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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逝春来，先师郭圣铭先生溘然远行，不想已倏忽一年了。先生虽届九旬，步入风烛之年，然乍一闻悉从大洋彼岸传来的噩耗时，仍不免心头一沉，顿然语塞，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郭先生，人们叫了多少年，他是当之无愧于“先生”之称的。这里的“先生”，可不是现如今三教九流可以到处乱喊的那一类，而是流行于特定圈子里，是那种专对德高望重、满腹经纶的中老年知识分子的传统尊称，由来久矣，即便在盛行“同志”称谓的年代里，也不曾中止过，所以，并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被滥称作“先生”的。 前年先生九十寿诞时，历史系越洋专门寄去贺信并赠送花篮。先生为此感念不已，特赐感谢函，还附赠彩色照片一帧，是与师母和孙子坐在花篮前的合影。尽管多年未见，照片上的老人依旧精神矍烁，慈眉善目，安祥如昔。当时给人的感觉是温润宽慰的，默想着先生定会长寿呢，孰料竟走得那么快。听说他临终前始终很清醒，总跟家人念叨着系里赠花篮贺寿的事，直说没有忘记他，还念叨着“文革”期间曾经保护、帮助过他的那些年轻同事的名字。 郭先生本是重情之人，上对国家、民族，下至同侪、友朋、学生、家人，无不透现出一个大写的“爱”字。作为他的学生辈，尤能感受到他那由衷的宽容与关爱。记得当年跟郭先生念研究生课程，每周他总把大家召集到二村他府上，六七个人围屋而坐，一人面前沏上一杯热气腾腾的清茶，如同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的习明纳尔讨论课。但凡这样的课，他一般讲得不多，而一味引导学生畅所欲言，鼓励大家就各种学术问题直抒己见、勇于争论，末了他再作点小结。听他说话，和蔼亲切，如沐春风，而论人议事，则又鲜明透彻，鞭辟入里。先生于学生是绝无疾言厉色的，在他眼里，莘莘学子，形同儿孙，只须关怀教导，不可强逼。但凡文字，他都亲自动手，从不差遣学生，也不给学生布置任务、施加压力，而总是勉励大家有时间多读、多想、多写，给你留着绝大的自由驰骋的空间。学生写了文章，向他请教，分析点评，绝无二话，甚至允许学生以他的观点为出发点去写；学生的文章发表了，他只有高兴。先生一派君子之风，尊重学生，强调文责自负，视学生文章为学生的劳动成果，他非常看不起有些导师喜好在学生的文章上夹塞署名、掠人之美的行径。先生风范，一直让人感佩不已，回想那段洗耳聆教的岁月，我至今仍感温馨，觉得做他的学生，堪称是种难得的福份。 郭先生是国内著名的老一辈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赴美任外交官，同时也在美国的大学里从事欧美史研究。新中国建立后，先生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返国参加建设，历任广西大学、湖南师范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国要走向世界，岂可不识世界的历史与现状？然而比之其他学科领域，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毕竟起步较晚，又长期被迫处在对外隔绝的境地，其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之境况，可想而知。郭先生和其他前辈学者一道，筚路蓝缕，辛勤耕耘，从史料的多方搜罗、译介，教材工具书的编撰、出版，学术梯队的精心培育等最为基础性的工作做起，一路艰辛走来，为后人开拓着这片新奇而可贵的学术天地。 迄今我还有儿时初次捧读外国历史小丛书《地理大发现》时的印象，也是由此头一次知道了作为该书作者的“郭圣铭”这个名字。那时，有关方面都是请一批大家来写普及读物进行历史启蒙的，深入浅出，文笔华美，让人过目不忘，以后可就再也不见这样的文化运作了。而郭先生更具影响的出版活动，则在他倾注了更多心力而成就的翻译和研究撰著之上。先生学贯中西，又留美多年，中英文造诣极深，翻译过不少世界史的重要史料、专著。像美国的《独立宣言》、《俄国历史地图解说》、英国史学家格罗特的《希腊史》选辑，还有在国内一度名声颇亮、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等书，而国内各种《独立宣言》译本中，至今为人称道的最好本子仍当数郭先生的。 先生回国后，一直执教世界史，五十年代讲求任课教师自编讲义教材。他先后编写过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代史几种教材，国内能够从上到下独立编出系列通史教材来的还真无几人。八十年代初，先生于“文革”后首次在国内给本科生开设了《西方史学史》课程，当时77、78届同学中不少人都选听过他的这门课，后来他又率先招收了西方史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一书，这是他为该门课程编撰的教材，也是国内第一本相关的学术专著。一时洛阳纸贵，不少兄弟院校纷纷前来学习取经，逐渐也开出了同样的课程，编出了同一类别的教材。可以说，没有郭先生他们老一辈当年那些开辟榛莽的奠基性工作，也就不会有今日国内世界史研究的新局面。人们还记得，当年《西方史学史概要》出书时，起初有人建议郭先生直接署名为“著”，理由是“国内第一”，但他坚持不从，只同意署以“编著”，非要加上这个“编”字，还说，书中主要借鉴、介绍了国外学者已有的成果，自己没有多少直接的研究，怎可署“著”？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心地坦荡的襟怀，显示了一种令人敬慕的高风亮节。反观时下，世风奢靡，人心浮躁，有些人巴不得贪天之功为己有，较之先生品格，形同天壤。 当下动辄标榜“创新”，且不说谈何容易，“创新”本身该有一定针对性，其实也是相对而言的。对于我国历来薄弱的类似于世界史这样的学科，原本就有一个从无到有、从低到高、逐步完善发展的过程，很多领域与课题的研究，需要首先了解国外的既有状况与成果，需要有人翻译、引介，经由一个“拿来主义”的阶段。能够通过译介、编撰，做到一个一个领域、一个一个课题地补上空白，本身就已具备十分了得的学术价值。先生的《西方史学史概要》，朴实无华，二十万字不厚的一本，尽管名为编著之作，在国内却具开创性意义，又岂是眼下一些靠堆砌字码、看似厚砖的冒牌“著作”所可比拟的。 郭先生一生教书育人，一再倡导要为学生编写好的教材。他晚年时还经常关注此事，说历史书除科学性、思想性等基本要求外，还应文情并茂，便于普及；主张教材不能写得枯涩难读、八股味十足，而应可读性强，文字优美流畅，使学生和一般读者易懂、爱看。于是，他在已逾七十高龄之际，又开始了多卷本《世界文明史纲要》的撰写。经过数载的艰苦努力，终于独力完成第一卷（古代部分）的写作，并在1989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未几，由于亲人相继出国，身边乏人照应，已届高龄的先生遂不得不移足海外。一些年来，先生常说起想回国，以继续该书下两卷（中世纪、近代部分）的写作，无奈年迈，身不由己，终究未得遂愿。这是先生个人的遗憾，也是国内世界史同仁共同的憾事。但即便如此，老人晚年在海外依旧笔耕不辍，辞世前一年，还以九十高龄完成了一部有关近代史的译稿。 像很多前辈学者一样，郭先生的文字功力相当深厚，常为人赞叹，读他的书和文章，总是获益良多，琅琅可诵，确属一种享受。他对文字表达的要求很高，尤重精准性、文学性与文责自负，一般很少改别人的文字，更不喜欢别人随意改它的稿子，因为郭先生从来就是完美主义者，做事讲求精益求精，自己的文字已是推敲再三、一改再改，又何劳旁人代疱，再来画蛇添足？八十年代初他同靳文翰、孙道天先生一起主编《世界历史词典》，那种严谨的学风，求真的态度，感人至深。他们一起审阅稿件，字斟句酌，呕心沥血。所以，由此反复锤炼而成的工具书，自然经得住时间的检验，至今仍保有相当高的学术含量，给读者的查考带来很大助益。 作为知名教授，郭先生是新时期获准带教研究生的首批导师，他先后指导过西方史学史和世界中世纪史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当时带教研究生，既是一项极高的荣誉，同时也意味着高度的责任感。先生对此极端认真，兢兢业业，甚至犹如临渊履薄一般，绝难想像会有如今一些人门下带上一大堆研究生那样的“壮举”。先生对培养研究生有自己的想法，有些还很超前。他反对狭隘的门户之见，不赞成把培养研究生搞得像手工业作坊师傅带徒弟那样，他认为，谁也没有本事可以单独传授给学生那么多的知识，应该提倡集思广益，通过发挥导师小组的集体智慧，使研究生开阔视野，尽可能广为涉猎和吸收，而不应仅仅囿于自己导师的一家之说、一孔之见。 八十年代正是改革开放初兴、学术繁荣的大好时机，郭先生热忱投身于当时方兴未艾的各种学术活动，不惮高龄，四处奔走，北上哈尔滨，西去昆明、西宁、重庆参会，并被推选为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他不仅亲撰论文《文艺复兴的伟大历史意义》，讴歌文艺复兴、赞颂其辉煌的历史性创举，热情呼唤着我国科学文化春天的到来，而且也密切关注当时国内学术界思想解放的点滴动向。记得当时先生对内蒙古大学胡钟达教授的论文《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不止一次地赞扬胡先生过人的理论勇气。郭先生是老一辈学者，内心对以往的那套苏式教条是反感的，他虽年迈，却不墨守陈规，称得上是位眼光远大、豁达开放的思想新锐。从这位老人平和的言词间，从他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其实是一股滚热的时代之流。 先生写字，颇富特色，横是横，竖是竖，端方平直，刚劲有力，绝无半点委曲圆滑，恰应了“字如其人”一说。先生为人清高，俨如士大夫，衣衫整洁，领子的风纪扣总是扣得端端正正。他禀性刚正，一丝不苟，从无半点虚饰，也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凡与先生稍有接触的人，无不被那堪为楷模的一身正气所倾倒。眼下影剧里的那些正面人物都是演出来的，而先生乃真君子也。八十年代时，先生以深孚众望、耿介无私、行事公允，被推为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凡系科规划、职称评定之类的大事小情，还有一些发言权。可是谁若企图超越常轨，胡搅蛮缠，以打通先生的关节，或打算与先生搞什么幕后交易，那肯定连门儿都没有！他秉公守则、不徇私情的态度，有时也会得罪什么人，而先生却义无反顾，从不在意。 持身严谨，温文儒雅，是先生留给所有人的通常印象，然而他又是有板有眼，爱憎分明至极的。但逢不公之事、不爽之人，先生抨击起来毫不留情，甚至疾恶如仇，不乏言词的尖锐。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先生观古鉴今，着眼大局，尤其看重紧要历史关头之人心向背，常说“公道自在人心”。在先生的个性“词典”里，绝无曲意奉迎之类的东西。最为历史系老少几代人所感怀的，是“文革”期间一向洁身自好的先生面对政治狂飙时的形象，一次批斗会上，先生不堪造反派的恣意喧嚣和凌辱，指天指地又指着自己的胸口，一字一顿地抗辨道：“上有苍天，下有黄土，这中间有我郭圣铭的良心。” 这可不是舞台剧和银幕场景，而是真实生活中傲骨依旧的先生。 是的，良心，千百年来堂堂中国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从来都是讲究良心，极其看重良心的，多么虔敬而又可贵。时下良心似乎睽违久矣，立身行事但能时时扪心自忖，还总惦着那份良心的，又有几多？ 人们不会忘记，“文革”后期大学搞“工农兵上、管、改”，不知谁人出的馊主意――“考教授”，以作贱知识分子。听经历过那一幕的老师们说，郭先生即当场拒绝受辱，拂袖而去。那时全校只有两位教授敢于在“四人帮”影响横行的校园内如此公然抗命的，一位是教育学家、老校长刘佛年教授，另一位，就是郭圣铭教授。 郭先生的道德文章，人格魅力，已然成为一种榜样的力量，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先生毕生钟情于历史，献身于历史研究，如今他自己也已蹒跚走进了历史，渺渺远上云端，也许真到了能同那些他曾给我们一一历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学家们进行无所牵碍的直接对话的境界，而那，实在又是何等的美事呵。 （刊于《随笔》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