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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1931年生于贵州， 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历任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等职。 乐黛云先生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可是她有一个困扰。每当她出国访问和讲学，在海关老是受到质疑。因为她的护照上的姓名拼音老是被误写为“乐（Ｌｅ）”，而不是“乐（Ｙｕｅ）”。不过我倒认为，这个“乐”字注定了乐先生的精神。 Ａ兵荒马乱母亲支持我读北大 记者（以下简称“记”）：乐先生是贵州人吗？ 乐黛云先生（以下简称“乐”）：对呀。我是１９４８年从贵州考到北京大学的，那时候要到重庆去参加考试，结果我报名的３所大学都考上了。 记：哪３所大学？乐：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还考了一个中央政治大学。 记：后两所大学都在南京吧？乐：是啊，国民党办的，我不愿意去。可是１９４８年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我刚１８岁，一个大姑娘家，父亲不愿意让我到处跑，（笑）尤其不想我到北方。而且中央政治大学是国民党培养青年干部的地方，不要钱的。我家没有什么钱，还有弟弟、妹妹，所以父亲特别希望我去南京。但是我母亲很有主见，她支持我去北大读书。 记：看来您的母亲挺有见识的。乐：她以前也是北大毕业的呀，后来一直在教书，新中国成立后是贵州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在她的支持下，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一来，我就赶紧到了北京。（笑） 记：后来回了贵州吗？乐：没有。我考上北大的第二年北京就解放了，南北阻断，根本回不去了。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学生还找胡适去请愿。我们当时提的口号是“争温饱”。（笑） 记：是啊，像您这样断了经济来源的确是很难过的事情。 乐：对呀，连穿衣都有困难，北京冬天挺冷的。那时候北大还在沙滩红楼，我记得我们到胡适办公室门口，胡适出来说：我们是要解决问题的，你们不要闹。（笑）后来学校给我们外地来的学生每人发了一件棉大衣。很好的棉大衣，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笑） 记：毕业是１９５２年吧？转眼５０多年过去了，您在北大也生活了５０多年。 乐：我是新中国第一批留校的毕业生，算是党培养的吧。 Ｂ文革进干校和泥落下的毛病 记：我听汤先生（汤一介）说您的膝盖不是很好。 乐：对，可能是我在鲤鱼洲劳动的时候落下的毛病。１９６９年林彪忽然发布了一个“一号命令”，要求大部分的院校老师都要到“五七干校”改造，接受再教育。我也被弄去了，在那里干了３年。我干的活儿是打砖———就是和泥，把泥巴做成砖坯。那个泥和起来是很困难的，老乡是用牛来踩，我们没有牛，就是人来踩。（笑）天很冷，泥里面还有冰茬子，天天那么踩，一天８小时，湿气、寒气大概在身上积累了很多。也还不是风湿，而是骨头本身出了问题，骨质增生、骨质疏松、关节炎等，我都有，所以现在不敢多走路。 记：您应该去做手术啊。乐：对，每次去医院，医生都说你要换一个人造关节，你那个关节不行啦，不能用啦。可是我不同意。 记：为什么不做呢？您害怕？乐：我害怕。身体里有那么大一块塑料在里边，简直不可思议。（笑） 记：乐先生还是书生气。那么家务呢？谁来做？ 乐：我们请了一个钟点工，一天来两次，一次两小时，做做饭，清洁房间。 记：您的孩子呢？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美国。他们俩见我们搞文学的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苦，栽了那么多跟斗，都学了理工科。（笑）实际上我女儿的文科成绩很好，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她的语文成绩是海淀区的前１０名呢。我们想她学文科，她不学，她说：你看你们写的那些东西，人家说你对就是对，说你错那你就是错，我要是学数学，你说它对是对，你说它错它还是对，那是不靠主观决定的。 记：看来年轻人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啊。乐：是啊，他们看见我们受的罪太多了。你想开始我当了“右派”，接着他（汤一介先生）又当了“黑帮”，然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两个人又一起挨。（笑） Ｃ 乐观的人阴差阳错进中文系 记：不过我看乐先生还是挺乐观的。乐：不乐观有什么办法？（笑）记：您是不是从小性格就比较开朗？乐：对，我从小就是这样，反正不太发什么愁。你想一个女孩子家，一个人敢从贵州跑到北京。那时候家里没钱，连一般的汽车都不能坐，只好去搭那种运盐的车。先是坐到重庆，然后又从重庆辗转到武汉，从武汉再到北京，很辛苦。要是没有一点乐观，那是不敢轻举妄动的。（笑） 记：这里面肯定有您母亲的支持。乐：对。我母亲跟我说女人不管怎么样都应该独立。 记：看来您母亲是一个早期的女权主义者。（笑） 乐：说不上女权吧，反正是比较独立。她自己出来教书，教美术，不靠家里。她觉得自己一辈子没读好书很遗憾，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她学得多。 记：在那个时代，贵州相对偏远，您母亲能有那么超前的意识很不容易。 乐：其实抗战时期，贵阳是一个很活跃的地方。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那段历史。大部分国土沦陷在日寇手里，只剩下西南几个省。那时候几个文化中心，一个是重庆，一个是桂林，再一个就是贵阳。那时候我看的书、听的唱片都是很新潮的，流亡到那里的人举办了很多文化活动，对我的影响很大。这刚刚是我的人生观成型的时候。 记：肯定您那时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乐：（笑）有那么一点。记：那么您选择中文系一定也是这个原因。乐：其实我当时报考的是英文系。我喜欢西方文学，对中国古典的那些还不是很感兴趣。我听人说，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当时考北大的人也不是很多，据说沈从文恰好看见我的语文考卷，觉得我的作文不错，把我留到了中文系。（笑）其实我还是喜欢英文系。 记：这就是命运。您想学西方文学，结果阴差阳错进了中文系，倒好像为您后来做比较文学研究埋下了一个伏笔。中国比较文学的形成，乐先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啊。 乐：其实如果大家把眼光放远一点，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始是很早的。最早是王国维和林纾。林纾翻译了很多外国小说，在那些小说的序言里，他就提出那些东西和中国的文学相结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记：但是那时候并不能成其为一个系统的学问啊。 乐：没有体系，但是是一种萌芽。到了王国维，他的《人间词话》、他的《红楼梦》研究都充满了中西文化比较的意识。王国维之后，中西文学比较的例子就比较多了。１９３１年清华大学就开了比较文学的课程，就叫《比较文学概论》，请了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系的主任里查森来讲课。他教了两年，然后吴宓先生来教，从此中国有了比较正式的比较文学。那时候的学生有钱钟书、季羡林、曹禺等人。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朱光潜、宗白华都已经着力在比较文学方面。所以，比较文学是一个贯穿百年的学科。 Ｄ比较文学不是鼻祖，是马前卒 记：现在我跟朋友说我要去见乐先生，他们都说：“哇，比较文学的鼻祖”。 乐：千万不能这么说，实际上是因为比较文学在抗战时期中断了，到（上个世纪）４０年代，有一批人重新开始这方面的工作。钱钟书４０年代写的《谈艺录》就是比较文学性质的。当然，到了５０年代比较文学又中断了。一直到１９７８年左右，季羡林、杨周翰等北大的老先生觉得应该有条件重新来做，他们开了一个会讨论这个问题，就在你们成都开的。可是他们年纪都大了，能够提议，但是具体工作要干，精力不济了，所以我就成了跑腿的。 记：马前卒。（笑）乐：对。中文系、英语系、东语系这几个系一起来做，成立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季羡林任会长，钱钟书任顾问，我做秘书长，这样就开始逐渐做了起来。１９８２年我去哈佛大学学比较文学———我们到底停顿了３０年，比较文学究竟发展怎样，大家都不知道了。我在哈佛读了一年，英文底子就中学那时候的一点点。还好，我在当“右派”的时候工作是养猪，一方面我要创造奇迹，不喂粮食把猪养大，另一方面我念了不少英语。我一个人赶着猪，念着英语，漫山遍野地跑，很浪漫的。（笑）这样养了两三年猪，英语有了些积累。可是这种不规范的学习，到哈佛听课就困难了。 记：是啊，您那时候没有听力训练啊。乐：是呀，你想，光文学就很难了，还要“比较”。（笑）我买了一个小录音机，把老师的话录下来，回来听上七遍八遍，一直到听懂为止。那段时间我真是花了些工夫，英语水平和专业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后来我又去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做研究，呆了两年，还算把比较文学的基础打得可以。１９８２年，季羡林、钱钟书等先生搞了一个比较文学国际会议，影响很大。１９８４年我一回国，他们就说：你既然回来了，那就赶快吧。就这样开始了。（笑） 记：在我看来，乐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学研究，而应该称之为比较文化研究吧？ 乐：对。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各大院校和研究所都相继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会或者专业，但是到了后来，大家逐渐觉得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太窄，那时候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也刚刚兴起，于是我们改名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从那时候开始展开了跨文化研究。事实上，什么是比较文学？是不是把这个国家的小说和那个国家的小说放在一起比一比就是比较文学？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定义的比较文学是指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进行的文学研究。一方面必须有跨文化的语境，另一方面必须是文学的研究。有人骂比较文学：你们把什么东西都往比较文学这个筐里装！其实他们不理解，并不是那样，我们仍然立足于文学，只是面更宽，是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文学研究。 记：我看乐先生的研究发展也是如此，逐渐由专业性很强的文学研究向思辨性的文化研究转移。 乐：是啊，因为这个世界在变啊，我感觉到光是谈论文学不太能解决问题。一方面美国式的文化以普世、普时的姿态要求统治全球；另一方面，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又抱着一种心态：我得保护我自己，我不能变，我一吸收外来的东西我就会失去我的根，于是文化心态变得很保守，成为一种文化部落主义。这两种状况促使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需要现代诠释。在这方面，比较文化有它存在的必要。（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