切中要害”四字来形容。傅斯年从五点入手，处处讲理，层层剥皮，使宋子文体无完肤。这五点是：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能力、文化水平。“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宋子文的形象就是如此了。“当政的人，总要有三分文化，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见踪影的。”傅斯年讽刺宋子文宴请来宾，只会夹菜喂客。尤其莫名其妙的是，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去北平接收敌产，竟将别人的老婆也一并接收了，还带到公共场合去招摇，丢人现眼，沦为笑谈。这样子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傅斯年怀疑他究竟是否“神经有毛病”。此文中，讲理是一方面，发怒是另一方面：“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这一驱逐令斩钉截铁。傅斯年先后弹劾孔祥熙、宋子文，希望蒋介石至少要“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最好能将他们“摒诸四夷，不与同中国”。这般毫不客气和行之有效的办法，蒋介石未予采纳。蒋经国后来去上海打虎，同样是只闻霹雳，不见雨点。蒋家王朝气数已尽，痼疾难瘳，根基朽，大厦倾，傅斯年纵然驱宋成功，也无济于事。 曾有人作诛心之论：“傅斯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仍是蒋介石的一条忠实的走狗！”这话其实站不住脚。准确地说，傅斯年向来敢“犯上”而不“作乱”。中央银行国库案是孔祥熙的硬把柄，傅斯年揪住不放，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份蒋介石为孔祥熙说情的绝密函件，他怒火中烧，动笔钩出要害，竟在“委座”的大名侧挥笔痛批道：“不成话。”世间多有连贪官也不敢反的软骨动物，批评傅斯年这样的勇士，他们却“有胆有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百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是唯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嘴叼烟斗、跷起二郎腿讲话的知识分子。妾妇之道，他不屑为之，韬光养晦，和光同尘，也与他的性情格格不入。称他为无双国士，就在于他真能做到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绝不轻义苟利。直道如弦，像傅斯年这样刚正不阿的学者，西方多有，而东方罕见。 清代书画家傅青主尝言：“学书之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学书如此，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傅斯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他不肯低调，不肯谦虚，不设城府，不留退路，不工于心计，不屑于安排，他更像一位敢怒敢言的西方斗士，而不像厚貌深衷的东方学者。有人称他是“激进的保守主义者”，我却认为他是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者。 三 蒋梦麟在《忆孟真》一文中写道：“孟真博古通今，求知兴趣广阔，故他于发抒议论的时候，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他于观察国内外大势，溯源别流，剖析因果，所以他的结论，往往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能道人之所不能道。他对于研究学问，也用同一方法，故以学识而论，孟真真是中国的通才。”诚然，胡适所倡导的“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傅斯年是做到了的。 专才易得，通才难寻。一般学人，很难具有行政才能，蒋梦麟、傅斯年、丁文江是学者中公认的行政高才。1928年夏，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傅斯年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襄助蔡先生规划院务，订立制度和方案，皆井井有条。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功，史料学派的崛起，确实有赖于傅斯年的惨淡经营。他主持中山大学文学院时，创办过语言历史研究所，那只是小试牛刀，而真正大展身手，则是在中央研究院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要了解傅斯年的学术理念，不可不读他那篇《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其精髓为：
在创办史语所的报告中，傅斯年讲得很清楚：“此项旨趣，约而言之，即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他倡导实事求是的学术理念，打破崇拜偶像的陋习，将屈服于前人权威之下的理性解救出来，远离故纸堆，发掘新材料。早在中山大学文学院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时，傅斯年就在周刊的发刊词中透露了自己的学术理念：“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干得最有声有色有成绩的事，就是发掘河南安阳殷墟，找到了若干至关紧要的殷商文化遗存（甲骨文和青铜器），有些发现弥足珍贵，能够解开历史的谜团，乃是国民政府最大的科学成绩。 当年，战乱频仍，道路不宁，河南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考古工作处处受阻，发掘的材料难以运出。傅斯年起用河南籍学者董作宾、郭宝钧、尹达、石璋如，以缓和与地方保守势力的矛盾冲突。他还巧妙斡旋，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人脉资源，力保考古发掘不致中途而废，必要的时候，他甚至请求蒋介石签发手令，以图从根本上解决难题。有一次，傅斯年到开封办交涉，费时三个月，他返回史语所后，指着自己的鼻子对考古组的多位学者说：“你们瞧，我为大家到安阳，我的鼻子都碰坏了！”若没有傅斯年的执著和精明，殷墟的考古发掘势必被迫中止。 抗战期间，万方多难，史语所的研究经费奇缺，众学者的日食三餐也难以为继，傅斯年那么高傲，但为了中央研究院在四川李庄的三个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的生存之计，他不得不向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梦熊打躬作揖，只为借米一百三十石。 四 1950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五十二周年纪念会在台北召开。傅斯年登台演讲，话题转向学问和办事，他笑道：“蒋梦麟先生的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学问不如胡适之先生，但我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蔡先生和胡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这当然又是心直口快。好在蔡先生大度，在九泉之下是不会生气的。胡先生也大度，深知傅斯年的脾气性格，同样不会生气。傅斯年走下讲台后，蒋梦麟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只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能做北大的功狗也了不起啊！傅斯年欣领了这个荣誉称号。 1949年1月17日，傅斯年从上海直飞台北，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亲往机场迎接，场面不小，动静很大。翌日，傅斯年即从台大代理校长杜聪明手中接受印信，正式履职。他为台大立下“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 傅斯年到台大履新后，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傅斯年题词，他不假思索，略无沉吟，即挥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的字幅相赠。傅斯年用的是秦末汉初齐国贵族田横的典故，刘邦称帝后，田横不愿臣服于汉，率徒众五百余人逃亡，避居海上孤岛。后来田横被迫偕门客二人赴洛阳，于驿舍中忧愤自杀。留居海岛的追随者闻田横死讯，遂全体壮烈自杀。 此前此后，傅斯年与胡适争取大陆学人赴台，费了不小的力气，效果却只算平平，连他们的门生弟子也敬谢不敏，避之唯恐不及，仿佛恩师是要拉他们去跳粪坑和火坑，历史学家邓广铭就曾对傅斯年说过“不”。当年，学者、教授对蒋家王朝失望之至，不愿“抛骨于田横之岛”，其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中国人的普遍心理是“愿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在国民党军队大溃败之际，凡是往昔未尝与中共结下深仇大怨的学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不愿意选择那座岌岌可危的孤岛作为自己后半生安身立命的地方。陈寅恪与傅斯年是游学欧陆时的老朋友，而且他曾在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过历史组组长。抗战时期，陈寅恪在昆明躲空袭，他的口号是“闻机而坐，入土为安”，前面四字不难理解，后面四字的意思是说躲进防空洞才算安全。每当警报大作，别人狼奔豕突，傅斯年则冒险爬上三楼去将陈寅恪搀扶下来。下雨天防空洞中水深盈尺，傅斯年还得弄把高脚椅让陈寅恪稳稳当当地坐着。想想看吧，一位大胖子搀扶着另一位半盲的学者躲避空袭，何等费劲，何等吃力！单从这件事，就不难见出傅斯年与陈寅恪友情之深挚。傅斯年曾亲自出面游说陈寅恪去台湾大学任教，甚至准备动用极其稀缺的专机将这位国宝级的学者接送到台湾。陈寅恪坚执不可，他自忖与现实政治素无关涉，晚景理应无忧，终老于中山大学于愿足矣。“文革”时期，陈寅恪遭到迫害，高音喇叭架设在他门外的大树上，大字报张贴到他卧室的床头，存款被冻结，连不可或缺的牛奶也断了供，晚景凄凉之极。 台湾大学乃“五朝老底”，实不易办，改造一所旧大学远比建设一所新大学要难。傅斯年尝致函张晓峰：“弟到台大三学期矣！第一学期应付学潮，第二学期整理教务，第三学期清查内务，不查则已，一查则事多矣！报上所载，特少数耳。以教育之职务作此非教育之事，思之痛心，诚不可谓为不努力，然果有效否？不可知也，思之黯然！”欣然也好，黯然也罢，一位负责任的校长，结局只可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台大，傅斯年锐意改革，第一要务就是整顿人事，凡是不合格的教员一律解聘，对于高官要员举荐的亲友，他并不买账：“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傅斯年真有包天之胆，说到就能做到。“大一国文委员会”、“大一英文委员会”和“大一数学委员会”由许多著名教授组成，毛子水、台静农、屈万里都给大学一年级新生开课。杀鸡焉用宰牛刀？众人表示疑惑，傅斯年认定基础学科的建设乃是重中之重，若不用火车头去牵引，就不可能产生理想的动能和速率。学期伊始，每位教师都会及时收到傅校长一封内容相同的亲笔信，他告知大家：说不定哪一天，他会跟教务长、贵学院的院长、贵系的系主任，去课室听讲，请勿见怪。不到两年时间，傅斯年真就“听掉”了七十多名教师，由于这些南郭先生的教学水平不入他的法眼，他不再与他们续聘。傅斯年用人从来不看背景，只看能力，他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也受到外间的非议和攻击，甚至有些心怀宿怨的人骂他是“学阀”，是“台大的独裁者”，但傅斯年依然我行我素，至于妥协，在他的人生大词典中，压根就没有这个词的位置。 1950年，台大新生入学考试，国文试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题目摘自《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孟轲的夫子自道，也是孟真的夫子自道，傅斯年就是要做这样的大丈夫。很难说他得志了，只能说他赍志以殁。 据朱家骅回忆，傅斯年去世前几天，闲谈时对他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要断送在台大了。”一语成谶，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答复有关台大校政校务的质询，当日提问者即“大炮参议员”郭国基，两尊“大炮”对阵，外界所料想的对轰并未发生，傅斯年的猝然弃世是否如报界所讹言“被气死”，至今仍有几个语焉不详的版本。傅斯年的死因是脑溢血。劳累、焦虑、忧懑、虚弱的体质（夏天刚做过胆结石手术）和高血压，成为残忍的杀手，攫夺了这位国士的性命。真令人难以置信啊，傅斯年想穿的那条暖和的新棉裤，竟然至死也未穿上。身为台大校长，如此清苦，怎不令人唏嘘！ 傅斯年死后，哀荣自不用提，蒋介石亲往致祭，台大校园内专辟傅园，园内建造傅亭、傅钟。傅斯年尝言：“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的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台大将这句醒世恒言化为实际行动，上课下课时，钟敲二十一响。 在大陆，傅斯年的死讯没有激起太大的波澜，周作人之类的攻击手重新找到了鹄的，但几支冷箭不算热闹，也不算奋勇。究竟有几人痛心几人落泪？痛心落泪者首推陈寅恪先生，他以《〈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为由，赋七绝一首，隐晦地表达了对故友的悼念：
《霜红龛集》是清代诗书画名家傅山的诗集，彼傅虽非此傅，但爱国忧时则一，陈寅恪先生赋此七言诗，岂徒为私谊留一念想，也为公道存一写照。 在白云苍狗的乱世，总体而言，知识精英的人生就是一场追求未果的悲剧，目标依旧悬远，生命却已耗竭。这个事实竟是难以逆转，也难以改变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位稀有天才的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造物主于何时何地怜惜过天才的英年早逝？权当是花的开谢，草的荣枯。如是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