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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钱理群，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一直被视为北大的神话和传奇。 [ 1 ] 钱理群，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一直被视为北大的神话和传奇。 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从北大退休后，钱理群一直专注于基础教育和学术研究。 新近出版的钱理群的第一本自传《我的精神自传》，是一部个性鲜明的思想学术人生自传，是不能不读的当代启示录。钱先生的专著和主编作品，长期以来受到了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近日，本报记者对钱理群进行了独家专访。 钱理群，1939年生，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钱先生北大毕业，后来回到北大讲坛，传承北大真精神，深情地关注民族与人民的命运，积极开发现代中国优秀的精神思想资源，以自体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回应了大时代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呼唤。在北京大学学生评出的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名列首位。 钱先生的专著和主编作品，长期以来受到了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他的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周作人传》、《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丰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间》、《1948：天地玄黄》、《学魂重铸》、《话说周氏兄弟》、《语文教育门外谈》、《走进当代的鲁迅》、《与鲁迅相遇》、《钱理群讲学录》、《生命的沉湖》，等等。主编大型丛书多部，其中以《新语文读本》影响最为广大。 做研究：一为“还债”，一为“圆梦”| 出身书香门第 与钱先生的谈话从他的家庭开始。这位曾经被北大学生评为“最受欢迎10大教师”的老先生告诉记者，他出身书香门第。其外祖父项兰生，一生经历很丰富，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到1959年去世。作为维新派人士，其外祖父最早在杭州办白话报，开办安定学堂；然后又担任浙路公司公务科长。办学堂、办报纸、修公路，这都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以后他做了大清银行的秘书官。 钱的父亲天鹤先生是安定学堂第五届毕业生，他外祖父就把长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钱母从小受西式教育，请英语老师教英文。钱父后来大概是1906年或1908年去美国留学。先考取了清华学堂预科，然后从清华毕业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科。胡适也在那里学农科，成为胡适的同学。 钱先生称，其家庭出身决定了其的研究的基本立场：“因为我的家庭成员中，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而且我的感觉中，他们都是好人，甚至我敢说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历史就是这样，在20年代初中期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那边，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到共产党这边来。我父亲为了救国，加入国民党，我哥哥姐姐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加入共产党。我要写出历史的复杂性。” 背负重债的青年时代 “我曾经说过，我的研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还债’，一个是‘圆梦’。我有什么‘债’？简单说起来，是三笔债：欠家庭的债，欠年轻人的债，欠自己的债。我确实经常在年轻人面前，有一种愧疚之感。永远摆脱不掉的梦魇，构成了我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写作与讲学的一个内在动力与心理背景。” 钱先生表示，他一生中不堪回首的记忆和隐痛的“债”是自己的“债”，是自己欠自己的债。回顾自己的一生，他认为这是一种充满苦难与屈辱的记忆。“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的一生太多了，特别是前半生。太多的动摇、屈辱、背叛、扭曲、变态……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般地压在我的心头，像一座座坟……” 钱先生从21岁到39岁在贵州生活了18年。他说回到当年生活过的地方，面对当年的很多老朋友，其中有些对不起他们的老朋友，见面时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些年大家都在谈“文革”，谈忏悔，而钱理群却没有发言。其实他自己时刻在进行着“文革”的忏悔。他认为他一生犯的最大的错误，或者说罪过，有两个，都是“文革”中发生的。一个是烧毁了父亲的照片，另一个是他在“文革”中不得不说违心的话，害了一些朋友。 没有中年的大学教授 “我可以说是带着‘学术和政治’、‘学者和战士’的矛盾，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钱理群告诉记者，他属于“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代研究生，而当时他又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成长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1960年大学就毕业了，但70年代末又来读研究生。他的同学比他的年龄要小七八岁，十多岁，而他的老师，例如谢冕、孙玉石，比他只高一班，更有意思的是，教文艺理论的，竟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李思孝。“考试时，他来监考，我立刻想起了中学读过的一篇课文：《永不掉队》，讲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大学教授当了战士，战争结束后，他当年的团长又来做了他的学生，都是社会的激烈动荡时期造成人的身份的激烈变化。”钱理群出现在学术界是上世纪80年代，所以人们都把他看作是上世纪80年代的学者，而且因为和黄子平、陈平原一起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很长时期都被称作“青年学者”，后来突然发现了他的年龄，又把他叫做“老教授”。 钱理群说，“因此我常常说自己没有中年，从‘青年学者’一下子就跳为‘老教授’。更重要的是，由此决定了我的思考，我的学术研究，就带有跨代的特点，它的世界观、人生观，以至文学观、学术观的基础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教育所奠定的，而又受到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训练，在学术眼光、观念与方法上都有鲜明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代烙印，这就构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学术背景。” “堂吉诃德”式的学术人生 “像我这样一代的学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要了解我们这样一代的学者，对我们成长的社会环境要有所了解。” 钱理群说，他的自传是一部结合个人身心创痛和研究心得来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中国经验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所遭遇的大问题大困境，表达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追求的书。 谈到他的学术人生，他认为一直在为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结合努力。除了鲁迅以外，他关注的还有“堂吉诃德与桑丘的关系”。他过去一向认为，桑丘是堂吉诃德的崇拜者，屠格涅夫就说过，堂吉诃德对民众总是有一种征服力量。 “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重读塞万提斯的这本书，却发现小说的后半部发生了变化：堂吉诃德慢慢向桑丘靠拢。” 更重要的是，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发现：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堂吉诃德”与“桑丘”的关系发生了一个质变：思想界提出了一个“堂吉诃德向桑丘学习”的命题。他说他一直在做这样的研究，“到底应该怎样看待民众”。 钱理群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新问题是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分离。今天反过来看，“我这一时期的著作都集中在知识分子自身的反思，普通人民的生活与命运，却在自己的关怀的范围之外。这就又引发了新的反省和新的思考”。 对话钱理群：“知识分子越来越贵族化”| 最后一课触发写作冲动 广州日报记者：您为什么创作《我的精神自传》？ 钱理群：我是在2002年上半年正式从北京大学退休的，在给北京大学的学生上最后一课的时候，很想对我的学术进行一次总结，当时只是简单地给我的学生讲了一些。但无疑在我人生中最后的一课触发了我写作一些学术工作总结的冲动。其实，在以前已经有两本书对我的学术人生有了些总结，其中一本就是《话说周氏兄弟》。 《我的精神自传》可以看作是前本书的后续，当时南方有一本杂志向我约稿，这个杂志有一个栏目是讲述学者的学术人生的。当时我答应了该杂志的约稿，可是由于我写得太长，该杂志又表示不敢擅改就没有发表，这本即将面世的《我的精神自传》实际上是在这篇稿的基础上完善而成的。 广州日报记者：您的年纪还不算老，怎么想到现在写自传呢？ 钱理群：现在开始来总结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学之路。60多岁为自己写传记似乎有点早，按照中国传统，应该到七八十岁。但是我又一想，万一死掉怎么办？所以现在先来讲一点，其实这些材料以前都在书里写过，今天不过是系统化一点，再补充一些细节。 当然，写这本自传有偶然的原因，也有必然。偶然的原因是我刚才说的突然在北大最后一课触发了我的冲动，必然的原因是我自己对写传记比较有兴趣，从现当代文学史来看，写传记一直以来是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胡适在40多岁的时候开始给自己写自传，所以，我想我也应该可以提笔一写。 “20世纪中国经验史” 广州日报记者：您曾说你是一个没有中年的教授，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人生的摸索阶段，印象中古人立传必歌功颂德，你怎么看自己写的这本传记？ 钱理群：呵呵，《我的精神自传》没有歌功颂德，应该只是一本个性化非常鲜明的思想学术人生自传，更是一部结合我个人身心创痛和研究心得来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中国经验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所遭遇的大问题、大困境，表达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追求的东西。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做了这么久的学术研究，在退休后，我一直想反思一下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30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本来想把这些年以来的学者都写一写，可那些学者现在都还在世，不好写。后来想一想，我自己本身也可以算一个知识分子的代表，干脆写自己的求学和学术之路，以我的亲身经历来反思这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需要探讨的一些问题。 这本书既是我的自传、学术自传与精神自传，又是一部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 这本书又是一部关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阅读过该书手稿的北大学者贺桂梅认为该书更是一部20世纪中国的经验史。 “知识分子与民众越来越分离” 广州日报记者：您觉得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出现了哪些新问题值得反思？ 钱理群：知识分子在90年代后出现了新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分离。 首先是生活本身的变化，暴露出了过去未能审视的矛盾的新的侧面：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自身越来越贵族化，越来越脱离中国的土地，特别是两极分化之后知识分子越来越关注自己，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自恋、自怜、自娱之中，而忽略了身外的广大的世界。 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有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问题推向极端，在他们心中，民众就是暴民，民众总是非理性的。一个是知识的精英化，一个是对民众的疑惧，这就导致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分离。如果说过去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民众崇拜和民众代言人的崇拜”，那么现在，“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分离”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再出“鲁迅”已无可能 广州日报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期待能出一个像鲁迅那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人，您觉得有可能吗？ 钱理群：我曾经有过一个反省：我们这一代人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在文化断裂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我们年轻的时候，所有人类文明都在被批判，所以我们的知识结构有非常严重的缺陷，跟鲁迅那个年代不能相比。知识结构有缺陷，生存状态紧随其后，暴露出致命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一代是最没趣味的、最没文化的一代，就是这样一个差距，导致我们不太可能再出现鲁迅这样的人，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不会有。 从表面上看，鲁迅一直被捧得很高，但实际上，鲁迅一直面临着不断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鲁迅研究的任务，也变成了用鲁迅来证明某种现成理论的正确性。这就是说，无论是鲁迅，还是鲁迅研究，都在事实上失去了独立性。因此，恢复鲁迅及鲁迅研究的独立性，就成了我的鲁迅研究的问题，也是我写作《心灵的探寻》的主要追求。 广州日报记者：为什么一直把鲁迅作为学术研究和讲课的重点？ 钱理群：上世纪80年代后，知识分子关注的话题很多，而我一直把鲁迅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青少年能接受鲁迅。作为教育者，我们要让每个人都知道有鲁迅这样一个人，至于大家接受不接受他，这是个人的事情，因为这与个人的生活选择相关。 从1985年到2002年，我在北大每年都要讲鲁迅，都受到学生的欢迎。这说明，喜欢思考问题的人还是很多的，他们对鲁迅感兴趣。前几年我在给北大的学生讲课时，学生分成了两派，一派接受鲁迅，另一派不接受鲁迅，但我发现，这与学生个人的生命选择有关系，一部分人选择“生命之轻”，他们就难以接受鲁迅，另一部分人选择“生命之重”，他们就接受鲁迅。因此，一个人对生命选择的不同，就会对鲁迅有不同的态度。 “我理想中的北大已经渐行渐远” 广州日报记者：您曾是被北大学生投票直选出来的10位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退休5年，您现在可以评价一下目前北大的状态吗？ 钱理群：退休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北大。就目前北大的现状，我只能说她已经和我们理想的北大渐行渐远了。在我心目中只有一个记忆的北大，由于现有的一部分学者和教授的坚持，北大的一些治学传统才得以保持，可很多传统已经被摒弃。其实，这也不只是一个大学的问题。令人焦虑的是现在的中学教育与升学无关的不教，大学与就业无关的不教。主要的问题在于越来越体制化、商业化、官僚化、商业化、实利化。 当大学为了就业而教学，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这完全与做学问相违背，大学不能成为职业学校，也不是一个取得就业资格的地方。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大学失去了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学术和精神。 【原载】 《广州日报》2007年11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