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与哲学连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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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入”哲学
1956年，杨耕出生在安徽的一个教师家庭。和他的同龄人一样，杨耕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但是，杨耕并不认为自己生不逢时，相反，他庆幸自己有 了一段特殊的经历。“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使我对社会与人生有了深刻的体认，并对我的哲学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杨耕把他的学术生涯称为“不断的精神苦炼”。
对于杨耕，选择哲学似乎是一个偶然。“上大学前，我是中学的数学教师。当时一位师长陈仲明，也是邻居，是学哲学的，他对我说，你有哲学天赋，学哲学可能比你学数学更有发展空间。经不起他的‘忽悠’，我改变了报考志愿，把数学改成了哲学。”于是，杨耕于1977年考入安徽大学哲学系，“以此，我踏上一块神奇的土地”。所以，每谈到选择哲学时，杨耕总是戏言他“误入歧途”。
如果说杨耕选择哲学是一种偶然，那么，他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一种必然。在杨耕的视野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学说，以“有生命的个人”为前提，以改变世界为己任，以实现人类解放、“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为目标，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展示出一种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的双重关怀。杨耕认为，这是全部哲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关怀。在大学四年学习过程中，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他不断走近马克思主义哲学。
1986年，杨耕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师从汪永祥教授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此以后，杨耕就在中国人民大学一路“破”了下去：1988年被破格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陈先达教授，专业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留校任教后，又先后被破格评为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至今，朋友还戏称他是“破”博士、“破”教授。
对于杨耕来说，哲学不仅是他的专业、职业，而且是他的事业。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用杨耕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哲学本身是一种智慧，它给人的生存和发展以智慧与勇气，这是一种“大智大勇”。如果说宗教是关于人之“死”的观念，是讲生前如何痛苦、死后如何升天堂的，那么，哲学则是关于人之“生”的智慧，是教人如何生活，如何生活得有价值和有意义。“哲学问题总是关于‘人生在世’的大问题，探索天、地、人的人与自然之思，反思你、我、他的人与社会之析，追寻真、善、美的人与生活之辨，熔铸着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关注，对人类发展境遇的焦虑，对人类现实命运的关切，凝结为对人生之谜的深层理解与把握。”
谈到自己的哲学生涯，杨耕最忘不了的就是导师与挚友。“我忘不了我的两位导师和一位挚友。汪永祥教授把我领进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他的学术引导力引导我走进‘哲学门’；陈先达教授把我留在人大哲学系，他的思维穿透力引导着我走向哲学的深处；陈志良教授的‘宏大叙事’能力引导着我走上哲学研究的‘快车道’。”杨耕回忆，三位教授的思想力量和人格魅力形成一种“合力”，深深而持久地影响着他。从此，杨耕在哲学研究上一发而不可收。
的确是“一发而不可收”。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以来，杨耕先后出版专著12部，其中，《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先后印刷六次，销售数量已达2万余册，对一本哲学专著来说，实属不易；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唯物论研究》（日本）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国家级奖6项，省部级奖7项。这些论著以其崭新的理论视角、宽广的理论空间、独到的理论见解，展示出一种新的理论态势，引起了哲学界、理论界的关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光明日报》曾三次采访、介绍杨耕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哲学动态》《学术月刊》《学术研究》《学术界》《社会科学战线》《中国教育报》《中国时报》《大公报》（香港）及本报等报刊先后发表对杨耕的学术采访；《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不断转载杨耕的论文。
在哲学研究中，杨耕追求的理论目标，是求新与求真的统一；追求的理论形式，是铁一般的逻辑，诗一般的语言；追求的理论境界，是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我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我的全部研究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位学者的哲学研究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但杨耕自己却说，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努力而勤奋工作是他唯一的选择。
除了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之外，杨耕还兼任着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杨耕自我解嘲说，“盛名之下，有些其实难副”。
重读马克思
从历史上看，一个伟大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引起争论，不乏先例，但像马克思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持久、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而且，马克思离我们这个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于是，杨耕开始重读马克思。1995年，他在本报明确提出：“重读马克思。”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杨耕经历了从马克思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再到现代西方哲学，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哲学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求索过程。杨耕回忆，这样一个“重读”过程完全是被研究的逻辑牵引着、不自觉地走过来的。当这个“重读”结束后，他意识到，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把握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在何处以及何种程度上被误读；只有把马克思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史的流程中去研究，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哲学变革的实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只有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才可知晓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局限和伟大所在，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杨耕还涉猎了社会主义思想史，并进行历史学、理论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的“补课”。在杨耕看来，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生物延续是同种相生，而哲学研究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看，马克思对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都进行过批判性研究和哲学的反思，不仅德国古典哲学，而且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英国法国“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生成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目标，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而且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或批判理论，它所揭示的被物的自然属性所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以及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就此，杨耕说了这样一句形象而又深刻的话：“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
据此，杨耕提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总体看法。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结了传统哲学，并把哲学的理论主题从“世界何以可能”转换为“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传统哲学在对世界终极存在的探究中使存在成为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关注人的存在，对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给予深刻批判，对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给予深切关怀。为此，马克思把哲学的理论主题从“世界何以可能”转换为“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并使哲学从关注宇宙本体转向关注人的生存本体，从重在“认识世界何以可能”转向重在“改造世界何以可能”。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便终结了传统哲学，开创了现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存论的本体论，即实践本体论。人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生存，在实践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的，因此，实践构成了人的特殊的生命活动形式，即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本体。同时，实践是自在世界和属人世界分化与统一的现实基础，人通过实践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自然与社会“二位一体”的人类世界，人类世界是实践的存在。因此，实践既是人的生存的本体，又是人类世界的本体。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使本体论从“天上”来到“人间”，把本体论与人间的苦难和幸福结合起来了，从而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使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得到了本体论的证明。
三是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与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要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就必须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实践观为基础去探讨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出一个新的理论空间，一个唯物而又辩证的世界图景。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一种“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在杨耕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批判的世界观”的不同表述。
马克思“死而不亡”
有人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见物不见人”。听到这个观点，杨耕笑了笑说，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而且是一种无端的“傲慢与偏见”。为了说明问题，杨耕简要回顾了马克思的思想进程。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或者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要消除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相对立并压迫他的力量这一现象，从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又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重申，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确立人的“自由个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可以看出，马克思毕生关注的就是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况，实现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
“由此，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说的一段至理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么，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一个刚刚中学毕业、年仅17岁的青年，似乎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实际上是为一种新的思想竖起了凯旋门。这是一个崇高的选择。这个选择从精神上和方向上决定了马克思的一生。实现人类解放让马克思一生魂牵梦绕。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中，我看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透视出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强烈的使命意识，体会到一种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的双重关怀。这是‘见物不见人’吗？”杨耕反问道。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维多利亚时代”，距今已经150年。据此，有人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过时”。对此观点，杨耕说，“这是一种理解的肤浅和理论的近视。”他认为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是否具有真理性。“新”未必就是真的，“老”未必就是假。阿基米德原理创立的时间尽管很久远了，但今天的造船业无论怎样发达也不能违背这个原理。如果违背了这一原理，无论造出的船多么“现代”，也必沉无疑。
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正是由于所关注和解答的问题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社会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具有内在的当代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每当世界出现重大社会问题时，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杨耕说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马克思，比生前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我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死而不亡’，马克思‘死而不亡’。”
我注意到，杨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范式在学界引起了高度的关注，《理论前沿》发表署名文章评论道：杨耕的解读范式“提供了一种新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途径，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建构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对于我国哲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具有突破性意义”。可杨耕自己却说，这个评价过高，他实在不敢当。
哲学人生
在与杨耕的接触与交谈中，我感到，哲学并不神秘，离人并不遥远，相反，哲学就在我们的生活中。“的确如此。人们当然不是按照哲学生活，但生活中的确处处有哲学，好与坏、福与祸、理与欲、成与败、荣与辱、生与死……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哲学家看问题有自己独到的眼界。正是这种独到的眼界，使哲学家能够从个别中看到一般，从对立中看到同一，从同一中看到对立，从肯定中看到否定……哲学总是以反思的精神，批判的态度和超越的情怀理解生活、把握人生。”
作为一位哲学教授，杨耕是如何看待人生的呢？
涉及个人生活的观点往往被看作是轻松的话题，但在杨耕看来，这个问题不但不轻松，相反，还有些沉重。
“人的一生可以有不同的追求，但有一点可能是共同的，即人的一生可以‘过五关斩六将’，也可能‘走麦城’。借用莎士比亚的话，那就是‘光荣的路是狭窄的’。”在杨耕看来，“过关斩将”固然可喜，但“走麦城”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能正确地对待它。这里的关键是，要做到“荣辱不惊、波澜不惊”。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一定的修养，而要达到这种修养，需要学哲学和一定的经历。只有哲学才能真正“看破红尘”“看透人生”，而经历本身就是一笔财富。
“当然，这里有一个矛盾，这就是，当你具有一定的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经验时，你可能已经步入中年甚至老年了，属于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当你年轻而拥有充分的时间时，你往往没有经历，缺乏经验，所以，越年轻越容易犯错误。经常听到这样一句‘宽宏大量’的话：允许犯错误。实际上，不管你允许不允许，是人总要犯错误。问题只是在于，我们不要犯同一个错误，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学习’别人的错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犯所有的错误。”
生活中，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无法凭借努力而改变现状的例子比比皆是。假如生活对自己不公，哲学教授会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杨耕的回答是，相信时间，学会忍耐。“做人必须学会忍耐，有时甚至要忍受你不能忍受的东西，但忍耐是一个人获得精神平衡的基础。”一位朋友向杨耕解释何为“高人”：“痛到肠断忍得住，屈到愤极受得起。”杨耕说他自己不是“高人”而是凡人，但他非常喜欢并践行着这两句充满哲理的话。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所谓“人言可畏”者。如何看待他人对自己的议论和评价呢？杨耕的回答是，“我不太在乎别人对我的议论、评价。如果别人说的的确是我的缺点，我努力改正就是了；如果别人说的不是我的缺点甚至是‘恶毒攻击’时，我也不在乎，因为这不是我的过错。”杨耕非常喜欢但丁的格言：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罢！套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我就是我”。“所以，当我被别人误解时，一般不去解释，因为对明白人，你不解释他也明白；而对不明白的人，你越解释他越不明白。在我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尘埃会落定，而‘公道自在人心’。”
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人要学会走路，就要经过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才能学会走路。”杨耕认为这句话很朴实，但很深刻，充满着辩证法。“就我而言，友情与亲情、委屈与磨难，都是一笔财富，一笔不可缺少的财富。没有友情与亲情，我不可能成长；没有误解与责难，我不可能成熟。我非常喜欢国外一句箴言，那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善于把别人扔向他的砖头砌成他的事业的基础。”
看过英国电影《红菱艳》的人都会记得片中那双神奇的红舞鞋，一个舞蹈演员一旦穿上这双红舞鞋，就永远无法停下自己的舞步。杨耕说，从他踏上哲学这个思想舞台的那一刻起，他就穿上了这样一双“红舞鞋”，哲学使他不停思索、寝食难安。的确，哲学已经融入杨耕的日常生活、思维方式和生命活动之中，构成了他的“安身立命”之根和“安心立命”之本。“正是哲学，使我‘看破红尘’‘看透人生’‘波澜不惊’‘荣辱不惊’。哲学适合我，我也适合哲学。我与哲学已连成一体，离开哲学我不知如何生存。”杨耕以这样的话结束了采访。
其实，生活中的杨耕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总经理。京师出版集团这几年来持续快速的发展有目共睹，引起出版界、教育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杨耕本人也确实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和成功的经营者，2008年被新闻出版总署授予“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称号，2009年被新闻出版总署授予“中国优秀出版企业家”称号。可是，杨耕总不愿意谈工作，总是说这是全体员工努力的结果。据记者所知，自担任北师大出版社总编辑、社长，北师大出版集团总经理7年来，杨耕从未就工作问题接受过媒体采访。但明眼人总是能感觉到，在他的管理中，处处体现了哲学的力量。事实上，繁重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外，依然保持学术研究成果不辍，除了惊人的毅力，一位哲学学者处理“矛盾问题”的功力也尽在于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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