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陈寅恪先生 |
中评社北京3月21日讯／已故历史学家周一良年轻时师从陈寅恪，曾是“学界公认的陈寅恪的接班人”，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周走了一段弯路，直到八十年代才”幡然悔悟“。以下“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先生” 摘自周一良晚年所着《书生本色》：
我认识、了解的陈寅恪先生，可以用这样十二个字来概括：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
先谈儒生思想。我觉得陈先生的文化主流是儒家思想。听说当初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有三位名教授，一位是冯友兰先生，一位是汤用彤先生，一位是陈寅恪先生，当时就有儒、释、道三种说法。冯先生是大胡子，人称“冯老道”，代表道教；汤先生是研究佛学的，是代表释教的；陈先生就是儒生，代表儒教，故时人用儒、释、道三字来代表这三位教授。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想还是用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思想是介于湘乡南皮之间。湘乡指曾国藩，曾国藩的思想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孔孟之道，是儒家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曾作过《讨粤匪檄》，檄文的主要内容就是讲中国的名教，讲孔孟之道，讲弘扬儒教；说太平天国要破坏中国的名教，破坏中国的孔孟之道，要搞耶稣，搞西方的那一套东西。所以曾国藩的思想的核心及他一生的行为、言论的表现都可以说是典型的儒家。而陈先生说他的思想介于湘乡南皮之间，可见他对曾国藩的敬仰。南皮指张之洞，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也是陈先生钦佩之人。当然，介于湘乡南皮之间的说法是比较早期的说法，是上世纪30年代的说法，到了60年代陈先生晚年是否依然如此呢?我觉得是没有根本的改变的。关于此点，吴雨僧先生在他的日记中也曾经提到过，说寅恪的思想没有改变，还是跟他开初想的一样。
陈寅恪先生在审查冯友兰教授哲学史的报告中，又说思想出入于“咸丰同治之际”，为什么陈先生不说“同治光绪之际”或“光(绪)宣(统)之际”，而说“咸丰同治之际”呢?至今我对此也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只有想，曾国藩是死在同治十一年(1872)，是否陈先生所说的“咸丰同治之际”是与“湘乡南皮之间”相呼应，以推崇曾国藩呢?陈寅恪先生的思想，是以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这一点，我还想通过一些日常生活小事来加以说明。他在给王观堂的挽诗中已经讲了关于儒家传统文化。有一位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讲过这么一件小事：王静安先生遗体入殓时，清华一些老师与学生都去了，对王先生遗体三鞠躬以敬礼。不久，陈寅恪先生来了，他穿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叩头，并是三叩头，一些学生见陈先生行跪拜礼，也跟着行跪拜礼。实际情况我不大知道，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陈先生在王静安先生入殓时行的是跪拜礼，这个就是封建文化、封建传统的很典型的一个表现。陈先生不行洋礼三鞠躬，而行传统跪拜礼。
还有一个例子，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说陈先生在国学研究院时，有一些陈先生的学生到上海陈先生家中去谒见散原老人，散原老人与这帮学生谈话，散原老人坐着，这帮学生也坐着，而陈先生是站在旁边的，并坚持到谈话完毕。这说明什么?这是过去时代很严格的旧式家庭的礼教，指导这种礼教行为的是什么思想呢?当然是儒家思想，是孔孟之道。
还有一个例子。今年暑假，天气太热，我看新近出版的《郑孝胥日记》。《郑孝胥日记》共五本，两千多页，我用五十天的时间翻了一遍。郑孝胥死于l938年，散原老人是“七七事变”后，拒绝服药、进食，在忧愤之中过世的，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当时做汉奸的郑孝胥与散原老人是老朋友。郑孝胥在东北与另一位叫陈曾寿的老朋友谈到散原的去世，非常悲哀。他居然也悲哀!他不知道自己与散原实际上是完全对立的两个立场。l937年下半年，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听说散原去世了，在他身边有一个儿子，就是在清华做教习(他不用教授)的那个儿子。他说，这个儿子既不给散原开吊，自己也不服丧，言外之意，似乎这个儿子是离经叛道的。1937年冬，郑孝胥从东北跑到北京来，在某一天日记中，他写道：到散原家吊唁，见到陈隆恪及陈登恪。郑孝胥在东北听到的谣言，说陈寅恪先生不为父亲开吊、不穿丧服。我想是因为当时北平已经沦陷，陈先生才不愿意开吊，但是郑孝胥日记中说陈先生不服丧，是胡说八道。因为就是1937年11月份陈先生全家到南方途经天津时，我曾亲见陈先生穿着布袍子，即传统孝子的衣服，陈师母头上还戴着白花。所以说，散原老人去世后，传说陈寅恪先生不开吊是有可能，是因为陈先生不愿在沦陷区开吊、办丧事，但是说他不服丧，是郑孝胥的传闻之误，也可能是他的偏见。从这个例子来看，陈先生遵守、维持传统礼俗，也就是尊重传统文化。
接着前面“湘乡南皮之间”说，南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是讲船坚炮利，指西方的声光电化，而陈先生对西方之学的认识，比张之洞要高得多。关于此点，我们从陈先生留学时期与吴宓的谈话(据《吴宓日记》)中看出，如陈先生对照中、西方哲学，认为西方哲学比东方哲学高明，更有思辨性，所以，陈先生对西方的文史之学有很深刻的认识。陈先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当然，不表现在船坚炮利。陈先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方面表现在学术自由。陈先生送北大学生的诗，季羡林先生已引其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其二是这样说的，“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说天生我这么一位狷介的儒生，我念书不是为别人，是为了我自己，我根据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研究。然后又对北大学生讲，“平生所学宁堪赠”，我平生所学没有什么值得告诉你们的，最后一句，“独此区区是秘方”，意思是只有这区区的一点是我的秘方。秘方是什么呢?就是“读书不肯为人忙”，就是强调读书一定要独立，独立思考，并有独立之思想，不为别人希望的某种实用主义左右而读书。对学术自由，陈先生是一直坚持下来的，直到解放后写《柳如是别传》，我觉得这一点是陈先生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的一个方面。
还有一点，就是蔡鸿生教授《“颂红妆”颂》中谈到的“颂红妆”。陈先生所谓的“颂红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西方男女平等、民主自由之思想，当然，他的思想比西方民主自由还更深一步，对红妆的理解，对红妆的同情，对红妆的歌颂，他的思想基础，还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如果没有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完全是儒家的东西，如孔孟之道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那就是另外一种想法。所以说，陈先生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三纲”“六纪”是他信奉的东西，同时，也有“西学为用”，他的“西学为用”表现在学术自由，表现在“颂红妆”等许多方面。这看来似乎很矛盾，实际上恐怕并不矛盾。因为人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在转变时期，有这方面的东西，也有那方面的东西，可以理解。
第二讲陈先生的诗人气质。气质是什么东西，比较复杂，包括性情、感情、思想等。陈先生诗人气质是十分浓厚的。他作诗有各方面的因素与条件。首先是他的家世，散原老人是一位著名诗人，成就很突出。据说宣统年间(1909—1911)，有一个叫陈衍的福建诗人立了一个“诗人榜”，榜上没有第一名，实际上第二名就是第一名，这个第二名就是汉奸郑孝胥，第三名就是散原老人。可见当时公认散原老人的诗是很好的。陈先生的父亲是大诗人，陈先生的母亲俞夫人，也有诗集传世。他的舅舅俞明震，也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有名的诗人。所以，陈先生的家世是一个诗人的家世，他从小受到作诗的训练，受到了诗的熏陶，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觉得陈先生的诗人气质还表现为多愁善感。这是老话了，诗人都多愁善感，陈先生也是这样的。善感，陈先生是一个有丰富感情的人，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中表现出感情非常丰富、非常深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多愁呢，李坚先生讲陈先生诗中体现的悲观主义，讲得十分细致。陈先生确实有悲观主义，这与他后半生的经历有关：抗战时期避难来到南方，已经流离颠沛；后来香港沦陷，又流离颠沛；然后回北京。这几件事不能等量齐观，但都使他产生一种流离颠沛的感觉，因而出现害怕战争、躲避战争的想法，加上陈先生晚年眼病，经过三十年逐渐加深并最终失明，复又腿部受伤，卧床不起，这切身的折磨使他感到悲观，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陈先生的诗人气质，我想还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我的老师洪煨莲先生有一个口述自传，有英文本，听说香港也出了中文本。在自传中，他讲到，他在上世纪20年代“一战”期间到哈佛去，夏天，在哈佛校园中看见一个中国学生口诵中国诗歌，来回朗诵。这位学生的衬衣整个都露在裤子外边。大家都知道，从前西方穿衣服，衬衣后部因很长而应塞入裤子里面，露在外面是一种不礼貌、非常可笑的行为。洪先生看到这人有些奇怪，就问别人此人是谁，别人告诉他，这是哈佛大学很有名的一个学生，叫陈寅恪。从此记录可见陈先生是落拓不羁，有诗人气质的。
由诗人气质我联想到陈先生很喜欢对联。他常以对联这一形式来开玩笑。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聚会，他作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意思是康南海(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而这帮学生为梁启超的学生，所以这帮学生也就成为了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下联是“大清天子同学门人”，意思是王国维先生是南书房行走，在某种意义上是宣统的师傅，你们呢，就是宣统的师傅的弟子，与大清天子是同学啦!可见，陈寅恪先生对联语很感兴趣，而且有一挥而就的才能。
大家都知道，陈先生出过中文题，一题目为“孙行者”，据说考试时，有学生对为“胡适之”，这个学生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谟先生。我问过周祖谟先生，他说确实如此，不过后来与胡适先生见面时，不敢把这件事告诉他。除此事外，那一年研究生的中文考试卷中也有一个对联：“墨西哥”，据说也没有人对出来，这是听北大西语系英语教授赵萝蕤先生说的。赵先生那年从燕京大学毕业，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这是在纪念吴宓先生的会上听说的。由此想到，季羡林先生去韩国后回来说，韩国的人也很喜欢写对联，好像吃饭时以写对联来唱和，作为一种游戏。对联不仅仅是简单的几个字，还可以了解平仄。对联要对得好很不容易。我们北京大学有一位现已过世的王瑶教授，为纪念他出了一本纪念文集。文集中有很多很好的文章，很感人的文章，是王先生的学生写的。文章后附有一些对联，但与感情丰富、文采飞扬的纪念文章，极不相称。对联甚不工整，甚至不像对联，说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古典文学的训练方面还有待改进。我觉得，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如果不能写一点诗，不能够写几句古文的话，恐怕不是很完美的，这正如研究京剧的人应会唱几段一样。
第三点我想谈的就是陈先生的史家学术。陈先生的学术是很广泛的，博大精深，但归根到底是史家，即陈先生的研究重点在历史。虽然陈先生精通多种语言，研究佛经，又受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对中国古典文献也非常熟悉。总而言之，他具备了各方面的条件来研究历史。陈先生的历史之学归根到底得益于什么?陈先生脑子非常灵敏、敏锐，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可以看到。怎样分析陈先生研究历史看得这样透彻、分析得这样精深呢?我觉得与辩证法有关系。就是说，陈先生的思想含有辩证因素，即对立统一思想、有矛盾有斗争的思想、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思想。在许多混混沌沌之中，他能很快找出重点，能因小见大，而这些思想、方法与辩证法有关。比如说，他讲唐朝的政治，把中央的政治与少数民族的情况联系起来，把看起来没有关系的东西联在一起，陈先生的论文很多属于这一类。我们从中看不到的关系、因果和联系，陈先生却能发现。又如，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陈先生从这篇文学作品联想到魏晋时期堡坞的情况。还有，讲唐朝制度的来源，陈先生能找出众多来源中的重点，加以分析。再如，对曹魏宫中事无涧神事，陈先生认为无涧神就是阿鼻Avici，即阎王爷的地狱，并由无涧神考察到曹魏时期可能已有佛教在社会上层流传。又如，陈先生考证武惠妃的卒年，究竟是在当年年底，还是在次年年初，与当时政治无甚关系。但陈先生的考证，是为了考证杨贵妃入宫，杨贵妃是什么时候入宫的。而考证杨贵妃入宫的时间，是为了考证杨贵妃什么时候嫁给寿王，是否合卺。而杨贵妃与寿王是否合卺(是否以处女之身入宫)，与李唐皇室不讲礼法、具有胡族之风的事实是相连的，这才是陈先生所要说明的问题。
我所讲的陈先生的史家学术，都是在陈先生解放以前著作中所见到的。从《柳如是别传》就更进一步看到陈先生写书时的确非常投入，设身处地，把自己搁在钱谦益与柳如是当时的环境之中。对钱谦益、柳如是两人该肯定的地方肯定，该否定的地方否定，富于理解与同情。这部书与陈先生过去的著作有很大的不同，里面有很多地方表现了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如用偈语、律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与历史人物浑然融为一体。这种做法，是陈先生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摘自《书生本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相关链接： 周一良与陈寅恪
陈寅恪应该说是近现代中国的杰出史学家，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对于周一良（1913 — 2001）在史学研究的影响是既巨大又深远的，很难作出全面的评价。仅在周一良求学其间所产生的引导作用就足以表现出陈卓越的史学研究才能。如果硬要归纳，陈寅恪的治学态度、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成为周一生都在不断追求的目标。周一良曾经回忆那段向陈先生学习的过程，从惊叹到佩服，从广泛收集陈的著作到“立志走陈先生的路”。对于陈重视对历史兴亡原因的深刻探究和其史学才能尤为推重。总起来说，吴怀祺总结的周一良史学研究方法中的文字音韵训诂方法、多种材料互相参正法、语言比较法、文化心理特征的研究法、统计的方法、考订源流等等的方法中，前四种都可以说是或多或少从陈那里学来的。陈对周产生影响的途径主要是讲课、著作、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
周第一次听陈寅恪的课是1935年秋天，在清华三院，陈讲的课是“魏晋南北朝史”，第一次听的是陈对羯族和石氏来源的考证，感到“闻所未闻”，“佩服的五体投地”。现在在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还保存了1935年陈在清华讲授“晋至唐史”的第一节课时学生卞僧慧的笔记记录（以下简称卞记）。在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也保存了陈1947到1948年在清华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讲述“羯族”的授课内容（以下简称万记）。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陈的治学内容和方法对周的震撼力。
从陈的著作方面来说，对周的影响还很不清楚，根据汪荣祖的统计，在清华从1926到1937年间，陈写有50篇左右的文章，主要是佛教文史和中古文史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周讲“在听课同时我又搜求陈先生发表的论文来阅读，有些篇读后不甚了了”。不过我们可以知道，这写文章在某中意义上成为周学习的范文，给周研究中古文史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也是周向陈学习的一个途径，1936年夏周第一次私下请教陈，但由于陈家和周家是世交，周又“富而好学”，给陈留下深刻印象，之后周开始给陈写信来请教问题。周一良的祖父周学海去世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其撰写墓志，陈的大哥师曾和周叔弢为至交，在书籍、绘画、印作等方面都有交流，陈的七弟方恪又是周叔弢青年时代的同学，陈的表弟俞大纲又是周的同学，所以这种几代人交往的感情也增加了周和陈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可以有一证可以证明这一时期陈周之间的感情。1942年在周出国学习其间，陈寅恪在撰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的文章开端充满感情的写到：“今则举浸稽天，莫知所界。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泪之泫然也”。今日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足以证明周陈之间已经确立了言传身教式的师徒关系。
再者就是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等。这要先介绍一下背景。1936年秋，周为了学习陈的学问，毅然放弃燕京大学硕士，到陈指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傅斯年当时在史语所具体负责，他是近代有名的史学家，他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他1928年发表的《史语所之旨趣》一文中所描述的一样，要求直接研究史料，不断扩展研究的史料，还有不断扩展研究的工具。直接体现在史语所里，他也主张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就是“直接史料订文史”，在的管理上推行自由研究，也就是给研究者研究条件，充分发掘研究能力，直接在史料上下功夫。在这个其间，周一良分配到的任务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未指定题目或限期要求成果。周用这一年的时间“仔细点读了八书二史，并采用笨办法，遇人名即查本传，遇地名就翻地理志，遇官名就检百官志，同时对照《通鉴》的记载，参考清代钱大昕等人的考证”。在史语所其间还开始留心史料上出现的特殊词语，有志于清儒郝懿行的《晋宋书故》未竟之业。结果就是“水到渠成”，写了三篇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宇文周的种族》、《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写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时和陈写信讨论过溪族的问题，陈也经常给其回信，思想十分活跃，由于文革等的原因，这写通信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文章来讨论陈对周的影响和启发。
1946年，哈佛毕业的周一良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大清华等名校，主攻魏晋南北朝史,陈寅恪对他赞赏有加。然而几年后，周一良全然放弃古代史,烧掉博士证书；他吟诗给干校劳动的妻子“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还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这一突变让很多人难以接受。朋友写信骂他“无耻之尤”；其妻也备感内外受敌；陈寅恪则在文集再版时删掉回忆周一良的文字。周一良本人却浑然不觉。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时，出身大家的他陷入深深的悔恨：“我决心改造自己，力求进步。”孩子不能上大学，他宽慰地认为不上大学才对。他拒绝与汉学家牟复礼联名寄卡片，因为牟复礼曾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他把“文革”看作是改造会，“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儿子周启博语）。参加“梁效”写作组时，他以为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欣喜于古文知识能“服务于革命路线。”当“梁效”写作组接受政治审查时，周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
直到30年后，周一良才幡然悔悟。在“梁效”写作组某成员的追悼会上，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的挽联深深触动周一良，使他重拾荒废多年的古代史研究。可惜时光不再。中华书局曾经出版了一本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文集》，被他戏称为“我的前半生”，因为收的都是他解放以前的论文。他承认，解放以后他写的文章“大多是奉命或应邀之作……不足以言研究也。”他把那段“红与黑”的心路历程记载下来，并把那张“无耻之尤”的信纸压在玻璃板下。每每约见晚辈，不讲学术，却谈人生。20世纪末，在一次陈寅恪的纪念会上，已经坐在轮椅上的周一良作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
▲梁效事件
那时的周一良，把“文革”炼狱看作是改造自己难得的机会，以至于到了“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儿子周启博语）的地步。在一张劳动归来的合影中，周一良穿着鼓囊囊的棉衣，斜挎军绿书包，白毛巾随意扎在脖子上。这与他素来西装革履，系着苏格兰格子图案的围巾的形象，大相径庭。
及至参加“梁效”写作组时，他还以为这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然后骑着自行车悠然回家。他不无自得地说：“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了。”
后来当“梁效”写作组接受政治审查时，周一良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
这位把改造当做人生目标的知识分子，直到30年后才幡然悔悟。在“梁效”写作组某成员的追悼会上，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的挽联深深触动了周一良。他又重新拾起荒废多年的古代史研究，世家私塾的古文教育又派上了用场。曾和他一同批判胡适的田庆余，也是用胡适的研究方法做出了成绩。 |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