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授之雷海宗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清华学校留美生，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1932－1952年，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曾担任过历史系主任等职。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62年病逝于天津。代表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文化形态史观》（合著）。
西南联大教授之雷海宗
柳已青 编
雷海宗（伯伦）教授是西南联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理学院学生庆幸自己被分在他的班上，而别的学生企图混入这个班。雷的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连门窗外都挤满了旁听者和随意听讲的人。还好，他声音洪亮，足以传到窗外。
雷海宗有超人的记忆力，讲授“西洋中世纪史”和“中国通史”。他上课不带片纸只字，仅带一支粉笔。讲春秋战国的诸侯，和西洋中古史几十个国君，名字有长达十几个英文字母的，和他们的起迄年代，信手拈来，从不假思索，随时都能板书。学生记下每一句话，因为雷的小测验要求掌握准确的史实。对他而言，史实细节是精心设计的历史大厦的建筑材料，而他就是一位建筑大师。有个学生记得，雷海宗讲述的纲要像是从他嘴里“蹦”出来的似的，细节栩栩如生，令人难忘。谈到特别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时，他简直是在表演。
有一个小故事，可见雷海宗讲课的细节和神采。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每回上课，他习惯性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来，看了看，说：“你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联大学者讲课，并不只是雷海宗这样滚瓜烂熟。梅祖彦忆及蔡维藩先生讲《西洋通史》，“讲课有如说书，倒背如流”。
雷海宗作为历史学家有异于常人的见解。他的“中国文化周期论”，是划时代的创论，他把中国文化分为二周。所以他讲中国通史讲到淝水之战，这是文化第一周。淝水之战以后，便非常简单地叙述了。他认为那是第一周的翻版。
他最反对女人干政。他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太后当政，朝政必致不可收拾，古今中外从无例外。他把国际关系分为“春秋式”与“战国式”，春秋式讲道义重礼节，“揖让而升，降而饮”。以宋襄公作代表，不鼓不成列。不讲道义专讲袭人不备，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则完全属于战国式。
雷海宗某些见解有点怪异。他曾对一位即将出国的青年历史学家说，要保留中国人的身份，就得和中国人结婚，继续用母语写作，通过阅读冯友兰的著作保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尽管这些著作不无瑕疵。
1943年，雷海宗告诉一位学生，在政府众多败笔中，最大的败笔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他声称，那本书中的错误多如牛毛，连美国汉学家都能看出来。
历史学家是理性的，冷静地剖析他的研究对象。雷海宗面对时局，也有罕见的例外。1946年，雷海宗坦率直言，坚决认为苏联出兵满洲是沙皇帝国主义的继续。当他辩论时，泪水从脸颊上滑下来，爱国热忱压倒了理性，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尽管并不一定赞成他的观点。
在《上学记》里，何兆武回忆道，钱穆与雷海宗好像在打擂，同时开讲作为全校公共必修课的“中国通史”，各有自己一套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学生可在二者中任意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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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清华学校留美生，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1932－1952年，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曾担任过历史系主任等职。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62年病逝于天津。代表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文化形态史观》（合著）。
西南联大教授之雷海宗
柳已青 编
雷海宗（伯伦）教授是西南联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理学院学生庆幸自己被分在他的班上，而别的学生企图混入这个班。雷的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连门窗外都挤满了旁听者和随意听讲的人。还好，他声音洪亮，足以传到窗外。
雷海宗有超人的记忆力，讲授“西洋中世纪史”和“中国通史”。他上课不带片纸只字，仅带一支粉笔。讲春秋战国的诸侯，和西洋中古史几十个国君，名字有长达十几个英文字母的，和他们的起迄年代，信手拈来，从不假思索，随时都能板书。学生记下每一句话，因为雷的小测验要求掌握准确的史实。对他而言，史实细节是精心设计的历史大厦的建筑材料，而他就是一位建筑大师。有个学生记得，雷海宗讲述的纲要像是从他嘴里“蹦”出来的似的，细节栩栩如生，令人难忘。谈到特别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时，他简直是在表演。
有一个小故事，可见雷海宗讲课的细节和神采。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每回上课，他习惯性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来，看了看，说：“你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联大学者讲课，并不只是雷海宗这样滚瓜烂熟。梅祖彦忆及蔡维藩先生讲《西洋通史》，“讲课有如说书，倒背如流”。
雷海宗作为历史学家有异于常人的见解。他的“中国文化周期论”，是划时代的创论，他把中国文化分为二周。所以他讲中国通史讲到淝水之战，这是文化第一周。淝水之战以后，便非常简单地叙述了。他认为那是第一周的翻版。
他最反对女人干政。他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太后当政，朝政必致不可收拾，古今中外从无例外。他把国际关系分为“春秋式”与“战国式”，春秋式讲道义重礼节，“揖让而升，降而饮”。以宋襄公作代表，不鼓不成列。不讲道义专讲袭人不备，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则完全属于战国式。
雷海宗某些见解有点怪异。他曾对一位即将出国的青年历史学家说，要保留中国人的身份，就得和中国人结婚，继续用母语写作，通过阅读冯友兰的著作保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尽管这些著作不无瑕疵。
1943年，雷海宗告诉一位学生，在政府众多败笔中，最大的败笔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他声称，那本书中的错误多如牛毛，连美国汉学家都能看出来。
历史学家是理性的，冷静地剖析他的研究对象。雷海宗面对时局，也有罕见的例外。1946年，雷海宗坦率直言，坚决认为苏联出兵满洲是沙皇帝国主义的继续。当他辩论时，泪水从脸颊上滑下来，爱国热忱压倒了理性，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尽管并不一定赞成他的观点。
在《上学记》里，何兆武回忆道，钱穆与雷海宗好像在打擂，同时开讲作为全校公共必修课的“中国通史”，各有自己一套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学生可在二者中任意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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