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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缘投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于漆侠">于漆侠ersonName>先生门下为徒，实乃我人生一大幸事。今天，我能执教于大学讲堂，从事史学研究，离不开先生的引导，而先生一生执著学术的精神和百折不摧的傲骨正气，更成为我行走世间的路标。 初识与入门 初识漆侠先生是1981年的事。那年秋天。中国农民战争史年会在陕西师大历史系召开。作为办会方，系里安排77级同学协助会务，我也在其中。当年中国农战史还是史学界“五朵金花”之_，一大批重量级学者长期活跃于这一领域。报到那天，各路名家纷至沓来，真可谓冠盖云集。其中漆侠先生十分引人注目，属来宾中的高个子，戴着眼镜，清癯有神，谈吐爽朗，带有浓重的山东乡音。会议期间。我接触漆先生的机会不多。但这次见面，却成为我以后投师的机缘。 1984年，我工作两年后获准考研，寻觅导师时很自然地想到漆先生，于是斗胆报考了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当时国内宋史研究重镇有三处：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和河北大学。河北大学倒非名气大，却因漆先生及其研究室而享誉史林。 初试成绩通过后，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赴河北大学参加复试。再度见面时，漆先生和蔼可亲地询问了一些情况。我在回答完问题后。也赶忙提及那次农战史会议上的事情。先生听罢爽快地笑了，说：“好啊，愿意学习就好，来了后要多读书。”他还聊起抗战期间在陕西的见闻，并打趣道：“当地人吃饭不讲究，主食之外，就一盘辣子和一盘醋。”交谈之下，我既感到温暖，也放下了心。 当年确是读书做学问的好时光，国家重视教育，社会崇尚知识，干扰又少，师生更是心静。特别是招生严格，录取人数不多，导师遴选的条件也很严，大都是有相当成就的专家，这就保证了培养的质量。我入学前，漆先生门下只有三位弟子，加上我们四位新生，总共七位研究生。当时先生身边还有助手高树林、郭东旭两位老师。另外就是办公室和资料室的两位工作人员。 宋史研究室坐落在河北大学南院东面一处平房院内，是旧河北省委的地方，环境相当安静。研究室有不少图书资料，漆先生自己的许多书也垒来供大家使用，像浙江书局刊本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宋会要》等。不久又重金购置了台湾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这在80年代中叶的大陆还比较少有。先生每天必来，往往还是最早到的，写作之余，常找我们聊天谈学问，气氛十分融洽。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熟悉了漆先生率性刚直、爱憎分明的性格，也大概了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解了">解了ersonName>先生的学术经历。先生早年入西南联大求学，抗战结束后进入北京大学随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邓广铭">邓广铭ersonName>先生读研究生。20世纪50年代初，到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成为所长范文澜的助手。后因政治风气及性格耿直的原因，调入天津师范学院，也就是后来的河北大学。先生的传统史学功底极为雄厚，文献史料常常信手拈来，但印象更深的还是博大的眼界和深厚的理论素养，谈学术总能从大处着眼，看问题极其深刻。这些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都可从">都可从ersonName>先生的论著，特别是百万言的皇皇巨著《宋代经济史》得到说明。 当时除主要由漆先生授课外，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高树林">高树林ersonName>老师也讲过元代经济史，再就是先生请来一些名家友人作报告。我与同门大多数时间都在读书，有时为了寻找史料。还常泡在北京图书馆古籍部。那时我有些鲁莽胆大，时常为一些问题打扰先生。先生总是循循善诱，使我醍醐灌顶，如沐春风。我就此大致掌握了史学研究的方法，算是初入门径。 1986年底，漆先生问我毕业去向。当时我还孑然一身，就回答去哪里都行。隔了几日，高老师便找我谈话，说漆先生打算留我在身边，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因为能继续受到先生指教。做宋史研究必有前景，并且能被先生看中，我多少有些虚荣心。 事有凑巧，次年寒假回家，家人、同学给介绍了本地高校的对象。那时自己年轻不懂事，热恋中只考虑与女友的关系，返校后便向漆先生说出反悔的决定。先生刚直的性格是学界出名的。听后非常生气。以后高老师多次劝我留下来，我也清楚这是漆先生的意思，虽然深感内疚，但仍未能改变主意。毕业前，漆先生不计前嫌，为我工作的缘故，还给时任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先生写了推荐信，现在想起来，我确实伤了先生的心，但先生以父辈的宽厚原谅了我。 就这样。我怀着十分歉疚的心情告别了恩师，离开了河北大学。 回炉和伤逝 到西北大学工作后，因教学任务繁重，加之宋史非所在单位的研究重点。资料欠缺，我只能自己摸索，其间又到国外两年。故宋史研究进展缓慢，除了就漕运专题从宋代上下。延伸，完成了《漕运与古代社会》书稿，并发表了若干篇论文外，我多年对宋代军政的兴趣却未取得突破。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也没有多少怨言。但每每想到当时离开漆先生的情形，就深感愧疚，除了出国前专程看望过先生一次外，也一直不好意思去拜访，只有每年寄上贺卡。 1997年，宋史年会在银川召开，漆先生作为宋史研究会会长必然出席。接到会议通知之后，我踌躇再三，还是打消顾虑参加了会议。其间，我找机会向先生汇报了自己十年来的情况，特别提及做研究的一些困难。先生很关心地听了汇报，鼓励我继续在宋史领域深入探索。不过，在此前后，我有两年多时间花在了开发研制国内第一部多媒体《中国通史》的工作上，暂时无暇他顾。 1999年初，当多媒体《中国通史》大致有了结果时，我决心摆脱各种干扰，一面整理完成了有关北宋崇文抑武问题的书稿，同时将自己的研究集中到宋代武将群体的专题上。这时，更感到自己学识的不足，另外在资料信息欠缺的情况下，培养研究生也有些吃力，于是想重回漆先生身边学习。好在我得到了先生的理解，还有同门师兄弟的支持，当年便取得在职攻读博士的机会。 说来惭愧，自己当时已经是教授。年近40又回炉与年轻同学一起当学生。不过，经历了许多之后，既珍惜时光和机会，读书看问题自然也深入一些。因此，虽然我有一部分时间还要在本单位服务，但效率不算低。在选毕业论文题目时，我提出作“北宋武将群体研究”，自认为有些积累，此前《武士的悲哀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的书稿也请先生看过，并得到先生的序言，故而先生首肯了我的想法。 那段日子，除了在搜集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不断请教漆先生外，我还经常与他聊天。晚年的先生早已贯通古今历史，思路异常清晰。既保持了一贯深刻犀利的风格，看问题更充满睿智。在那间多年的办公室里，漆先生总会让我抽他的好烟，他偶尔也抽一两支，谈话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先生常常谈起往事，涉及学界许多的人和事以及经验教训，使我大开眼界，也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先生。值得一提的是，先生与我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喜好拳击。当然先生是欣赏，我则不仅欣赏，从前也练过一点。在谈到拳王泰森与霍利菲尔德之战时，先生眉飞色舞地发表见解，令人想不到他是年近80高龄的老人。我和同门们都说：“先生肯定高寿，一定能活到90岁以上。”但谁又能想到，以后竟发生了意外的医疗事故。 2001年11月2日，一个寒冷阴霾的日子。早晨八点左右，我骑车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看书，一进楼道就被办公室的老师拦住，告诉我刚得知漆先生可能不行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顿觉脑子一片空白，立刻下楼骑车赶往先生家。望着仿佛睡着了的先生，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两天前我还与先生在办公室聊过很多事情。上午十点多钟时，我和师兄姜锡东用酒精为先生仔细擦洗了身体，换上一身新衣，其时内心的伤痛才不断涌出。至今已七年半过去，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在漆先生故去前，我已大致整理出毕业论文的主要内容，并获取了先生的指教，只是还没有拿出完整的稿子请先生过目把关，这无疑是我终生抱憾的事。我想，自己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认真完成论文，以此告慰先生在天之灵。2002年5月间，我顺利通过答辩，结束了在职博士的学习，告别了河北大学。 在漆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我专程去保定参加了纪念活动。散布各地的同门弟子再度会聚，加上在校的学生，人数有六七十位之多，几居国内宋史学界小半壁江山，其中许多人也已成为本领域的骨干学者(算至今日，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宋史研究会四位副会长都是先生的学生)，正是高山水长，惠泽百川。 作为一名受业多年的弟子，我始终视漆先生为道德文章之楷模。尤其敬佩先生的铮铮傲骨和坦荡胸襟。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我时常以此教导他们。而在做事做人方面，我未尝不以此时刻鞭策自己。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