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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桧林, 1925 年生, 河北省乐亭县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抗日战争史的教学和研究。王先生对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提出和建设贡献颇大, 较早地主编了获得国家文科优秀教材二等奖的《中国现代史》(1919～1949) , 1983 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到现在, 这部教材已发行20～30 万套, 仍是使用最广的一部大学历史系所用中国现代史教材。90 年代, 主编了一套大型《抗日战争史丛书》50 余种; 这套丛书包括了抗日战争时期许多重大历史问题, 它是有关抗战时期各项专门史研究的总汇。与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1919～1949) 于1984 年出版, 它是国内第一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参加主编和撰写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1990 年出版。负责构思和审校的与人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续编》于1987 年出版, 该书出版了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语种的译本。1999 年, 负责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十二卷出版, 该书是由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此外, 王先生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史学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文章多篇。《中国现代史: 事与势》(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王桧林卷) 即将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承蒙《历史教学问题》主编王斯德先生的厚意和北京师大历史系主任朱汉国教授的安排, 张皓于2002 年6 月里连续几天下午拜访王桧林先生。在访谈中, 王先生谈了许多, 涉及到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和他与中国史学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等方方面面。由于篇幅有限, 主要就前者进行整理; 至于后者, 读者可从上述关于王先生的学术情况简介中得知大概。
■ 我知道先生非常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 先生能不能谈一谈自己体会。
● 要注意个人道德修养, 必须做到淡泊名利。如果把名利看得很轻, 与世无争, 潜心做学问, 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 这个问题如果不联系事例, 是不太令人明白的。
● 这可以从现在大家都关心的学术腐败问题谈起。不久前公开揭露了某知名教授的抄袭行为, 这是学术界耻辱。现在, 学术腐败花样不断翻新, 从抄袭、“著名”人物自己不写东西而叫手下人或他人捉刀等现象, 已经发展到有专门枪手从事论文买卖的严重地步。2002 年6 月12 日的《北京娱乐信报》登出一篇《博士论文枪手只有高中学历》的报道文章, 称“比起替别人考试的枪手来说, 论文枪手显得高深和隐秘: 他们追究的是‘豪华’服务——一字一元的专业论文写作。从本科毕业论文到硕士论文、博士论文, 甚至大学著名教授的专业学术论文, 他们无所不做”。这严重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还有几种现象, 虽然说不上是学术腐败, 但也属于不正之风。一种是学术水平降低问题。有人10 多年前就指出, 虽然报刊杂志每年登载的“学术”文章数以万计, 但大多数属于“低水平的重复”, 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这种现象至今仍然严重地存在着。另一
种是专门看政治风向,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革”期间江青反党集团把中国古代史歪曲为儒法斗争史。有的研究者故意迎合, 有的屈服于压力, 有的因人云亦云而相信了, 就连一些研究有素的著名大家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 主张儒法斗争史了。三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铁健先生所说的一种现象。他说: “有官衔的‘学者’, 因为有权势在手, 不管他有学问没有学问, 也有办法令出版社为自己出文集、文选。据我所知, 某些‘长’字号的此类书籍, 就是这样堂而皇之地出版的。即使没有人买没有人读, 他们也会然送人, 到处张扬” (陈铁健: 《我赞成季羡老的高论》, 《北京日报》2002 年6 月3 日《理论周刊》) 。这种情况也是客观环境造成的, 这种“长”字号官员, 不但追求步步高升, 还标榜自己的“学问造诣”很深。
■ 为什么会出现学术腐败现象呢?
● 这主要是名利问题带来的, 评职称需要论文, 而且在数量上和级别上都有所规定; 报课题需要论文, 以表明申请者有所“研究”; 当官的要表明自己是凭“水平”而就位的, 并不是靠阿谀奉承、阴谋诡计等不正手段爬上去的。一旦如愿, 不但有名也有利, 正如“枪手”所说: “他们会拿着我写的东西去有关部门申请课题, 那都是几百万几百万的..”。中国人常常讲, 利令智昏。名权也能使人智昏。这些腐败现象, 严重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 学术界有人专门打腐败, 先生对此问题怎么看?
● 对某些书和文章进行批评, 以促进学术发展, 这是有必要的。不过, 这必须出于公正之心, 决不能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或者借打击“名人”使自己成为“名人”。以往, 很少有高校出台明确的规定来惩治代写及抄袭论文, 现在一些著名高校纷纷作了有关规定, 北京师大也出台了《北京师范大学学术行为规范》, 值得赞扬。
■ 虽然有人专门打腐败, 但仍然有不少学术腐败现象出现, 看来不能根本杜绝, 先生认为应如何才能杜绝呢?
● 如何纠正学术腐败, 的确是个问题。就研究者本人来说, 要有史德。学者道德水平低下, 不但会影响学术环境, 而且会影响学术研究本身。一个人为名利写文章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提倡史学家必须注意“史德”, 刘知几指出史学家应具备“才”、“学”、“识”三条,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更明确提出了史德问题。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得不到提高, 是不可能有认真、客观的态度的, 是不可能写出有利于世道人心的文章的。
■ 先生所讲颇有道理, 但史德如何才能培养呢?
● 史德的培养, 要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诸葛亮所讲的“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一个人必须“净化心灵”, 摆脱名利的引诱。二是坚持真理, 坚持客观、科学、严谨的研究态度, 不能被利禄熏心, 更不能趋炎附势。总之, 要做到淡泊明志, 潜心做学问。
■ 要想做好学问, 只靠淡泊明志是不够的, 还要有其它条件。近几年, 我常常听人说, 王先生虽然年过七旬, 但思想却与时俱进。先生能不能谈一谈自己是如何做的?
● 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时刻注意解放思想。中国思想家、史学家自古以来就非常注意此问题。2000 多年前的伟大思想家荀子就写了一篇文章《解蔽》, 谈论如何解放思想。他指出“蔽”是多方面的: “欲为蔽, 恶为蔽, 始为蔽, 终为蔽, 远为蔽, 近为蔽, 博为蔽, 浅为蔽, 古为蔽, 今为蔽。”这些何以为蔽呢? 是因为“此其所知所好滞于一隅”, 即在一件事上有所见解在另一件事有所蔽, 或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荀子在《天论》中又说: “慎子有见于后, 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 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 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 无见于多。” 可见, 不解蔽, 成就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不解放思想, 不与时俱进, 中国学术文化就得不到长足发展。
■ 那么如何才能解蔽呢?
● 我认为主要的是通过学习哲学以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的认识水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讲的一段, 对社会科学也适用。他说, 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 而为了这种锻炼, 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 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虽然学哲学很难说就能立竿见影提高水平, 但在两个方面对人的思维能力的提高明显是有益的: 一可以考虑到无限远、无限大, 使人的眼光更开阔, 有远大的思想; 二是可以深入细致地深入观察事物的本质。何以么说呢? 哲学上的命题、范畴、概念往往是高度概括的, 所包含的事物非常复杂, 概而言之可以说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程灏所讲的“道通于天地有形外, 思入于风云变态中”, 可以作为我们学习哲学的最高要求。
■ 如何解蔽提高人的思维能力, 先生能否谈得具体一些?
● 如何解蔽去囿, 就一个一个问题而言, 是不可胜数的, 也是应付不过来的。但是, 如果是遇到具体问题不为陈旧的教条所限, 就需要掌握一定的原理去应对随时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就此说来, 我认为要树立至少五个基本观念。
■ 哪五个?
● 我曾经在1993 年11 月一次中国现代史学术讨论会上对此作过阐述: 第一, 在马克思主义以外, 承认其它社会科学、哲学学说(称得起学说的学说) 具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也就是说, 它们是人类社会中复杂的事物的一种真实的反映, 是一种局部的真理。这样, 我们就能打破思想上的自我封闭状态, 吸收人类中一切有益的思想成果, 使我们视野更开阔, 思想更活跃。第二,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 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 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可见, 人们的思想是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发展的。从学术发展史上看, 任何一种学说都是不完备的, 都是随时代发展的。任何一种学说,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 都不可能对宇宙总体及其中的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内涵, 作出全面而无微不至的反映; 并且事物本身及其内涵又是不断发展的。所以, 任何一种学说,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 都是不能包含一切真理, 都是不能穷尽一切真理的。这正是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第三, 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 不断根据新的事实检验, 审查已有的结论、原理、原则、理论。作为学术研究者, 要有时代感, 要随时代前进而前进, 根据现实检验理论, 根据现实修正理论, 根据现实发展理论, 根据现实创造理论, 使我们的思想永不僵化, 永远富有青春活力。第四, 敌对阶级之间在精神文化上是可以继承的, 当然这种继承不可能是全盘的。列宁在《共青团的任务》一文中就指出: “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 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第五, “相灭相生”、“相反相成”是学术思想发展的辩证法。在人类社会中, 存在着多种思想、多种学说, 是无法排除的合理现象。它们之间有的相克相灭有的相生相长、互促互补, 而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相生”“相成”的机缘、“相生”“相成”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这样看待学术问题, 我们的思想就可以大大地丰富起来。(见《毛泽东邓小平与现代中国》, 当代世界出版社1994 年版, 第345～356 页)
■ 如先生所说, 树立这样几个基本观念很有必要。请先生再谈一谈中国学术界思想解放的前景如何?
● 1949 年以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有三大变化的关键: 一是新中国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取得对全国的领导地位, 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改造运动, 马列主义在思想上学术上定为一尊。二是经过对“文革”的反思, 否定了“三面红旗”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进行了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确定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思想创新、学术发展的重要前提。从此, 中国人真正开眼看世界, 新思潮新时尚急剧涌入。三是苏联东欧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世界格局的消失对中国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随着世界全球化发展, 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发展也将日益前进和深入, 中国人将以其特具的优秀文化思想融入世界总的文化体系之中, 并作出自己的贡献。
■ 据我所知, 经济发展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非常注意历史教育, 美国史是大学里任何专业都要学习的课程。可是, 传统上非常注意史学的中国, 在今天却常常听到有人疑问学历史有什么用, 许多大学的历史系甚至出现招不到学生的现象, 历史系毕业生也很难就业。先生对此怎么看?
● 这种现象极不正常, 不利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是对史学的重要性和功能认识不够所造成的。
■ 虽然这个问题属于老生常谈, 但还是请先生谈一谈史学在社会发展中有什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很明显, 史学和历史研究具有几大作用和功能, 一是人类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从事历史的传授、讲述、研究、撰著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是必不可少的文化事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史学和史学家。任何一个重大的事物都需要从历史也需要从现实性上去说明它的来历。从面证明它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二是预见功能, 可以“鉴往知来”。叙述历史过程是为了显示出它的意义, 说明它为人类提供了什么经验教训。历史研究必然要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道路、前途, 以及怎样去实现它。因此, 探讨人类的前途、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历史。三是教育功能, 历史研究必须把好的东西、正确的东西提供给人们, 介绍给读者, 使社会避免走歪路, 引导社会顺着正确道路发展。
■ 如此看来, 史学不但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而且是非常崇高的事业。那么先生认为从事史学研究的工作者应如何从事这一事业呢?
● 崇高的事业需要具备崇高人格的人去从事, 我们前面提到的陈铁健先生在其文章中就认为: “历史学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 是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我国自古至今流传的“历史学的第一标准是真实, 是信史, 是史镜”一语, 是至理名言。
■ 先生能不能进一步说明一下?
● 史学工作者除了要注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净化心灵”、淡泊明志外, 还要注意写信史。历史和任何事物一样, 具有两面性: 善恶并存。它可以教人行善, 也可以教人作恶; 观史者可以从中学善, 也可以从中学恶。只有真实的历史, 不溢美, 不掩恶, 更不假造历史歪曲历史, 才能给人们正确的指示, 才能发挥历史正义的教育功能。写这样的历史是史学家的责任。这里是从道德的角度讲的, 当然史学的功能不止于此。在今天, 我们从事史学工作尤其要为人类着想, 为国家民族着想。我们的工作是为“公”不是为私。史学要为人民服务, 不能为少数人的私利服务, 更不能为邪恶做辩护。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历史学家蓝达尔曾经说过: 史学工作者“明白道理、忠诚、有信仰、尊重人类价值”, “具有防止不开明或党派性偏见的理解力”。史学家要本着公心, 为人类前途为世界发展而撰述。具有深远眼光、远大抱负、真切严肃使命感的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是“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
■ 先生一贯非常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据我所知, 先生1959 年就曾经因为向党组织实事求是地反映政治上存在的浮夸风和饿死人现象而被批判为“右倾”, 可是先生并未因此挫伤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
● 宋朝大思想家张载说过这样的话: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千古传诵的名言。这些话成为后世有良知有正义感的学人的座右铭。我常常这样自省: 我这个人太渺小了, 做的事太少了。我又觉得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淑世主义者, 总想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做点儿好事。对张载的要求是绝对做不到的, 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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