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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学人王绍曾 杨晓珍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王绍曾先生已经92岁高龄了，他出生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是江苏江阴人。将王老先生归入齐鲁文化名人的行列，不仅因为他在山东度过了大半生，这里是他治学和做学问的地方；另一个实在的原因还是，他的存在提升了山东大学在国学研究方面的地位，他是山东大学、乃至齐鲁文化界的骄傲。 采访王绍曾老人是通过他的弟子、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王承略博士的引见，我们交谈的方式非常有意思：我将问题提出来，由王承略博士写在一个写字板上，王老先生看过后就开始侃侃而谈。尽管听不到别人说话的声音了，但是老先生看东西却不用老花镜，谈话思维敏捷透着风趣幽默，让人感觉到他身上仍弥漫着源自江南水乡的书卷气。 王老先生首先肯定说：“我只有中等人的智慧，惟一所长就是下工夫，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学，积累资料。”他还戏说自己是在“吃老本”，写字是吃老本，做文章也是吃老本。在了解了王老先生在目录学、版本学、山东文献、张元济研究等诸多领域的卓然成绩后，我们就明白王绍曾先生的“老本”有多么深厚，他为了积攒这些老本所下的工夫，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青年 师从国学大师 王先生作为海内外知名的目录版本学家，其在古文献方面的研究成果，无不与他年轻时代的积累和经历有关。王先生的青年时期，有几位他一生受益匪浅的几位国学大师。 钱基博 目录学研究的引路人 1927年，年仅17岁的王绍曾先生以同等学历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无锡国专是专门培养国学人才的摇篮，创办人是国学大师唐文治。延请的名师有朱文熊、钱基博、陈柱、陈衍等教授，当时王绍曾先生师从钱基博大师学习目录学和《文史通义》。钱基博大师就是已故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父亲。王绍曾先生回忆说，钱基博先生当时还兼着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所以只有每个周末才到无锡国专给他们上4节课，上课的时候，其子钱钟书和侄子钱钟汉都来旁听。钱基博教授每堂课后都会给他们布置许多课外必读书目，还要求做读书笔记，这个笔记就是作业要交上去的。钱基博先生有个习惯，就是在学生的读书笔记上画圈，做得最差得一个圈，越好圈越多，王绍曾先生得意地说道：“我的读书笔记在班上总是数一数二的，钱先生就用加圈的办法给予表扬，我的圈最多，有时可以加到5个圈。”他说，“做学问积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当初读书读的都是原本，每天背诵一篇古文，早晨校园里传出的都是琅琅的读书声，背书背得喉咙都哑了，还是要高声朗读，不这样读是掌握不了古文的特点的。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背就驼了。王绍曾说，“我的一辈子其实就一个‘勤’字，‘以勤补拙’”。 以后，王绍曾先生还把钱先生的这种画圈的习惯沿用到自己的教学当中。 1930年，王绍曾先生在钱基博教授的指点下，写成了6万言的毕业论文《目录学分类论》，受到钱基博先生的激赏，给了100分。他不仅把这篇论文拿到上海光华大学让那里的教授们传阅，而且还建议学校作为《无锡国专丛刊》第一种于1931年正式出版，这在当时高校学生出版论文还是破天荒的。 记者在王老先生家看到了这本他学生时代正式出版的论文册子，王先生介绍说，他原来保存的那本，文革时与许多书稿一起被红卫兵抄家弄丢了，如今的这一本是南京的一位同学1983年送给他的。自己毕业后，经校长唐文治推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帮助版本校勘学大师张元济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钱基博教授提议要将 “目录学”这门课让王绍曾代授，但王先生说，“我当时只有20岁，后面几届的同学年龄都比我大，我怎么能去给他们上课呢？所以我坚决不同意。”后来，钱基博先生在他另一位国专学生余振眉的毕业论文上批注：“吾自讲学大江南北以来，得三人焉。于目录学得王生绍曾，于《文史通义》得陶生存煦，于韩愈文得余生振眉。”王先生还在这篇对自己意义非同一般的论文册子上写道，“这篇论文现在读来有些地方显稚嫩，但这是我在目录学研究方面的一个‘起点’”。 张元济 引导开辟版本校勘学的新园地 王绍曾先生从无锡国专毕业后，经校长唐文治的引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帮助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这项工作的具体做法就是搜集传世的宋元明旧版正史，选择善本，补其残缺，影印成一部完善的《二十四史》，再对底本的明显脱误，根据众本详加考辨，予以校改，形成一部错误较少的正史版本。 帮助张元济先生校勘“二十四史”，可以说为王绍曾的学术生涯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当时商务印书馆拥有国内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其中的“涵芬楼”以富藏宋元明善本及抄校稿本而饮誉海内外，在这里王绍曾先生得以接触这些珍藏本，又得张元济先生版本校勘学的真传，所以此后尽管商务印书馆被日本人轰炸，王先生不得不离开了那里，但是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却是以这些积累和经历为根基的。 离开商务印书馆之后，王先生回到母校——无锡国专图书馆工作，其间他撰写了被台湾学者王国良教授称为“无可替代”的《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和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史通引书考初稿绪论》等许多论文，在学术上进入成熟期。 朱文熊 指点了文言文写作 王先生讲，他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写的论文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现在拿出来读，自己都不相信是自己写的，因为现在的自己是写不出如此文采的文章了。先生回忆说，他在无锡国专时的写作教师是朱文熊先生，邹韬奋曾在自己的一篇小文《经历》中提到朱文熊教授时说，“我如今还能写的一些文章，完全是靠朱文熊先生的指点。”对此，王绍曾先生也深有感触，他说：“我的文章刚开始写得不好，可是每次朱文熊教授总会对我提出表扬，说王绍曾的文章下的工夫不小，但还是写得不很完美。可鼓励归鼓励，名次却总是排在后面，所以我也就能知道自己的文章不怎么样。两三年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朱文熊先生也比较满意了。”接下来王绍曾先生风趣地说：“所以我可以这样说，‘我的文章写得还过得去，完全是得益于写得不好，朱文熊先生还是坚持不断地给予表扬。’” 王先生介绍说，自己二十几岁时写的论文，至今还有被人采用的。比如他23岁时写的《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一文，1986年被台湾学者王国良教授收录了《中国图书文献学论集》，同时收录的论文的作者大都是建国初期国学研究界的大家。 王国良在收这篇论文时也是费了一些心思，因为原文有6万多字，文言文译成白话文实在太长，但取舍之间，王国良教授也觉得这部论文“无可替代”，所以稍做删节后收录了。因为这本书的介绍，当1996年王绍曾先生到台湾讲学的时候，那里的学者对他非常熟悉。 晚年 卓然成家 建国以后，王绍曾先生来到了山东济南，首创了济南工业学校和济南机械制造学校图书馆，先后担任山东机械工业学院、济南工学院图书馆副主任。 1960年，王绍曾在自己已经50岁的时候考取了山东大学著名学者高亨先生的研究生，但当高亨先生见到这位博学的弟子后，认为他不需要再读研究生了，当下推荐王绍曾先生到郑州大学教授先秦文学，可是由于人事调动方面的原因，王绍曾那次没能离开山东，而是跟着高亨先生研究先秦文学。1963年，经高亨先生推荐，王绍曾调入山东大学图书馆工作，这样做也是为了他读书方便，因为高亨先生看好王绍曾，要他撰写《商君书集释》，并亲自联系中华书局，准予出版。高亨先生对《商君书》素有研究，这次他更是将自己积累的大量资料都借给王绍曾，帮助他完成这部书，可是就在1966年，先生的《商君书集释》接近完成的时候，红卫兵抄了他的家，这部书稿连同先生收藏的许多论文集，被洗劫一空，后来先生多次催要都没有结果，现在说起这件事，先生仍然心痛地叹息不已。 重拾故业成为学术领头人 十年动乱，王绍曾先生被剥夺了著书立说的权利，也造成了他在目录版本校勘学研究方面的断层。到1983年先生调任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接受了培养研究生的工作，此时他已年过古稀，又刚做了结肠癌切除手术，但是先生却拿出了与时间赛跑的劲头，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当中。在20年时间里，先生承担了国家级项目三项、省级项目六项、自筹项目三项，而且次第完成并出版行世，其中百万字以上的大部头著作，累计多达1600万字。同时发表论文四十多篇，约 50多万字。先生以等身的著述，辉煌的成果在古典文献学界卓然成家，声名可以和已故著名学者顾廷龙、冀淑英两先生相媲美。去年侯艺兵编著《世纪学人、百年影像》一书收录的古典文献学家，也就只有此三人。 指着一书架自己的学术成果，王绍曾感慨地说，“这都是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和力量，我不能把这些都看成是我个人的成果，我所做的主要是培养了一批人。很多学者，自己读书很多，做学问很好，但是充其量是个‘书虫子’，人没了，学问也就带走了。而我所做的项目，我的学生都有参与。”说着，王绍曾拿起仍在陆续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来说，“张元济先生在世，也难以搞成了。我做到了，就是因为我有一帮非常得力的学生。” 老学不倦完成等身著作 先生的学问广博而专深，泛泛概括难免挂一漏万。通过王绍曾先生几位弟子的介绍，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先生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山东文献、张元济研究、古籍整理等诸多方面都有开学界风气之先的建树。 最能代表王先生目录学、版本学成就的是《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而在校勘学上的巨大贡献，则是晚年主持整理了张元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围绕《校勘记》的整理出版，王先生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张元济先生的研究论文，从此确立自己在国内研究张元济问题上的权威地位。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是先生的精心之作，这部280余万言的巨著花费了先生10年时间。该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清人著述的大清理，被胡道静先生誉为“有清一代文献括存之大业”，从目录学的角度讲，此书是自清中叶补史志目录运动兴起以来，200年间的最大收获。已故著名目录版本大师顾廷龙先生为本书作《序》云：“不特公私名簿采录殆遍，著录之有歧异者亦多所辨正。全书网罗清人著述为《清史稿艺文志》及武氏《补编》所未见者，竟达五万四千余种，以类相从，厘然有绪，且各注版本，兼明出处，元元本本，得未曾有。”程千帆先生在《序》中则云：“合三家之所得而倍之，于是清人传世诸藉得以略备，虽时值右文，得道多助，然非绍曾之好古敏求，锲而不舍，又未必底于成也。”《拾遗》出版以后，王先生又着手主编《清史稿艺文志版本知见录》，此书必将与《拾遗》合璧，为清代历史和学术文化研究提供依据。 王先生20岁追随张元济先生参与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当年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当中硕果仅存的元老，而且多年来，他又为《校勘记》的整理出版奔走呼吁，所以1992年，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校勘记》的重任就自然落到了王先生的肩上。《校勘记》手稿多达173册，抚视当年自己的手迹和张元济先生的亲笔，王先生感慨万千，如今16种《校勘记》已陆续用整理本影印出版，这是校勘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对史学界的重大贡献。王先生手抚《校勘记》影印本说：“当初，我写了《张元济先生校史始末及其在史学上的贡献》一文，顾廷龙先生说‘今无第二人能道之矣。’而整理《校勘记》的工作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这了，我之所以能做成，一是因为这是我专业所长；二是因只有我最了解当时的情况，能看懂手稿杂乱无序的条目；三是因为我有一帮非常得力的学生。” 山东文献研究第一人 王先生出生于江南，却热爱齐鲁文化，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以前辈文献学家王献唐先生为榜样，把整理弘扬齐鲁文献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除了屡次为山东省古藉规划小组制定古籍整理规划外，还受省古籍办委托主编了《山东文献书目》，又与沙嘉孙合著了《山东文献书目续编》和王献唐先生没有搞成的《山东藏书家史略》王先生指着自己考证出的山东自先秦两汉至民国拥有藏书家559名的数字对记者说：“向来研究藏书史的人，以江浙为重，而对齐鲁重视不足，我们用事实证明，山东的藏书家要比江浙多许多。”《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是先生近年目录学研究和山东文献整理的力作，聊城杨氏海源阁，是清末私人藏书四大家之一，为了表彰杨氏家族的功绩，再现杨氏藏书的辉煌，提供目录学、版本学、藏书史研究的素材，先生将书目整理得完美无缺。对王绍曾先生在整理山东文献方面的特殊贡献，程千帆先生也有评价：“献唐先生以后，一人而已。” 永不言老自成养生之道 王先生的另一个弟子杜泽逊教授1996年曾陪同先生到台湾讲学，之后他在一篇文章中记录，台大中文系黄沛荣教授开玩笑说，他“偷看”了王先生的手相，发现他是“断掌”，这种人意志坚强，胜于常人。王绍曾先生说，他的一生就一个“勤”字，其实“勤”与“意志坚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相通的。王先生1981年、 71岁时患结肠癌动了手术，而他的主要学术成就正是在71岁至91岁这二十年间创造的。在采访就要结束的时候，王绍曾先生主动说：“有一点我非常想说，我之所以在九十多岁的年龄还能做一些事情，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的心境宽畅，虽然我20年前得过癌症，做了手术，但是我从不把自己看成是病人，依然心境开朗；二是我讲一些养生之道，每天坚持锻炼，我认为老年人多用脑、勤用脑是延年益寿最好的方法，我不主张退休了就在家坐着不动了，那是在等着去火葬厂。 ” 说着这些，王绍曾先生非常热心地拿出自己写的一幅字，是先生擅长的篆书，这幅字是先生放在案头经常把玩的东西，都有些皱了。王先生说，这是他自己编的《不老歌》：“起得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莫烦恼，天天忙，永不老。”吟唱完这首不老歌，王先生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 来自:齐鲁晚报2002年10月7日B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