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访龚老 
    1999年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前夕，我供职的《湘声报》拟作策划报道，其中之一是要赴京采访湘籍全国政协委员。龚老当时是全国政协常委，我想采访他，但又从没和他联系过。幸好“周实时代”的《书屋》杂志与我有染，是“特邀编辑”，所以假《书屋》作访谈之名找上他。我还知道，朱正先生与龚老是多年的朋友，于是向朱正先生要了他的住址和电话，并顺便打听龚老是否好说话。朱正先生说：“他是官员里思想比较解放的，民间的声音也能听。”北京学者丁东先生告诉我，他听过龚老一次座谈会讲话，印象是滴水不漏的。
    当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的《龚育之论中共党史》，我找朋友要来一套，并匆匆翻读了一遍。相对而言，我比较喜欢该书最后一辑“回忆和杂谈”。该辑包括《几番风雨忆周扬》、《毛泽东与胡适》、《从叶德辉之死谈到黄兴的流血革命和胡元倓的磨血革命》等文章。这几篇不像那些职务性写作，读来感觉很实在，是大家手笔。尤其是读到该书“后记”，龚老说自己退休后“希望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继续写一些东西”。我就想，龚老是否要开始“个人写作”了？
    赴京采访前，我准备了十几个问题提纲，首先是围绕人民政协的，诸如，进入新世纪人民政协工作是否有新的发展？民主党派的作用是否能和1957年以前相比、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民主是世界的潮流。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中，政协在民主监督上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然后，就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广泛设问，往往一个问题就是几百字。写这篇文字时，我把保存完好的两盒采访磁带重听了一遍，历时近两个小时，而我的问话用时至少接近了一半。龚老说话始终平和，语调沉稳；而我往往显得很激动，有时差不多是“慷慨激昂”、肆无忌惮了。提出的问题，不待龚老说完，我又打断他。要是换成别人，说不定早被下了逐客令，而龚老却不。
    我找出当年的采访本，重温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诸如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我们搞了几十年，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也不知道。现在说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中国特色”（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龚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我们是遵循一个主义的，但事实上中国已出现文化多元现状，如既有《书屋》、《方法》那样的杂志，又有《中流》、《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这样的刊物。马立诚和凌志军合作过一本叫《呼喊》的书，不是说中国当下有五种声音吗？您老对此是怎样看的？宪法上说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是否为我国首创？有人说，“民主”和“专政”是对立的，合在一起逻辑上就说不通。请问龚老怎样理解？您是中共党史专家，因为档案未解密，许多大事还是一团谜，如朝鲜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如反右派斗争究竟是“阳谋”还是“阴谋”，如“文革”的发生，还有关于人治与法治，关于晚年周扬的反思……等等。在我印象中，龚老并不回避问题，说到文化多元现象时，他说：这么大的国家，有不同声音是正常的。多元不一定就是对抗。马毛是一元，马毛与其他是不是对立的？我看不一定吧。不同文化，不同声音，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导思想之下，是可以互相协调、和谐共存的。说到何为“中国特色”，他说这其实是个“方法论”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搞的与过去那一套是完全不一样的，与东欧西欧社会主义也是截然不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它还要发展，还要变化，还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等……
    记得这次采访是在9月7日下午进行的。我9月4日到北京，5日晚上九点多，我试着给龚老打去电话，简单讲了两个目的：一是为自己谋饭的报纸做个采访，二是为《书屋》杂志做个“人物访谈”。我问他是否有空看《书屋》那种口味的杂志，他说哪怕再忙，也要翻一翻的。那天下午，我一进门龚老就问：“最近《书屋》发了《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范元甄有什么反映吗？”此文作者李南央，范元甄就是文中的“母亲”，系李锐前妻，副部级干部，如果范有反映，杂志肯定是有麻烦的。我说没有，并问龚老对此文有何看法。他不置可否。此前拜访邵燕祥先生，邵老说到此文：“李南央作为女儿不应写，别人写可以。”我把此话说给龚老听了，他只是笑笑。
    采访从下午四点多一直谈到六点多。龚老是主流话语的核心智囊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许多重要决定和报告，他都是主持起草者或参与起草者，但他自始至终不谈个人如何如何。快结束采访时，龚老说今天是9月7日，9月9日他有个活动。这天是毛的忌日，有99人参加。我问邓力群会参加吗？他说不知道。我问他与邓力群来往多吗？他说只是过年去一下，平常往来几乎没有。我问：“邓力群当部长时，您是副部长吗？”他说，那时他不是副部长，他和邓力群没有上下级关系。我说胡耀邦辞职时，曾传说邓力群有可能做总书记。龚老说：“那也只是听到传闻。但我想，这种可能性极小。”我又问，马立诚与段若非打官司的事他知道吗？龚老说知道，段败诉了。龚老觉得这很滑稽。是否指法院只抓住“侵不侵权”问题审？也许是吧。最后，龚老题签赠我《大书小识》后，把我送出门口，并告诉我怎么出大院，怎么往回走。我说回去整理给《书屋》的稿子就送给您看，报纸的应景文章就不一定看了吧？他说：“还是看看好，怕有些你没听清，或是我没说清。”
    回来我把谈“政协成立50周年”的内容整理了一个稿子，基本上是根据录音整理的。他上午让我把稿子传真过去（那时我还没上网），下午给我打来电话，把他改过的稿子读给我听，让我改在纸上。结果以他口气说的话，几乎改动了百分之七八十，差不多疑似棱角的地方，都变换了语气。看到这个改后的稿子，我拟为《书屋》整理的稿子也就拖了下来，一直没整理。前不久，因自己主编“新史学丛书”与章百家先生电话里聊到龚老，章先生说“其实老龚是最传统的”。这里的“最传统”大概就是主流吧。但我想，作为这么一位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人，他能读当时被指为“自由主义”的《书屋》杂志，能耐心听我那些近乎“离经叛道的“问题，真令我肃然起敬。我还想，要是当年他是中宣部长、不是副部长，会不会对不同声音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呢？
                                                      再访龚老 
    再访龚老，是在六年之后，即2005年5月21日。这次是和《随笔》杂志主编秦颖、学者朱正先生一起去的。
    下午三点多到了龚老家，猛一见面，我惊了一下。六年前见到他，红光满面，气色很好，但这次看上去衰老多了。头发依然白得好看，可脸色一点不好，说话也感中气不足。最后送我们出门时，龚老是拄着拐杖的。我问龚老脚有什么毛病，他说就是腿软，没劲儿，要瘫塌下去。
    因为这次不是采访，所谈话题也很随便，且大多是和朱正先生谈。秦颖是位肖像摄影迷，不停地找角度，为龚老拍照。我好像一位倾听者，只是偶尔也插上几句。
    印象中，当时龚老正在校读一部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书稿。他问朱正先生，“唯”字究竟是“忄” 还是“口”字旁？秦颖插话说，国家文字改革委要求用“忄”旁。我说，我在编辑文稿时听作者的，一般不改。龚老反对书中用阿拉伯数字，并专门写过文章。他说，这本书我已向出版社提出“严正”要求，数字就用中文。最后出版社也同意了。
    龚老还说到王蒙的新书《不成样子的怀念》。王蒙告诉龚老说，书稿出版社说要送审，因为文章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如胡乔木、胡绳等。王蒙对责编说：“书里文章都是发表过的。”责编说：“也要送审，单独一篇可以，集到一起就不行了。”王蒙有一篇纪念周扬的文章：《悲情的思想者》，责编说这标题要改，“悲情”很敏感。王蒙问有什么敏感，年轻的责编又说不出所以然。王蒙说，“悲情”就是悲壮的情怀，这下才把责编说通了。我问龚老，王蒙这本书最后有删节吗？龚老说，基本上还是没什么删改。
    话题转到何方的香港版《党史笔记》上，我问龚老看过此书没有。他说，看过何方几篇文章，但书没看到。接着，龚老对朱正先生说：“我这里有本《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我还没看，你可拿去先看。”说着他把书拿给朱正先生。我从朱正先生手里拿来翻了翻，是香港出的，16开本，复印的，作者是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后来，此书陈晓农先生赠我一本，原来龚老这本就是据此复印的，只是复印时略微放大了一点）。
    我问龚老还是全国政协常委吗？他说这一届就退了。现在还有一个职务：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但很快就要不是了，下个月就要开会改选了。我说：“没有职务了，您可以完全说自己的话了。”这时龚老笑了，朱正先生也笑了。我说：“《随笔》希望您也能给他们写一点。”龚老说：“我的可能不太适合。”我说：“您说书说人的文字大致是可以的……”
    话题扯到当时全国上下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我说：“您也要参加吗？”龚老说：“没通知我，我就不去；要求必须去，也去。那天他们找到我说，‘您老去给我们上一课吧！’我就去了。当然不是上课，是听他们说。”我问：“你们要写‘党性分析’和‘自我剖析’材料吗？”龚老说：“要，但我没写。”这时，我说了自己所在单位的要求，两个材料分别要写3000字和6000字。我坦承自己就是从网上抄来的。龚老说：“我们这里打印的不要，要手写的，发了一个很大的笔记本。他们对我说，要怎么怎么写。我说，我学习了几十年，但要写这么大一本，从来没写过。后来我没写，他们也不向我要。笔记本还在我那个包里。”这时龚老笑着说：“那本子写完了，就是一本大书啦！”我说：“您老在高层，把这些下面的情况也转达上去吧。这是劳民伤财的事，浪费人力物力啊。”我还说到当年一位中央领导在湖南“先进性”活动试点上的讲话：要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形式主义的，大家相信了，都认真去做了，还是有效果的（大意）。
    我说得龚老和朱正先生都笑了…… 
                                                    龚育之现象 
    首次采访，龚老说到想做“自由撰稿人”。他解释说，这只是想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并说自己的职务虽然没有了，但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龚老逝世后，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称他的逝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的一大损失”，这是很中肯的。龚老自己也说，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个可以变通的、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是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觉得，如果仅以龚老留下的文字来看，似乎还只是他的一面。龚老似乎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我不敢妄断。《炎黄春秋》是一本另类的杂志，而龚老去世前是这本杂志的编委。我以为，这个身份对解读龚老晚年很重要。
    记得那年李慎之逝世，我曾写过《我与李慎之的交往》，《湘声报》发了个删节本。龚老看到了，他要我发全本给他看。那时我想引发李慎之老的话题，于是向李老提问：为什么现实里明明没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还要写进宪法呢？李老当然奇怪我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然后是洋洋洒洒诲于我。在回忆李老的那篇文章中，我全文引用了这封信。文章结尾处，我曾写下这么一段话：
    “在这个春雨淫淫的夜晚，我的悲悯的心无法平静。我一边读着李老的信札，一边想着李老这一代人的命运——他们早年是坚定地投身于暴力革命的知识分子，经过20世纪下半叶的磨难和洗礼，他们分化了，有的成了僵死的教条派，还事事搬出老一套唬弄人；有的成了修正派，竭尽全力新释圣典，从而证明并非全盘皆错，前途依然光明。而李老呢，以其思想巨人的睿智，清醒地看到了革命的后果，剥去‘皇帝的新衣’，最终选择了自由主义。对李老这一代人来说，走出这一步是何等的不容易，但李老走出来了！” 
    这样的文字，龚老看了会怎样想？
    杨小凯生前，我作过他两篇访谈，一篇发于1997年《书屋》杂志，题为《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问题》；另一篇是《革命与反革命及其他》（另有《一个经济学家的视野——澳洲社科院院士、经济学讲座教授杨小凯访谈录》等题），只在网上发过。龚老知道后，曾要我把这两篇文章都发给他看看。尤其是后一篇，杨小凯从“革命与反革命”谈到“科索沃战争”，谈到民主、自由、共和与宪政的关系、科学与自由的关系，以及权力制衡、多元才能长久稳定、WTO原则等等问题。最后杨小凯说：“东欧和苏联，共产党之所以丢失政权，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选举。直选在中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你不会，自然就有麻烦了。所以，学会选举是一切革命党在宪政民主新时代保持继续执政机会必须走的一条路。”
    龚老看了，自然不会回应，也不会跟我说什么。他心里会想些什么呢？不得而知。我想，假如龚老不是78岁去世，而是活到88岁、或是98岁——我们虽不敢说龚老可能会变成个“两头真”的人，但到那个时候，许多问题他可能看得更清楚了……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如的。呜呼！
                                                                            2009年6月，于长沙
    （原载《领导者》2009年10月号、《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12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