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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读书疲倦时，一闭目养神，脑子里总能出现一幅清晰的画面：满头华发的老人斜倚藤椅，用与年龄不相符的丰润双手捧着书本杂志，凑到光亮的窗前灯下，整张脸贴近去，眼镜几乎触到纸张，仿佛不是在读书，更像是用鼻子嗅纸，并深自陶醉于书香。它不同于关云长夜读《春秋》的神武，尽显一代文人手不释卷的痴迷。这是我去斯维至老师家求学问道时常见的情景。它永远保留在我的头脑中，珍贵无比，是世上最令我感动的画面之一。 我在前半生曾幸运地追随了几位难得的良师。其中对我影响至深至巨、关系也至亲至密的非斯维至老师莫属。 1976年底，乘着工农兵学员的末班车，我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说来很是荒唐，下乡时我被称为知识青年，听上去似乎即使没有学富五车的阔气，也该有一二车的小本钱了。及至上大学身份大变，接受了八年“再教育”，不但没有增加知识含量，反而连原有的千疮百孔的知识外衣也被雨打风吹去，换了顶剽悍的大老粗帽子——工农兵学员，雄赳赳地攻掠了高等学府。不错，若论学历，我是班上最低的，仅受过六年小学和半年初一的正规教育。在陕北插队时，为弥补先天不足，四处搜罗所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不过，千万别误会我已博览群书，事实上许多书到我手上都是残缺不全的，如《论语》被人撕得只剩八章半。古人用半部辗转抄来的孔丘闲话就能治天下，我熟读小半部好像什么都干不成，还是被当作芸芸众生中的农二哥。由于文化底子超薄，在窑洞里闷头自学，对所读的东西往往似懂非懂，我是硬着头皮把它们生吞活剥装进脑子里。那时真想能像《论语》中写的那样，侍坐于名师身旁，听他老人家用孔子的语气招呼着：凯，尔何如？ 十年失学造成的极度精神饥渴，使我一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便昏天黑地猛读起来。除了上课读书，我还挨个拜访了系里所有名声在外的中老年教师。当时虽说文革已经结束，但是“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的口号仍在喊着。因此，看到我这个开口京腔、顶着满脑袋小米皮子、玉米须子的四不像汉子居然恭敬拜访和虚心求教，让不少老师由惶惶不安而戒备而惊喜。我赢得了他们的信任，都愿推心置腹与我交谈，点拨疑难。 斯老师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听中国古代史主讲赵文润老师介绍，他是国内数得上的先秦史专家，很有学问。于是打听了住址，冒昧登门。初次见面，斯老师正在翻检一部线装大书。师母轻推他说有学生来访，他才抬起头，放下书，起立点头示意，状极和蔼客气。后来斯老师告诉我，开始并未特别留意，以为是学生礼节性拜访。知道我是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才有了点兴趣，因为根据前几届学生中北京知青的表现，认为我们的基础比其它学生要好。再一交谈，终觉“孺子可教也”。而我一看斯老师雪白的浓密头发和高度近视的厚片眼镜，顿生敬仰之心、亲近之情。再看有些凌乱的案头摊开着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更让我觉得神秘高深。心想，研究这种学问的人才是梦中的名师。本来我对现代史极有兴趣，插队时曾着手编排文革大事记，想写一部文革史。可是这个领域里荆棘丛生，陷阱密布，不由人不将此视为畏途。上学时翻云覆雨的政治已经让我彻底厌倦了。先秦史是我所能接触到的离现代政治最远的专业，它丰富多彩的内容也强烈吸引着我。如此一来，我们师生彼此都感觉十分投缘，日渐来往频繁起来。 熟悉之后，斯老师就不再客气，与我无话不谈了。一见我来，立刻高兴地泡上两杯家乡的毛尖。兴发纵论天下事，闲来几句家常话。这种聊天式的“教学”在古代是师生之间传授知识的重要方式，我觉得好处很多。它的形式活泼，能够摆脱束缚，启发灵智，尤其适合斯老师和我这样的人。斯老师不喜欢墨守陈规、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一板一眼、照章宣讲；我则久居山野，闲散惯了，不耐课堂气氛。上课时常常以手支颐，貌似做深刻哲学思索状，实则梦蝶、梦周公去了。然而和斯老师聊天时，我始终精神百倍，并从中获益匪浅。 斯老师是浙江诸暨人，乡风崇儒尚文，自幼熏陶，终生沉浸学问。少小离家，几十年乡音不改，他曾自嘲为“南蛮鴃舌之人”。不少学生感到难懂，我却觉得字字清晰。越音的抑扬顿挫，苏杭的低吟浅唱，都从他的口中迸发流泻出来，充满诵诗般的魅力。在校期间，几日听不到，我会怅然若失。老师也习惯了与我对讲。读研究生时，几日不见，他会蹒跚着走到我的宿舍，坐在床上，半倚被垛，不等呼吸调匀，便滔滔不绝，海阔天空。兴尽起身，我搀扶老师回家。一路上，他靠着我的肩膀兀自顺着思路开讲，全然不睬路人投来的各种眼神。我有时想，魏晋名士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斯姓在中国是个小姓，国人多有未闻者。有一年，老师到四川大学拜会当时的图书馆长赵卫邦先生。我在门口报上老师姓名，一位年轻人狂奔急告赵老，有个外国人来找您。待到会面，赵老笑得一部美髯乱抖乱飘。那个年轻人不完全是少见多怪，斯老师的祖先可能真不是汉人。他自认是山越人的后裔，据说康有为曾给斯氏宗祠写过山越考。看老师一派儒雅，很难把他与断发文身的老祖先们联在一起。我揣测，斯老师以山越人自诩，有返璞归真之意。 返璞归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现代社会各种污染源太多，历经沧桑，不改赤子之心，不失纯真本性，保持璞玉美质，坚守浑然天成，既无世故的羁绊，又无矫饰的伪装，发乎内心，顺乎自然，不违良知，满天下能有几人？山越人维至吾师做到了！ 人常说字如其人，斯老师是书法家，有人这样评论：他“说话直爽，不假雕饰，心口如一，激昂高亢。性格的这些特点都充分反映于其书作中。”“综观斯维至先生的书作，苍郁劲直，有金石之气；挺拔奔放，有豪士之气；随和自然，有书卷之气；笔墨秀逸，有山林之气，数端融会，别开生面，是其独具的风采。”这是公正之论！ 斯老师年轻时和大多数小知识分子一样，思想激进。同时，又受到他堂兄的特殊影响。堂兄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为革命不避艰险，长年累月通宵达旦勤奋工作。斯老师耳濡目染，对革命和马列主义有了一定认识，虽未入党，心向往之。谁知世事难料，堂兄努力的结果是既被国民党所仇视，列入通缉对象，也不见容于共产党，被定为“托派”，遭到开除。我的老师极度惶惑，百思不解。自忖愚钝，难识政党政治险恶，遂负笈东渡日本求学。从此，他的人生道路彻底改变了，由一个可能出现的社会斗士，转为安守书斋的寂寞学者。有人曾为之惋惜，老师却终生不悔。我觉得这一改变实在是件好事，它保住了“山越人”率真的本性，为中国史学界增添了一名颇有成就的先秦史学家，也为我安排了一位亦师亦友、半世亲人的导师。人生真似有天意主宰，我感谢上苍！ 有一次，我感叹上学少，学历残缺不全。斯老师安慰说他还不如我，自初中毕业后，再没有作为学生进过校门。他是自学出身，孤身在茫茫书海中挣扎，手抄笔录，不舍昼夜。浓霜染了头发，昏灯弱了视力，幸有著名学者蒙文通、徐中舒等人的指点与提携，加快了成长速度，跻身于一代大师的行列。 有眼前榜样的激励，我读书更加刻苦。当然，问题也越来越多。有一次，我提出“走捷径”的想法，也就是由斯老师预设几个题目，然后我去按图索骥，或许事半功倍。斯老师摇头说我把事情搞颠倒了。带着问题读书，容易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走上断章取义的歪路，知识系统会搅得支离破碎。不如漫无目的地读书，在深厚累积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产生问题，然后再进行反复研究。他特别强调走捷径是浮躁的表现，急功近利是学术研究的大敌。一盆冷水浇得我清醒了许多。 以后我又偏向了热衷训诂小学，专钻牛角尖，发掘“微言大义”的治学老路。沾沾自喜于“活字典”的绰号，张口许慎，闭口段玉裁，自以为有本事“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斯老师一杯清茶，微呷一口，轻吐梗叶，仿佛随意闲聊说他读书经常不求甚解。对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都详加考证，会影响整体把握。只管一路读去，“俯而读，仰而思”，尽情享受顺达畅意，如此而已。若作个“寻章摘句老雕虫”，他会很难受。我遽然而惊，知所警惕。 文革后，史学界中的年轻一代不满于史学研究现状，纷纷将目光转向西方，引入各种理论，希望改变研究方法。斯老师尽管将届古稀之年，却有着和年轻人一样奔腾的革新思想。他认为自乾嘉学派衰落后，王国维以二重证法使史学研究面目焕然一新，打开了现代史学研究大门，出了一批成果。“五四”后，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与郭沫若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进一步刺激了史学研究的发展，从不同角度充实了研究内容，提高了研究水平。时至今日，如果不能识众家之短，集众家之长，采用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历史研究就无法进步。为此，他多次与我讨论各家的优劣与今后的发展方向。为了拓展新路，引进民族学的成果，用“活化石”比较研究古代史，斯老师不顾年事已高，毅然走出书斋。八0年与四川大学赵卫邦先生、吉林大学赵锡元先生、陕西师大赵文润老师结伴赴云南西双版纳地区考察，我亦陪同前往。我们共举斯老师为“召片领”（傣语，原意为 ‘领主’，这里取‘首领’意），他坚辞不就，认为凡事大家协商决定，不必设什么领导。我们阳奉阴违，处处把他推到前面。结果他的华发和赵老的美髯成了我们的招牌，所到之处吸引了无数充满敬意的目光。一路上，老少师生，志趣相投，相互扶持，彼此照顾。白天走村串寨，访问座谈；夜晚围坐旅馆，讨论总结。每个人都觉得眼界大开，收获颇丰。一时在先秦史界传为美谈。不少中年学者纷纷效仿，掀起一阵新实证比较史学的高潮。 斯老师性格率真，推崇独立人格，讲求文人风骨。我曾陪他在昆明拜访过云南大学方国瑜教授。说起方先生的老师陈垣老，方先生谦恭自省，缩颈低头，连连检讨： “人家嘛进步，我落后！”这话在当时极普通，入我耳后，只觉得方先生的神态真诚，并未在心中激起丝毫波澜。返回旅馆，斯老师感慨万端，认为左倾路线把知识分子整得只会糟蹋自己，连朋友间交谈也会习惯地动辄低头认罪，实在让人感觉悲哀！如今回想起来，一股巨大的振颤终于传到了心房。解放后对知识分子不断敲打改造，捏塑出的是低眉顺目、俯首帖耳、背负沉重原罪包袱的机器人。斯老师在文革刚刚结束就有如此胆识，真乃吾师也！ 斯老师说话直爽，胸无城府，难免得罪一些人。然而对学生后辈总是尽力呵护，宽容温和，保留情面，从未见他当面斥责过谁。有位师弟曾陪老师外出开会，光顾做自己的事，把年迈的老师孤零零丢在旅馆，结果还是其他学校的人护送回家。我知道后很生气，要去批评师弟，斯老师却大度地说，算啦，谁没有点私事。竟不追究。斯老师对我就更加和颜悦色，从未稍露疾厉之形。有时我们意见相左，他也不以为忤，笑言“盍各言尔志”。有一次，他眼疾发作，让我誊抄一篇文章。我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动了几处文字。他淡淡一笑说，谢谢，不过文章还是自己的好。待发表后，我看他还是遵从了两处我改动的文字。由此知老师并未责怪我，而且虚怀若谷。 斯老师对我情逾骨肉。当年在云南思茅，我感冒发烧，昏睡在招待所。迷糊中总觉有只温暖的手在额头摸索，耳边传来似从云端发出的焦急呼唤。第二天醒来，才知是老师心中挂念，夜间前来探视。心头一暖，病情一下好了大半。见我恢复精神，老师兴奋地话语不断。我恋爱结婚较晚，年过三十尚未婚配。每隔一段时间，斯老师都会关心地问起。当我把未婚妻带到他面前时，他高兴的就像得了儿媳妇一样。 有件事读研时的同学至今提起仍称羡不已。研究生入学的第一天，我放下行李就去拜望老师。他一见我，喜不自禁，问寒问暖，关怀备至。留我共进晚餐，不仅特意增加了两个菜，用他爱喝的绍兴酒为我接风，还吩咐师母烧水让我洗澡。同学们得知此事，都说导师如此厚待学生，闻所未闻。 老师待我厚，我自然更加感恩戴德。读研期间，从不让老师过于操心。陪同他外出开会，总是细心安排，尽心照顾。师母说有我陪同，她放心，老师也高兴。这里可以透露一点小秘密：老师高兴的原因之一是我能“惯”着他，由他的性子吃些喜爱的食物。每次外出差旅费都由我掌管，老师一看到当地著名的小吃，或者一闻到香味，师母的嘱咐立刻抛到脑后，不断积极建议：咱们吃吃这个吧，咱们吃吃那个吧！看着他流露出的孩童般热切的央求眼神，真不忍心拒绝。于是老师兴高采烈了，我却在欣喜中夹杂一丝对师母的歉疚。老师眼睛不好，腿脚不济，夜间走路，像孩子一样信任地拉着我的衣袖，拽着我的胳膊。这时，轮到我指点他：这儿有个坑，那儿横块砖。老师紧跟着我，亦步亦趋。那情景在我心中浸润出温馨的亲情，从旁人眼中一定也会引发这样的感慨：“瞧这一家子”！ 在斯老师的心中，并不把我当学生看，他更愿意是一种忘年交的关系。因此他总是平等待我，从不摆出居高临下的师尊架子。他在研究中遇到新问题，有了新想法，常常和我商量探讨，征求我的意见。他写信必称“政凯老弟”，遇人则隆重介绍：这是郭政凯先生。用得随意，说得自然，绝无虚套客气。老师说当年蒙文通、徐中舒等人就是这样对待他的。记得开第一届先秦史年会时，斯老师和徐中舒两位老前辈，一个叫我郭先生，一个呼我老郭，完全视为平辈。弄得我始则大窘，后学小子岂能与泰山北斗比肩？继而释然，两位通硕大儒，境界非凡，诚恳待人，出于自然。我若矫情，岂不大煞风景！这样一想，便恢复常态，谈笑自若了，心中也越发敬仰两位大老。 研究生毕业后，原本留校给斯老师作助手。但由于儿子降生，住房问题凸显，我想转到别的单位。老师完全理解，并主动跟校系领导打招呼，同意放行。至今想起，仍感有负老师。 出国后，因环境、语言等限制，尽弃所学，终日蝇营狗苟为稻粱谋。老师虽略显失望，却无一语责怪。人寂月夜，我习惯遥望故国方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长安城里有我终生难忘的恩师，不能朝夕趋前问候，怎不令人惆怅。我愧对老师，心中更加思念。山海悬隔，我时时托人殷勤相问，我为老师高龄著书而感动钦佩，为九十大寿虔心祝祷。斯老师也记挂着我，常常惦念，以致有同学去看他，老师热情地起立握手，冲口而出的却是我的名字。闻听此事，两行热泪夺眶滚落。 我在异国他乡有许多梦，其中之一是：侍坐老师身旁，恭敬就教，亲聆越音。老师教我解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揭发古史奥秘。笑谈传经，片言解惑。我则心领神会，胸中疑云应声而散。师生之间交相融汇，有巍巍道义在，有浓浓情谊生，乐莫大焉！再饮一口黄酒助兴，文武周公、共和烽火、周原沣镐、盂鼎墙盘，种种家珍，一一数来，何等畅意，何其快哉！老师颔首扶镜，语多慰勉，“盍各言尔志！” 斯老师，学生在此深深鞠躬，还是那句话：“有事弟子服其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