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倬云先生前来电话，嘱我在济师逝世30周年的当儿，撰写一篇纪念文字。后又接奉上海人民出版社陶媛媛女士征文函件。 舍下与李府深厚的交谊，溯自先祖于1928年在北京认济师的大排行侄女为谊女。此后两家来往密切。1957年我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就读的时候选修了济师在考古系所开“史前史”一课，始列济师门墙。我于次年由历史系毕业以后考入台大考古人类学研究所，复选修济师所开的“体质人类学”，并在济师指导下撰写硕士论文。由考古人类学研究所毕业以后，我游学美国5年零八个月。1967年返回台湾，由济师安排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除本身的研究工作外，也参与济师的研究项目，协助其时年事渐高的济师，直到1978年离开中央研究院为止，前后十五六年之间，有幸得到这位中国考古学之父一代大师的亲炙，于公于私，记忆一箩筐。为使本文稍有头绪，爰就所知济师教学与治学、发掘与研究、学术与社会地位，以及在台湾家庭生活略述于下，随请君子后，为济师留下一点史料。 济师于1923年由美国学成归国后，在天津新创立的南开大学教授人类学两年。1925年清华学校创设了一个研究国学的中心，济师应新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之邀担任讲师的职位，与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这样杰出的学者共同任教，教授人类学。这以后他以大部分的时间主持在河南安阳的考古发掘工作。1949年迁台以后，复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任教到1970年代退休为止。 济师的教学，以教材内容充实、也以对学生要求严格驰名。在我就读台大历史系和考古系的那些年间，在这两个学系的教授之中，著名学者颇多。不过他们虽然也学问渊博，并在自己专门的领域有大成就，但说到教学，则除了在课堂上的演讲以外，大多只指定一本教科书。济师绝非如此。他坚持自己的教学标准，不随俗俯仰，他把当年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时所经验到的教学方法，用到在台大的教学上。除了演讲和一本教科书以外，又指定许多参考书，务期把一门课程的重要内容和其在世界上当日最前沿的发展都传授给学生。 就“史前史”这门课而论，英文参考书便指定了十几种，而其细节也常在考试范围以内。1950年代，台湾的学生无力也不容易向国外出版商订购图书，又因当日尚无复印办法，于是考古人类学图书室的这十几本书成了“孤本”，大家排队借阅。且以当日大学生的英文程度来说，也有吸收上的困难，于是选这门课的学生，大都读得颇为辛苦。他常给不能令他满意的考卷59分，让你重修一次，决不妥协。 济师在课堂上很少说题外话。20世纪若干人文科学的大师，如济师的好友胡适之、傅孟真和沈刚伯，都是口若悬河议论风生的“大炮”。济师在任何场合都是虽然言必中肯却也沉默寡言。不过有一次同学们也领教了他的辩才无碍。那一次大家在期中考试中都考得不好。济师阅卷以后勃然大怒，足足把我们骂了10分钟，骂得鞭辟入里，淋漓尽致。我们于是才知道他也能雄辩滔滔，也是一门“大炮”。同学们虽然被骂得灰头土脸，但有的竟说：“骂得好！骂得痛快！以后我们再考坏一次，好再听他骂一次过瘾。”不过大家在挨了这顿骂以后，无不加倍用功，期末考试成绩大有进步。 自然名师出高弟。许多同学台大毕业后赴美国深造，再相逢时，大家说起来都觉得在台大所读的课程中，以济师所授的课程最能与美国名校的进一步课程衔接。虽说他教学如此苛求，可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有少数以治学为终生职志的好学生“自投罗网”，以便在他的训练下吃一点苦，成为大器。 济师湖北人也，由于其尊翁在北京当京官，自清朝起便住在北京。他于清华（庚款留美学生预备学校）毕业以后游学美国5年（1918-1923），先后获得心理学学士、社会学硕士及人类学博士学位。他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幼可读中国古书都很多。清华学校乃以英文教学，因而他可以说中英文根底俱佳，游学美国，更受到先进的科学训练。而且毕生博览群书，孜孜不倦逾半世纪。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允为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 济师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始于1925年。那年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和清华研究院联合请他做一些田野调查。他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成为中国第一个工作方法现代化而兴趣范围又超过历史时代的考古学家。 1928年在广州，济师见到傅斯年。傅问他的第一件事便是他愿不愿意出掌傅正在组成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的考古组，并告诉他董作宾在安阳发现的种种。因而，1928/1929这个冬天，他开始计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方案。1929年春季的工作方案，是在安阳小屯村工作的第二季，也是济师第一次主持在安阳的田野工作。 安阳殷墟的发掘（1928-1937）在重要性上居于20世纪中国考古学十大发掘之冠，它不但证实了古书中所记殷商时代的存在，也把中国的信史向上推了好几百年。它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迄今最重要的成就，也是其总指挥济师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 1970年代中期，济师开始撰述《安阳》一书，由于那时他已耄耋之年，健康欠佳，乃命我协助这部书的撰述。这部书于1977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部出版。1991年我复将它译为中文，1995年由台湾的国立编译馆出版。协助济师撰写《安阳》，对他认真的工作态度、严格的纪律、敏锐的脑力和高强的组织能力，留有深刻的印象。 安阳发掘所得的资料，自抗日战争到《安阳》一书撰写之时，已陆续发表在几种《中国考古报告集》之内。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济师策划与督导下所作的报告与研究工作，是科学和精确的细工夫。同事们由实物、文字、记录的复原和整理做起，一步一步向上推度，以致《中国考古报告集》为古代中国的研究建立了新的基础。回想起来，安阳发掘与研究能有济师这样一位主持人，不能不说是中国考古学的幸事。 济师志在从事学术工作，对于仕宦没有兴趣。不过在台湾那些年，也曾担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主任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多年，并于胡适膺选“中央研究院”院长尚未返台时代理院长一职。胡适逝世以后，济师伉俪遍托“中央研究院”院士，请他们不可票选济师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部分由于安阳震惊世界的发现，济师自英年起便享誉海内外，他在台湾，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有崇高的地位，是文教界的“大老”和政府优礼的权威学者。他高瞻远瞩，见识超群，经师人师，清望很高，每有建言，备受朝野重视。 济师伉俪在台北的住宅温州街十八巷三号，是一幢雅致的日式房子。窗明几净，满室书香，小院花木扶疏，四时阳春，四周也都是台大教授的住宅，环境清幽，那儿也是他们的亲友和学生不时欢聚的地方。济师不苟言笑，师母却和蔼可亲，并极有人情味。济师曾和人说：“如果只是我，许多人是不来往了。是我太太和大家联系得好。” 师母陈启华女士，也是湖北人。他们自幼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婚，成年以后，由李府派人迎娶师母于湖北。婚后不久济师负笈美国，师母在家侍奉翁姑，备尽孝道。她聪慧过人，虽所受为旧式私塾教育，但很能适应新文化，婚后逐渐改说普通话，生活习惯上也接受新的风气。他们伉俪情深，彼此欣赏。 济师师母育有子女三人，两位女公子在成年以前于抗日战争期间故世，哲嗣光谟先生未随家迁台。他们在世的时候海峡两岸音讯不通，对光谟备极思念。师母有一次和家母说：“昨天是光谟的生日，我坐也坐不住，吃也吃不下。后来找了个大床单搓到精疲力竭才好一点。”偶有友人去香港，师母必备些衣物托他带给光谟先生。济师知道友人办不到这件事，便私下和友人说：“我太太托你带什么你便接下，不要说带不动，好让她高兴吧。” 岁月如流，海峡两岸后来可以互通了，光谟先生也可以去台湾扫墓。而由陶媛媛女士的来信中，知道他曾编有《李济文集》和《李济学术随笔》付梓。曹丕的《典论·论文》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样的工作，也和晨昏定省同样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