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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学术批评网） 来新夏先生以其开创性的北洋军阀史研究而闻名史学界，他在目录学、方志学等方面也卓有建树。虽然已是85岁的高龄，但他仍然笔耕不辍，每天工作达六小时之久，时有文章见诸报端。近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谈其学术人生，忆其师友旧朋。 ■ 人物名片 来新夏：学者，南开大学教授。浙江萧山人，1923年生。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1949年入华北大学历史教研室，师从范文澜。1951年至南开大学任教至今。曾创办南开大学图书馆系并任系主任，历任校图书馆馆长、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现为教育部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历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等研究。编著有《北洋军阀史》、《古典目录学》、《方志学概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等。 学生时代 辅仁四年，幸遇良师言传身教 在辅仁大学四年，因为学习条件较好，藏书丰富，我就想借机多学一些知识。 我幼年随祖父来裕恂开蒙读书，他是晚清经学大师俞樾的高足。七八岁时，随父母到了天津。1942年，考上北京的辅仁大学历史学系。此时正是辅仁大学的黄金时代，因为一些学生不肯上敌伪的大学，觉得辅仁比较中立、超然。一些没有离开北京的教授也纷纷来到辅仁大学执教。 辅仁大学的教师分为三类。一类是旧学出身的，像中文系主任余嘉锡，他是前清举人，有很深的国学根底；二是像历史系主任张星烺，是德国回来的留学生；还有就是像启功这样自学成才的老师。 此时，辅仁大学的校长是陈垣。他每年都亲自授课，讲述中国历史名著评论，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课程。陈垣先生讲课会点名，如果有人没来，他会问得非常清楚，让班长（我）去看看，是不是病了。如果看到学生面孔很生，他就会问，你是来干什么的？有学生就说，我来听听。他就说，你光听听不行，我这儿不是说相声，不是杂耍，你要听就选这门课。对于每个选他的课的学生，他都非常关怀。有学生上课打瞌睡，他也会说一下，但不会严厉斥责。 陈垣先生还有一点极其可贵，就是每个学生的作业他都要亲自改。他给学生布置了作业，他自己也在家里面做。做完以后，选几篇学生的优秀作业，和他自己写的作业一起贴在教室的墙上，让学生自己比较、对照。这个问题他是怎么处理的，怎么入手，怎么布局，怎么结构，怎么推论，怎么得出结论，每一个题目，陈垣先生都这样做。这样一对照，我们就知道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他的这种做法，让我们非常感动，因为老先生已经60多岁了。而且，他批改作业非常认真，一些微小的地方如句法、错字他也很注重。有一次，我在一篇作业中，把“本”字下面带了一个钩，他打了一个叉，然后在上面写到“‘本’无钩”。发作业的时候，他告诉我，“木”的根必需直着下去，不能曲着长，否则就没法活了，所以不能有钩。 在辅仁大学四年，因为学习条件较好，藏书丰富，我就想借机多学一些知识。因此，我的成绩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所以连续四年一直拿一等奖学金，没有花家里的一分钱。有一次期末考试，余嘉锡先生给了我一个“B”，我要靠奖学金生活，很在意成绩，就斗胆跑去问余老师。结果他说：“我读了半生的书，只得了半个‘B’。”后来，高年级的同学才告诉我，余嘉锡平时给学生一个“C”都不容易，最高分就是“B”了，我一听，很后悔自己太鲁莽。 我上辅仁期间，30多岁的青年教师启功先生在辅仁教国文。除了国文，我还跟着启功先生学画。当时，和我一起跟他学画的七八个人，有学生，也有社会上的人。我们经常到他家里，看他作画，然后回去自己学着画，下礼拜就交卷，他拿去改，看看你哪儿画得不对。跟他学了一年多，我总画不好，加上画画很耽搁时间，就没有学下去。 学术生涯 “从根做起”，整理档案奠定方向 我在“文革”时受冲击，其中一条“罪状”就是因为研究北洋军阀史，被人指为是专门研究“坏人”的历史。 从辅仁毕业后，我在天津很有名的中学新学书院教了一年多的书。然后天津解放了，这时我20多岁，革命激情高昂。组织要培养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随军南下，学校选送我到华北大学学习。在这里，我们主要是学习政治理论。华北大学副校长、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要在学生里面挑选几个人做研究生，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必需是大学历史系正式毕业的优秀生。这样，我就留在华北大学做了一年多的研究生。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这个研究室被划出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我在历史所工作了一年多。这时，南开大学历史系向历史所要人，1951年春天，我就到了南开大学，一待就是几十年。 当时，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接受了100多麻袋北洋档案，在整理这批档案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北洋军阀史。整理工作分两步，第一步非常辛苦，就是先把土抖落干净。因为那些档案都很多年没有动，非常脏。我们早上去，晚上回来的时候，戴眼镜的镜片都是黑的，口罩遮住的地方是白的，可是口罩上两个鼻孔的位置也是黑的。弄干净后，把档案按文件类型分堆，再做大致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分类，这就弄了近半年。第二步整理的时候就很细了，要把每份文件看一遍，然后做卡片，写明这是什么时间，什么事情，写出概要性的东西，进行专题的内容分类。在研究这些档案的同时，我又看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对北洋军阀史产生了兴趣，我认为这是治学中的“从根做起”。 随着整档工作的进行，我渐渐地积累了两册黄草纸本资料，同时也阅读了大量有关北洋军阀的著述。眼界逐渐开阔，钻研问题的信心也日益增强，并了解到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地开展。北洋军阀的研究确实是一块有待开发的用武之地。到整档工作已接近尾声时，我对北洋军阀这一近代政治军事集团从兴起到覆灭，已有了一个大致轮廓。对错综复杂的派系关系，也掌握了基本脉络，这奠定了我一生以绝大部分精力致力于北洋军阀研究的基础。等到一年多把档案整理完了以后，我已经积累了一些资料。 1957年时，湖北人民出版社向我约写北洋史书稿。当时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在讲课记录稿的基础上写成了12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略》。没想到，出版后反响强烈。1957年以后至70年代末，因受形势影响，研究处于徘徊阶段，没有什么进展。 我在“文革”时受冲击，其中一条“罪状”就是因为研究北洋军阀史，被人指为是专门研究“坏人”的历史，与反动派气息相通。 进入80年代，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向我约稿，希望增补《北洋军阀史略》。1983年面世的36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稿》就是在原书基础上重新扩充、修改完成的。《北洋军阀史稿》出版后，我仍觉得当时没有一部完备的北洋军阀通史是一个缺憾，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遂又经过十余年努力，在几位同仁的协助下，写就100万字的《北洋军阀史》一书。尽管如此，《北洋军阀史》仍有补充的余地和空间。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我可能还会修改。 坎坷经历 两种角色，一“运动员”二“啦啦队” 我当时有两种角色：一种是“运动员”，被人整；一种是“啦啦队”，帮别人整人。 1951年调入南开以后，各种运动就多了起来。在此过程中，我充当了两种角色：一种是“运动员”，被人整；一种是“啦啦队”，帮别人整人———因为你得跟着发言，义正词严地表态。 1960年开始审干，我因为大学时期在一个有国民党背景的杂志做过编辑，“交心”以后被认为有历史问题。被调离教学职位，到研究室做研究工作并接受审查。从此我不被信任，成为“内控”。 “文革”开始，我成为第一批“牛鬼蛇神”，被学生批斗。1966年8月7日，南开历史上叫做“八七开花”。我和各系一些著名教授郑天挺、穆旦等近百人被集合在一个屋子里，我们要排成牛鬼蛇神的大队游街。当时的会场上有六顶高帽子。我正好排到第六个。因为我的头比较大，戴一回掉一回。红卫兵生气了，一把将我推开说，滚！就让后边的那个脑袋小的人戴上了，我没有机会享受“高帽”，只是在胸前挂了一块纸牌子。 不久，我和郑天挺等人编在一个劳改队。这个队有十多个人，“主管”校园厕所和道路的清扫工作。郑先生打着三角旗，走在前面，我推着垃圾车跟在队尾。郑先生穿一双破布鞋，表示与劳苦大众走同样的路，但走起来不跟脚，显得拖拖拉拉，我们也都跟着缓步而行。 我们扫地那些年，是南开最干净的几年。 到1970年5月，我们被放了出来。不久就以“战备疏散”的名义下放天津远郊大港劳动。这时，“牛鬼蛇神”就被分散了。在这四年里，我学会了所有的农活，到现在我还会赶大车。1974年，因为要搞“评法批儒”，学校才让我们回到南开找来注释法家著作。 晚年岁月 精力充沛，南开“人才”办图书馆 学校发现我是“人才”，我的职务特别多，校务委员、两个图书馆系的主任、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1978年以后，我的问题彻底解决。被压制了18年的我对于工作迸发出空前的热情。上世纪80年代初，南开有一个分校，学校在那里设了一个图书馆系，让我到那里做主任。我办了几年图书馆系比较有成绩，回到总校以后，正遇上提倡全国综合性大学要系科完整，南开没有图书馆系，我有经验，也有成绩，于是提出我来筹办图书馆系。同时，分校的系主任也兼着。为了南开总部的图书馆系，我到处奔走呼号，到教育部打了无数的申请，很快，我就把南开总校的图书馆系办起来了，我也成为第一任图书馆系主任。 一开始，图书馆系没有学生报名。我开了一次会，做了一次讲演，讲到图书馆系的过去和未来，鼓励学生学这个专业。结果很多学生都来报，图书馆系开了三个班。 在这期间，学校发现我是“人才”，又让我当图书馆馆长。后来，学校又跟我说，你去创办一个出版社，我就去创办了出版社，当社长。这期间，我的职务特别多，校务委员、两个图书馆系的主任、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后来，我就把分校图书馆系推给别人去做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分校图书馆系被并入天津师范大学。 回想自己的一生，我觉得，自己最快乐，最幸福的几年是辅仁求学的几年。 ■ 来新夏忆师友 忆陈垣 一贯严谨，宽厚待人 陈垣先生是来新夏读辅仁大学时的校长，他的严谨和宽厚对来新夏影响深远。 在辅仁上学期间，有一次，我们组织一个欢迎新生入学的联欢会，我那时功课好，是我们班的班长。所以我和另一个同学主持编排节目。其中一个我们自己很得意的类似相声的节目，就是把所有老师在课堂上的一些习惯性动作演出来，实际上就是和老师开玩笑。比如，陈垣先生讲课的时候喜欢在讲台上来回遛，一边走一边讲，一边还捋自己的长胡子。有同学就上来做这个动作，大家就都笑了。余嘉锡先生不苟言笑，大家就把他演成木头人的样子。还有老师有些磕巴(口吃)，有些老师讲话时腿一蹦一蹦的，我们也都照着演出来。台下的同学看了，都笑得不行了。 因为是师生联欢，老师们都坐在下面。我看到，陈先生脸色很不好看，心想“恐怕是糟了”，当时，他并没有发作，第二天把我们传讯到办公室。他说，你们这是戏弄老师。人应该学会尊重人，一个人如果不尊师，想学好是难乎其难的，你们这是不自重的行为，讲了很多为人之道。我们也认错了。过了几天我的论文再送给他看，他丝毫没有因为我调皮犯错就不搭理我，仍然很细心很认真。 忆范文澜 严以律己，不搞特殊 范文澜先生是来新夏在华北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他的言传身教使来新夏受益终身。 范文澜先生解放初期是华北大学副校长，历史研究室主任。华北大学在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这是繁华地区，那时我们都二十多岁，都想出去玩玩，散散心。他就不让，在门口看着。那时候范文澜住在前院，研究生都住在后院。学生要想出来，必须经过他的窗户底下。他那个窗户是落地玻璃窗，窗子很大，他的写字台就摆在窗子前面。他自己也没什么交际，一天到晚在那儿读书，写作。所以，学生一出来，看见范先生在那儿坐着，就不敢出去了。 这时是集体生活，工会每周末会给学生发电影票、戏票，他就通知后勤办公室，研究生一律不给发票。他跟我们说，你们当学生，就是专门读书。不是这么严格管理，当时我们就荒废掉了。他的身教，远远好于言教。 作为历史所所长，范文澜也不大参加政治活动。但是，他对自己要求很高，那时，我们是供给制。伙食分为大灶、中灶、小灶三级。大灶供应一般干部，中灶一般供应处级干部，高级干部一般吃小灶。范老的夫人戴老跟我们一块儿排队到大灶吃饭，范老就吃单送的小灶，两人决不一起吃饭。范老有专用汽车，戴老就不能坐。 忆郑天挺 没有一千，只有四千 郑天挺先生是来新夏在南开时的同事，他们共同经历了艰难岁月。 “文革”打派仗很激烈时的某一天晚上，郑天挺先生被唤进屋里去，不过10来分钟，郑先生被一个红卫兵又押走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正在劳改队集合，忽听校园里有锣声和叫喊声。不久有人来说，郑天挺和潘源来被游街，他们大刮经济主义妖风。过了一小时，郑、潘二老回劳改队。我悄悄问了郑先生缘由。原来昨晚，郑先生曾被王同学“晓以大义”，勒令交出1000元，支持“革命”。郑先生老实地汇报说，我的存款已被查抄封存，只在铜床栏杆的空心里偷藏了一张4000元的存单，现在时间晚了，明天一定取出送来。王同学因为战果辉煌而心中大悦，当即派人押送郑先生去取存单，并安慰说，你态度很好，我们只要1000元，其余为了安全，我们代为保管。从此，这张存单便有去无回。 到1969年“一打三反”运动时，郑先生这张4000元存单的事又被翻腾出来。工宣队逼问郑先生这笔钱交给谁了，为什么没有收条？郑先生说，当时我哪敢冲这群凶神恶煞要什么收条啊。由于他交不出收条，结果又被问了好几天。让这位善于考证的历史学家也难以考辨得清，哭笑不得。 忆启功 质朴平和，生死豁达 启功先生是来新夏辅仁求学期间的老师，此后也是一生的好友。 辅仁求学期间，启功先生要办画展，他让学生也去参加。我这时已经有点基础了，于是很用心地画了个扇面，送给启功先生审阅，他看到后，却认为还看得过去，就当场动笔亲加点染，搁点树，搁点人物，果然大不相同，顿见画意，不仅使我欣喜非凡，同伴们都羡慕不已。 1996年初夏，我因公出国访问，为便于到北京机场赶早班飞机，在前一天就投宿于北师大的新松公寓。傍晚，我专程去小红楼看望启功先生。他中午方从医院回家，长久不见，互问情况。他还非常客气，首先对因住医院没能及时为我新作《林则徐年谱新编》题签表示歉意，并说在我访日回来前一定完成。等我很快访日归来时，不意在我书桌上赫然陈放着一件特快专递，原来是启功先生为我的书所写的横竖标签数则，使我非常感动。在那次谈话中，启功先生还问我的年龄，我说73，不料启功先生忽然开怀大笑，赶紧补充说，这是“坎儿”。启功先生更大笑不止。稍停，他才说，你73，我84，一个孔子，一个孟子，两个到“坎儿”的人，今天挤坐在一张沙发里，这一碰撞，可能两个人都过坎啦，岂不可喜，你说不该大笑吗？ 忆穆旦 郁郁寡欢，含恨离世 穆旦是来新夏的南开同事，也共同经历过“文革”岁月。 “文革”一开始，我和穆旦一起进了“牛棚”。我这才知道查良铮就是穆旦。牛鬼蛇神在一个队专门打扫校园的街道和厕所，因为人数多杂，休息时蹲坐在地上，彼此不知底细，说的大多是天气如何哈哈哈，以莫谈国事为主旋律。我是说话较多的一人，而穆旦则常常一言不发，看着别人说话，神情郁郁寡欢，他只对我说过一句话，悄悄地嘱咐我少说话。果然被他不幸言中，我在不经意的说话中流露出不满被别人打了小报告，在班前会上受到认罪态度不好的批判。后来当我读到他的全集时，那种才华横溢的诗才与他在游泳池劳动相处时的形象怎么也结合不起来。 1970年，我被下放到津郊插队，才与穆旦分手，后来听说穆旦被送到南郊大苏庄农场劳动。四年以后，我被召回，大家怕惹麻烦，没什么交往。1977年初，穆旦过完了新旧两个年，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含恨离世。又隔了一年，才由南开大学宣布“查良铮的历史身份不应以反革命论处”，1980年经有关部门复查，纠正了1958年的错判，恢复他副教授职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