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上午六点多钟，我打开电脑，接到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发来的一则消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南开大学教授杨生茂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4日下午7时20分在天津逝世，享年93岁。>>
    虽然在这之前，已获知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杨">杨ERSONNAME>先生病危，有些思想准备，但接到秘书处的通知，还是有些愕然，心情十分沉重，同时也十分后悔没有去见先生最后一面。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先生于我，可以说是恩师加父亲。先生的离去，我的心情其实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略记与先生交往二三事，表达对先生的思念之情。>>
    我于1991年9月到南开攻读美国史方向的硕士。开始的一年里，我与先生的交往并不多。一则先生当时已不带硕士生，二则先生的名望让我仰视，进而心生怯意，不敢前去打扰。92年之后，因为经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常陪">常陪ERSONNAME>先生去医院看病，所以跟先生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从此便沐浴在先生的教诲与关怀当中。>>
    先生没有做过我的硕士和博士直接指导老师，但是对我的学术和人生的影响丝毫不亚于我的直接指导老师。几年前，在怀念我的博士指导恩师刘祚昌先生的文章中，我曾提到过，因为刘先生的人事关系在山东师大，只是在南开大学兼职带博士，所以只负责所带博士生的论文最后写作，而招生、培养、管理等工作则由杨先生负责。虽然有这样的分工，但因为刘先生不在天津，所以，杨先生在某种程度上包办了一切。
    先生对我学术思想的影响，是从我准备博士论文开始的。在1994年6月19日，在我即将攻读博士之际，杨先生就写信给我，提出将来的博士论文写作必须注意的要点：“我认为，要写得有些originality和research的值量，最好能作到两点：①有较充分或较鲜见的资料；②从资料中能发掘些具有originality和社会效益（指对我国发生社会效益）的启迪功能。”从中我体会到杨先生治学的两点思想：一是有创见，二是学以致用。这种经世哲学也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
    杨先生当时还具体建议我可以考虑以“美国独立后如何竭力争取文化独立”为题，进行思考，写出一篇“对我国文化（特别是史学）发展可以借鉴之处甚多的论文。”虽然后来我并没有按照这一主题去写，而是在刘祚昌先生的力主下，完成了刘先生未竟的心愿：写一部有关美国黑人第一代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著作。我的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为题的博士论文，将道格拉斯思想的精髓归纳为“黑人解放的合法主义改革战略思想”，并认为它是“美国黑人解放事业”迄今为止的惟一可行的现实选择。 “这和过去那种强调以革命和斗争手段解决‘黑人问题’的观点大相径庭，反映了学术界在‘黑人解放运动’问题上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李剑鸣教授语。载于胡国成《〈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4月。http://ias.cass.cn/show/show_project_ls.asp?id=317）。该论文后来经过修改，得到中华美国学会出版基金资助，于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论文观点也引起美国学者的注意。位于美国纽约州的Colgate大学的美国著名黑人史专家Hodges教授将之纳入自己主编的美国黑人历史与文化丛书，由Garland出版社在2000年出了英文版。
    我的博士论文所提思想能够得到中美学术界的肯定，算是对杨先生所提论文要有创见思想的一种告慰。当然，这一点点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刘祚昌先生、张友伦先生、陆镜生先生、李剑鸣先生等诸位先生的启发。
    除了学术上的指导，杨先生在生活上也给我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先生一直像父亲一样关心我。1994年底我在南开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从那时起，一直到他去世，先生不顾自己年老多病，一直都挂念我的健康，每次见面或者通信，先生都会问起我的身体状况，每每都会叮嘱我注重劳逸结合。即便是在他自己生病休养期间也是如此。我从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的基本原则，例如感恩、勤俭、平等，等等，受益终生。
    人必须具有感恩之心，先生不仅这样教导我，也以身垂范。比如，作为学生，做一些陪先生去看病之类的事情，理所当然。但先生每次都会表示感谢，感谢方式都是书面的。有一次住院回家之后，他特别给每一位去探望过的人写了一首诗：“楮纸抵鱼雁，文字传真情，只缘寸心知，关怀友谊深。”还特别注明：“此打油诗致谢，但只能表达激情之万一耳。”1995年新年快到的时候，我给先生送了一束鲜花，表达祝福。之后，先生在一封明信片上作诗回谢：“异卉传厚情，古道热肠深。潜心重劳逸，常语寄思殷。”
    勤俭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特别应该提倡的美德。先生在南开大学当正教授就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但生活却非常俭朴。所穿衣服虽然很整洁，但常常可见补丁镶嵌其中；我几次陪他出去看病，年近八旬的他宁愿去挤公交车，也不愿浪费几块钱的打的费。看病期间，以自带面包和白开水充饥，吃不完的还带回家。
    在与先生接触之前，总觉得先生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让人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不可接近。但其实，先生非常平易近人，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日常生活交往上，先生一点架子都没有。2003年4月，我与几位师兄弟去看先生，先生给我们各送了一本著作，上面写道：“请某某指正！”我们每年寄给先生明信片，先生总是亲笔回复。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