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立夫大家都知道，乃陈果夫的弟弟，大流氓陈其美的侄子。老蒋当革命流氓那阵和陈其美拜了把兄弟。陈其美被狗肉将军张宗昌暗杀后，老蒋对“革命流氓遗孤”当然会有特殊感情，因此自发迹后一直将他的两个侄子引为心腹，靠他们建立了中统特务组织。二陈更一度把持了国民党党务，在党内形成了势力雄厚的CC派（“陈”的英文名字第一个字母）。当时的民谣说：“蒋家天下陈家党”，指的就是二陈极盛时代的情景。 顾颉刚恐怕一般人不知道。此公是北大毕业生，似乎并未出国深造过。他完全是胡适提携起来的。1923年，他在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其中说：“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即引起轩然大波，刘掞藜、胡堇人等人纷纷撰文批驳。 胡适对顾的疑古精神作了肯定，以编辑身份写了《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说：“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他认为，连上帝之有无都不取决于主观信念，都可以讨论，“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 很明显，老胡这些袒护老顾的话是针对当时的反应说出来的。大禹历来被认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而今老顾却说那不过是一条虫。爱国者们怎能容忍这种放肆诬蔑？ 但今天的读者来看，这争论就完全是搞笑了，只能暴露争论双方包括老胡在内都是科盲。老胡若对自然科学略有所知，也就不会闹出“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甚至认为可以“去伪存真“的笑话来。 略知科研方法的人都立刻能看出，那根本不可能是什么“真伪”问题，更不可能“去伪存真”，因为双方都毫无证据。老顾的立论依据不过是《说文》中对“禹”字的解释，而反驳者也拿不出大禹确实存在过的证据来。“大禹从未存在”与“大禹确曾存在”都是猜想，而且，就连哪种猜想的概率更高都无从肯定。可以肯定的就是老顾乃是搞笑，只暴露了他思维的粗疏：漫说有证据证明的文字是商朝才出现的，就算夏朝初年确有文字，而且“禹”字确实是“虫”的意思，难道那就不可能是人名？就连如今农村的孩子都还以猫狗命名，而况远古时代乎？ 这就是历史研究的天然局限，我早在旧作中指出了，史学研究和科研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并非所有的历史悬案都可以解决，越是远古这问题就越严重。这道理就连孔丘那原始人都知道，他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徵之矣。”这简单道理，20年代的中国的顶尖学者们居然不知道，当真是越活越回去。 这争论发生时，陈立夫正在广州忙着干革命，但他也看到了顾的文章，非常不同意。他认为，孔子离大禹不过一千几百年，对大禹备极赞美，难道他的话还不如顾在四千年后得到的文献可靠？这论据当然也不能成立。一千几百年或许不算小跨距，但在文字记录尚未发明的蒙昧时代，靠口口相传，传了一千几百年的人物是否真实，只有天知道。孔子虽知道文献不足徵就不能乱说，但他却不知道远古没有文字，并无文献可徵，他能徵引的文献乃是后世写下来的，是否可靠只有天知道。 这事给立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直到抗战期间他当了教育部长，还念念不忘，准备整顾颉刚，为此精心布下圈套，准备“引蛇出洞”。他请顾颉刚考证大禹生日是哪一天，以便在工程师年会上提出，将该日设为“工程师节”。 老顾不知是计，傻傻地考证了半天，最后得出结论：大禹生于某年6月6日，并写信通知了陈立夫。陈根据此信在工程师年会上提出将每年6月6日设为工程师节，获得全会一致通过（据说如今台湾仍然以6月6日为工程师节）。陈当即宣布，从今天起，大禹不再是条虫了，因为虫的生日是无法知道的，这是顾颉刚先生负责考证出来的，有信为证。全场哄堂大笑。 以上逸事据傅国涌著《民国年间那人这事》，《中文维基百科》尚有此段记录： “陈立夫说：「你不是说大禹是条爬虫，怎么会有生日！」顾反驳：「你只叫我考证生日，我是根据现有的资料考证出来的，我是从学术考察，不是从爬虫考察。」晚年顾向一位记者回忆说：「那是年轻不懂事时的话。」” 若此事为真，则老顾的强辩实在太无水平，倒是老陈那党棍远比他有思维能力，其逻辑如钢刀一般锋利——能考证出大禹的生日来，当然大禹就绝无可能是条虫。老顾既然同意考证而且考证出了大禹生日，当然就默认了“大禹是人而不是虫”的潜在前提。当老陈指出这点时，他还要胡扯什么“我是从学术考察，不是从爬虫考察”，彰显其思维高度混乱——难道“大禹是虫”的结论竟然可从爬虫考察中得出？他后来自承“年轻不懂事”，我看就凭此话，他到抗战时（那是大概接近50岁了吧）仍然不懂事。这种浑人的“学术考察”究竟有什么价值，实在值得怀疑。何况有勇气宣布大禹生日的“学者”定是超级浑人。 所以，国民党要人也会整人，但人家这种整人非常机智而且风趣，无伤大雅，并不像我党那样，不由分说罗织入罪，把人往死里整，还让受害者百口莫辩，就连家属都要一并被打入阴山之后，几十年不得翻身。这就是绅士治国与痞子治国的区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