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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31日，将是恩师、北京大学教授齐文颖先生八十华诞。为此，吾等齐门弟子合作编纂了本书，即《美国史探研（续编）——祝贺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作为对老师生日的祝福。 师弟、同样是齐老师学生的杨玉圣教授常常感慨：如果没有遇上齐老师，我们的命运会截然不同。此乃至理真言，我深以为然。就我而言，在1981年底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旋即改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时，虽已被通知留校任教，但依然不自量力，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欧美史研究生班。那时，在我这个生在济南、长在济南、未满20岁的大学生眼里，北大是个令人向往但似乎又高不企及的地方（虽然我七七年高考时曾把北大列为第一志愿，但连北大的边儿也没摸着）。因此，尽管投考了北大的研究生，但根本不知谁是欧美史研究生班的导师，也没有期待能侥幸被录取。所以，当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我还一时没敢相信。就这样，稀里糊涂，我在1982年初寒冬料峭之时往京，在北大二院历史学系办公室首次师生见面会上，才见到我们第一届欧美史研究生班（七位学生）的五位导师，即张芝联先生、罗荣渠先生、潘润涵先生、齐文颖先生、张蓉初先生。 见面时，记得齐老师刚刚访美归来，穿一件黑色呢子外套，架一付黑色边框眼镜，话语不多，但神气淡定，文质儒雅，和蔼可亲。得悉齐老师是我最感兴趣的美国早期史专家时，我一下子便选定以齐老师为主要导师。幸运的是，齐老师也愿意接纳我为她的第一个研究生。就这样，开始了我作为齐门弟子的三年紧张而愉快的研究生读书生活。 八十年代初的燕园，是我所知道的当时最适于求学问学的学术殿堂。对于我们这些刚经过十年“文革”文化劫难的年轻人而言，知识是那样的诱人和甜蜜，人人都如饥似渴。在我们眼里，知识即等于前途，只要读好书，根本无需为前途愁。北大不但拥有深厚广阔的人文学术底蕴、无与伦比的图书文献资料和超一流的师资力量，而且能提供比其他院校更多的与国外学术界交流的机会。记得当时我们研究生班的课程有一半是由外籍教师讲授的。在齐老师等导师指引下，我们有幸接触到第一批来华讲学的欧美学者，其中不少是英美史学界的著名学者，如William Whiteside、Elbert Smith、Michael Kammen、Jack  ole、Bruce Stave、Leon Litwack、Lawrence Levine, 等。同时，齐老师为我们美国史专业的研究生（包括与我同届的李薇以及下一届的陈勇、叶霖、杨志国等）用研习班 (Seminar) 的授课方式，引导我们读英文原著，写读书报告，上课讨论，使我们在踏上学术研究道路之初便养成了独立钻研、相互切磋、敬畏学术的优良学风，这使我们受益终身。 齐老师不但教我们读书做学问，而且还言传身教；确切地说，应该是身教远远多于言传，教我们认真做人、做真正的人。在和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相处时，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齐老师从未有过半点儿师道尊严，从不摆任何架子，总是平等相待，谦和可亲。记得刚到北大的几个月，由于此前从未有过听外教英语授课的经历，故对英语颇感畏惧。齐老师鼓励说：开始讲英语和外教交流，不要怕“胡说八道”。受此鼓励，我试行之，果然有效。不出三个月，竟然感觉自己能读懂英文原著，然后用带点儿山东味的英语向外教发问了。在生活上，齐老师对我们关怀备至，经常借授课或招待外教的机会，让我们到她在燕南园的家中做客。大家一块边包饺子，一边谈历史、谈学问、谈人生，师生无界，如沐春风，其乐融融。在教导我们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同时，齐老师还总是把学术成绩留给学生，从不分享任何成就。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毕业后不久，《历史研究》杂志社通知我准备采用我以硕士论文为基础写的论文。我立即找到齐老师，希望文章由我们师生联名发表，因为我坚信没有齐老师悉心指导，包括从选题、选材到构架、乃至行文，我不可能完成论文。但齐老师没有同意，坚持让我以个人名义发表。 齐老师对于我们的栽培和影响，绝不限于三年研究生期间。对我个人而言，尤其如此。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我有幸留在北大历史学系任教。此后不久，齐老师为我争取到以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身份到哈佛大学进修这一难得的机会。当时，我个人对于出国毫无概念，也无任何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还是齐老师，不但替我规划出国后的专业学习方向，而且帮我安排行程、介绍她在哈佛的亲友相助（包括当时哈佛文理学院院长Michael Spence教授等）。甚至连我赴美时身上带的仅有的40美元，也是齐老师帮我凑借的。 我的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和感受，相信也是齐门弟子的共同经历与感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作为受业弟子，我以及我的师弟、师妹总是心怀感恩之心，认认真真做人，兢兢业业于学业和事业，都是受了导师齐文颖教授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的结果。齐老师之受到我们这些弟子的敬重与爱戴，她的道德文章在圈内外有口皆碑，都不是偶然的。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在同龄人中，齐文颖教授可谓劳苦功高，功彰绩伟。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研究生，齐文颖教授既继承了老一辈学者的博雅之学的优秀传统，又发挥了承先启后的接力棒作用。 齐老师乃名门之后（其祖父是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创办人及院长齐璧亭先生，其父亲是中国人在哈佛大学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先生，曾任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燕京学报》主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精通古今中西历史），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1954年自北大历史系系本科毕业，又进一步深造，1958年自北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之后历任北大历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任北京大学燕京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以及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等，主讲世界近代史、英国史、美国史等课程。在经历了荒诞不经、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劫难之后，中国之学术得以薪火相传，主要是靠了当时年富力强的齐老师以及她这一代无可替代的专家学者（以美国史研究领域为例，齐老师的同龄人还有已故罗荣渠教授和冯承柏教授、川大顾学稼教授、南开张友伦教授、北师大黄安年教授、北大杨立文教授、武大李世洞教授、南大李庆余教授等）。从学术史的脉络看，这一代学者所经历的人生磨难及其特殊的历史角色，不能不令人感佩无限。在北大历史学系，齐老师培养的研究生，论数量，一共13人，可能并不多，但这些研究生有九人留学美国，包括本人在内，计有八人从美国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其他七位分别是陈勇、叶霖、郭琦涛、杨志国、胡新军、陆丹尼、秦玉成，其中有五人显执教于美国的大学）。这些目前已进入中年的齐门弟子，活跃于中美学术界、教育界，或著述立说，或执教杏坛，在美国早期史、美国宪政史、中美关系史等领域，大有作为。古人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人才的培养与成长，其实也是如此。齐老师不止一次说，看到自己的学生的成就，她特别欣慰有加。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些齐门弟子又何尝不是时时感念业师的栽培与恩德呢？因为从学术传承的意义上，没有齐老师及其谆谆教导与悉心培养，就没有我以及我的师弟、师妹的学术生命。 第二，在积极推动中外史学学术交流方面，齐文颖教授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复兴与发展无疑是与国际史学界的密切交流分不开的。在这一方面，老一辈学者发挥了巨大作用。齐老师是改革开放后史学界率先走出封闭的国门、在美国留学的访问学者：1979-198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1981、1985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1984年在牛津大学访学，之后每年都会到英美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秉承其深厚的学术根底和潇洒自如的地道英语，齐老师为中美史学界的深度交流与友好合作架起了桥梁：一是邀请前述的著名美国历史学家来北大讲学，二是推荐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学生赴美深造，三是主持翻译美国学者的著作（如埃里克•方纳等著《新美国历史》、欧内斯特•梅等编《美中关系史论》等）。在我的印象中，除了前辈学者张芝联教授外，在促进中外（尤其是中美）史学交流方面，也许只有罗荣渠教授、冯承柏教授能和齐老师相媲美。无独有偶的是，张芝联教授、罗荣渠教授和齐老师不仅都是北大欧美史的名师，而且也都是我当年读研究生时的授业恩师。 第三，在学术领域方面，齐文颖教授敢于开风气之先，这突出表现在她率先开拓美国早期史、早期中美关系史和妇女史等前沿课题的研究。 以美国早期史为例，这是美国史学界最受重视的专门学科，从老一辈的著名学者J. Franklin、Jameson Merrill Jensen、Edmund S. Morgan、Richard B. Morris、Bernard Bailyn、Jackson Turner Main到承前启后的一代名师Jcak . Greene、Gordon S. Wood, Mary Beth Norton、Alfred F. Young、Gary B. Nash、Forrest McDonald，再到中年Allan Kulikoff、Jack N. Rakove、Peter S. Onuf等名家，美国早期史研究一脉相承，蔚为大观。在中国，老一代学者（如黄绍湘教授、刘祚昌教授）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但主要是把殖民时期当成美国革命的历史背景而非美国历史的一个独立学科来看待的。齐老师访美归国后，致力于美国早期史的学科建设，把殖民时期、美国革命时期和制宪时代打通，从而使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启了中国学者系统研究17-18世纪英属北美历史的先河。这既包括她自己写作的《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教育》《<独立宣言>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标志吗？》等名篇，也包括她在北大指导的历届以美国早期史为题目的硕士学位论文（这些文章已收入齐老师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美国史探研》文集，受到黄安年教授等专家的好评）。更让人欣慰的是，学术有如薪火相传。在北大历史学系，随着好友李剑鸣教授的加盟，美国早期史研究的学术业绩与影响力必将进一步发扬广大。师弟杨玉圣教授无论是在北师大还是在政法大学，均始终以美国早期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尤其是他指导的历届研究生几乎都以美国早期史为毕业论文选题。以晚近三十年为学术史的观察时段，如果说齐老师为第一代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者、剑鸣和玉圣为第二代的话，那么剑鸣指导的以美国早期史为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玉圣指导的以美国早期史为方向的硕士学位获得者，当为第三代。三代同堂，代代相承，于是，美国早期史研究遂显然卓学，令人刮目相看。收入本书的剑鸣的大作《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回顾与前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文本。同样，本书“美国早期史”和“美国宪政史”部分所收入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当然，“吃水不忘掘井人”。饮水思源，齐文颖教授的奠基人之功德，可谓善莫大焉。 此外，在早期中美关系史、妇女史、英国史等领域，齐老师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主编《中华妇女文献纵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合编《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还发表了《英国平等派的第一个革命纲领与新模范军》（《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以及《美国“中国皇后号”来华问题研究》《北京大学与中美文化交流（1898-1937）》等专题论文。尽管年事已高，但齐老师依然退而不休，辛勤耕耘，为其父亲、著名前辈历史学家齐思和老先生整理出版了广受好评的《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校订齐思和老先生等编《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2008年版）等著作。我所见到的齐老师最新发表的文章是《关于培根“起义”的提法问题》（《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这都是我们这些晚辈不能不特别敬佩有加的。 古人云：“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又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齐文颖教授不仅以其言行影响了我们这些后辈学子的人生取向，而且也再恰切不过地诠释了“师者”的涵义。 吾爱吾师。 是为序。 2010年3月2日 （《美国史探研（续编）——祝贺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满运龙、陈勇、杨玉圣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