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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千先生是中国著名藏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原民族出版社藏文编译室副主任、编审。2008年2月8日，立千先生逝世于成都。我与立千先生因工作关系得以相识，他的才学、人格和品德令人深深怀念。 1910年3月，刘立千出生于四川省德阳市孝泉镇。他6岁丧父，虽然家族过去是大户，但是到了他们这一代，生活已是万般艰难。弟兄3人靠母亲昼纺夜织来维持生活。1922年，刘立千小学毕业后，家中实在无力供他读书，有人劝他去学徒。但是母亲认为学徒没有出息，不能光宗耀祖，于是便将他送到其堂叔刘功甫办的私塾去学四书五经。刘功甫是个晚清的老秀才，满腹经纶，对于这个从小就聪慧异常的侄子，老先生更是喜欢，他严格要求，将自己的学问全部传授给刘立千。在此期间，其姑父张镜堂（武秀才）常来过往，在他们的熏陶教育下，刘立千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1929年，刘立千求学心切，放弃家中的店铺，只身来到成都，进入瀛寰中学。当时的四川，军阀连年混战，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刘立千百思不得其解，只得在书中寻找答案。因为寄宿的地方离成都大学很近，他就成了成都大学图书馆的常客。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特别是新文学运动的作品（如创造社、新月派的小说）及莫泊桑和左拉的小说等，对旧社会的黑暗有了初步认识，并产生了愤世嫉俗的思想。1930年冬天，国民党进行“清党运动”，学校里弥漫着白色恐怖。刘立千感到失望，遂考入重庆平民银行。 然而，银行界也是同样的腐化堕落，公务之余，那些职员们只知花天酒地，挥霍民脂民膏。对于这些情景，刘立千厌恶至极，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久而久之，上峰和同事们认为他不谙世事，不懂“人情”，纷纷排挤他。百般无奈中，刘立千为寻求解脱，认识了两位佛学先生潘镜心和黄钦哉。此后，刘立千经常去重庆长安寺听和尚讲经，并皈依了能海法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佛协副会长）。 1934年春，刘立千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当时偏处一隅的西康康定。经人介绍，刘立千认识了著名学者谢国安先生，在其门下学习藏文，并去玉龙寺与根桑喇嘛学经。 求学的道路是坎坷的，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西康，盘踞在西康的军阀成了惊弓之鸟，他们怀疑在寺院里学经的刘立千是共产党的探子，遂抓去拷问。后来在谢国安的保释下，刘立千才被释放。谢国安看出这个年轻人是个可塑之才，决定将自己的满腔学问教授给他。刘立千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国学水平，与谢先生共同翻译藏学著作。在此期间，刘立千认识了谢国安的爱女谢健君女士，并产生了纯真的爱情。此后，两人结为夫妻，共同生活了近70年。 1945年，著名藏学家、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副所长李安宅聘请谢国安去工作，并邀请刘立千同去。那时，刘立千已经回到老家孝泉，并用自己多年的积蓄购置了田产，打算就此回归田园。李安宅的邀请使他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他想，自己才30多岁，不能就这样清闲下去。况且单纯搞学术研究与世无争，又可以以著作问世，符合古人“立言”的遗训，于是便与谢国安一同到了华大。 边疆研究所是美国教会资助的在华学术研究机构。刘立千与自己的恩师在这样一个学术气氛浓厚的部门工作，如鱼得水。在此期间，他们先后编译了《续藏史鉴》、《印藏佛教史》（当时即出版）、《西藏政教史鉴》、《宗教源流》、《格萨尔王传》、《玛巴传》、《米拉热巴传》、《密宗研究》、《西藏大事年表》等著作。 1949年冬天，成都解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使刘立千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产生了敬佩与信任的心理，他认为是共产党为中国带来了光明，使民族有了希望。入川不久，党中央提出了进军西藏的号召。当时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派人到华大联系，寻找懂得藏语和藏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学者同行入藏。出于报效祖国和对共产党知人善任的感恩，谢国安与刘立千同时报名参军。 刘立千参军后就被派到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于1950年1月参加进藏行动，并先后在十八军司令部、中共西藏工委统战部宣传部、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等部门任职。 当时，川藏公路还未修通，刘立千跟着战士们一边行军一边做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他们昼行夜宿，饿了吃把炒面，渴了抓把雪。路途的艰苦曲折，恰似红军的长征。半年后终于到达拉萨，刘立千等200余人刚进了一座院子，就遭到一些受蒙蔽的藏民的伏击。房脊上和墙头上架着机枪，到处是黑洞洞的枪口，刘立千临危不惧，耐心地宣传党的政策，终于使局面转危为安。 为了解决部队的供给问题，进藏后刘立千服从组织分配，又从事了贸易工作（尽管他是搞学术研究的，做买卖并不是他的专长），为解决部队的住房和粮草供应竭尽了心力。 1953年4月，刘立千被调到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任副科长，他领导同志们及时编写出供部队干部、战士使用的藏语词汇等书。接触过他的同志们都感到：立千先生不但学识渊博，而且为人非常谦逊和蔼。 1956年6月，刘立千调任中央民委翻译局藏文处副处长，1958年5月任民族出版社藏文室副主任，1974年退休。 在民族出版社，刘立千长期从事藏文翻译和藏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古藏文和藏传佛教、藏族历史研究有着很高的造诣，是国内外公认的学者和权威。几十年来，他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和译著，其主要著作有《续藏史鉴》、《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印藏佛教史》、《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土观宗派源流》、《西藏宗教史鉴》、《西藏密宗之研究》、《西藏大事年表》、《米拉日巴传》、《大圆满禅定休息》、《大圆满虚幻休息》、《卫藏道场胜迹志》等。这些著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直至今日，仍然是藏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研究和了解藏学的必备钥匙。 刘立千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业务精益求精，在担任民族出版社藏文室副主任期间，主持翻译了《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和大量党的政策文件，翻译编辑了大量的藏文典籍。在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他还热情地帮助年轻同志掌握翻译技巧，把自己多年的学识传授给年轻一代，是受人尊敬的领导和老前辈。 每逢藏文室里新来了同志，立千先生不但在业务上帮助他们提高，而且还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的生活，他甚至将自家的褥子送给新来的年轻人。 离休以后，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仍然十分关心民族出版社的改革与发展事业，并且笔耕不辍，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在90高龄时将过去数十年陆续出版过的300余万字的译著重译并加以整理注释，编纂为《刘立千藏学译著文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时他已临期颐之年，且行动不便，但仍然每天带教学生，撰写文章。直到临终之前，他还在口述有关藏学的论著，即使在半夜醒来，他也唤醒保姆，将自己忽然想到的问题用笔记录下来。 刘立千先生品德高尚，时刻想着国家和集体。2008年年初，当他的住房未达标补贴款3.2万余元到账后，他马上将其捐给贫困山区。他在成都的三居室住房，早在1989年就通过成都市公证处公证，无偿捐赠给民族出版社。2006年，他再一次通过公证将其所有的著作、译著、文集的著作权及其稿费无偿捐赠给民族出版社，并嘱将其所捐资金作为对汉藏文翻译事业有贡献者的奖励基金，专款专用。对自己身后的遗产，除留了一点儿给女儿和侄女外，他也全部捐给了国家和单位。他的高风亮节体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对党和组织的拳拳忠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