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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旧事，说的是傅斯年、郑振铎分别与王世襄之间的“相失”。 王世襄是忠厚长者，绝口不言人非。但在他晚年回顾一生走过的道路，说到前辈学人时，只对傅斯年、郑振铎二位略有微词。他笔下留有记录。这回我读《王世襄传》（张建智著）又看到了。 1944年初，王世襄从沦陷区北平来到重庆。有一天前往聚贤新村中央研究院办事处，求见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希望能到他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傅问王世襄的学术背景，王答燕京大学本科和研究院。不料，傅斯年一听，立刻断然拒绝说：“燕京大学出来的人，根本不配进我们史语所！” 这个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是傅斯年1928年留学归来，受蔡元培之聘在广州筹备建立的，阵容硬整，成果迭出，战前在傅斯年主持下对安阳殷墟进行了挖掘，其考古发现震惊世界。傅对史语所钟爱有加，完全可以理解。然而他作为中研院的总干事兼所长，有责任继续广搜才俊，像王世襄这样的有志青年，又有治学的基础，竟由于出身的学校不为傅所欣赏，一句话拒之门外，毕竟显得过于轻率。这不但使王世襄失去了进史语所深造并做出贡献的机会，也使史语所失去一位上选的研究人才。我说“相失”（失之交臂也）以此。 至于傅先生对燕京大学的评价是否公允，是否属于偏见，可以另议。 王世襄1946年末到中国驻日代表团工作，想在战后日本追回国宝的计划未能实现。他只能把日军从香港掠夺的中国善本书107箱运回国内。他同船到达上海，在码头上把书箱点交给郑振铎（西谛）先生派来的人。他同郑先生的接触却是在三五年后。他已回到故宫博物院，任陈列部主任。当时郑振铎正任故宫博物院的上级国家文物局的局长。一天郑振铎突然来院找到王世襄，下达任务：必须在三天内，在故宫太和殿布置好“伟大的祖国”文物展，必须把院藏的精品尽量陈列出来！ 郑重其事，但简单生硬，没有丝毫商量余地。王世襄听到这道命令，一时惊呆了。因为，太和殿里正办着“抗美援朝展览”，也是配合政治任务的，光撤展就得一天，再用两天把这么大的太和殿陈列好故宫的精品，一共三天完成，简直不可思议。 多年后，王世襄回忆安放瓷器时双腿发软，心中发慌的情景。因为一切匆忙紧张，万一谁失手碰坏了什么，将是无可弥补的恨事。幸亏古物馆全体人员，三天三夜没合眼，把这“伟大的祖国”展览布置完成。总算没有一点损坏。但王世襄始终觉得，这种因长官意志而仓促行事的做法，极容易损伤展品，绝非一向重视文物保护的西谛先生应有之决定。 从此王世襄对郑先生，不可能再像对学术界的长辈那样有亲切感，因为对他来说，郑先生首先或只是说一不二的领导干部了。至于不久以后，王世襄在“三反”中遭到有罪推定，陷身莫须有的“盗宝案”，羁狱经年后开除公职，作为主管的郑先生也未能施以援手，我以为不能求全责备。郑先生是党外人士，不掌握政治运动的领导权，平时亦不掌握人事权，甚至未必有多少发言权，熟悉中国官场的人这是不言而喻的。回头再看“伟大的祖国”布展一事，竟要身为文物局长的郑振铎亲自跑到故宫来下达指令，可见压力之大，必定是更上级甚至政务院一锤定音，文物局领了军令状，这才会层层压下来。让郑振铎一人担责，怕也有几分是错怪了。 王世襄作为当时受到压力的工作人员，有怨气有牢骚，自然更完全可以理解。不过，两位虽非同辈却有同好的，都是极其热爱传统文化的学者，因有了一份上下级关系，而阻塞了他们之间本来可能有的交流以至友谊，我也认为是令人遗憾的“相失”。 王世襄离开了文物部门，郑先生在1958年死于空难。他们无缘再见。 王世襄和傅斯年却又有一面之缘。那是1946年11月，南京举办“（抗战）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王世襄和故宫人员押运部分青铜器参展，这正是王世襄不久前从事战时文物“清（理）损（失）”工作中从德国人杨宁史手中追回的。展览之后一次会上，决定派王世襄赴日交涉追索战时损失文物问题。傅斯年在场，对他重提旧事说：“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工作。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这不失为一个交代，也见出傅先生的认真。 不敢拿半世纪前这两件事例来提醒各级有人事权的官员，但我想，如果在讨论教育改革时大家多次说起的“教授治校”，有朝一日得在教科文卫部门实现，许多专业人士面临选拔人才、安排工作等重任，请千万以上述“相失”的故事为戒，更不用说要以追步傅、郑二先生以至王世襄先生的学术成就相勉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