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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书,1934年生,福州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987),博士生导师(1990)。1951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5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57年为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师从雷海宗。后留系任职至今。研究世界史、古希腊罗马史、日本史,兼及中西史学与文化。1983年后兼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秘书长,现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多次赴希、荷、德、英、美、西、丹、加、瑞士、澳等国讲学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因本刊“人物志”专栏的需要,我们同王敦书教授联系,准备前往天津拜望,请他谈谈治史经历。王敦书教授说,他非常欢迎,他要谈的内容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有了。后来,他把这篇文章又作了补充,寄给本刊编辑部。我们读了后,受益颇多,觉得这篇文字全面反映了他的治学经历,加上12月初,先生要去奥地利参加学术会议,为节省时间,我们把先生寄来的文章发表出来。文章原题为《早年经风雨,盛世看晚晴———我的人生轨迹和学术道路》。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一转眼,今年已72岁了。自己是一个平凡的读书人和教书匠,在人生的旅途上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记忆的雪泥鸿爪。然而,在告老退休之后,回顾自己以前多半生所走过的道路,进行一些反思,作为今后余生的新起点,还是有意义的。幼承庭训 长遇名师 1934年9月,我出生于河南开封,因当时先父王世富(字善赏)为河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但按原籍,我是福州人。在我刚懂事时,父亲就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家族称西清王氏,在福州算是一个名门世家,又称王贻书堂。你之所以起名敦书,是因为在王家你这一辈排行“敦”字,而“书”字是希望你好好读书,王家号贻书堂明确说明无产业留给后人,只以书为传家宝。这就是我的名字的来历。我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4年9月出生到1955年8月,共21年。这是我的童年和上学读书至大学毕业的时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举家从南京逃难到上海租界地区,以后定居下来。我先后入协进小学、协和小学、伯特利中学和圣芳济中学学习。可以说上海实际上是我童年的故乡。1946年末,全家迁天津,遂入耀华中学肄业,直至1951年7月高中毕业。至此时为止,父亲对我的影响至关重要。他极重视家庭教育,对我寄希望最殷,要求亦最严。从我呀呀学语开始,父亲就十五年如一日,手把手地教我认字读书,学古文,背《四书》,念英文,乃至灌输各种知识。尤其是在我13岁读初中时,他用一年多的时间每天教我逐字逐句地朗读并口译美国著名史家ＨａｙｅｓａｎｄＭｏｏｎ所著ＭｏｄｅｒｎＨｉｓｔｏｒｙ(海斯、穆恩:《近代史》)全书,自始至终共908页完毕,从而给我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和世界史知识的基础。在父亲的教育下,我的人生座右铭是:热爱中国,做一个服务人群、有益于社会的人。具体的目标和道路,则是以祖父和父亲为榜样,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然后赴美留学,回国后当大学教授或从事外交工作。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觉得以王家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西方教育,爱子已不适于学政治学和从事外交工作,因此我就确定改学历史学,决定考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以世界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与外交史为主攻方向。我进一步读Ｇｏｏｃｈ之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古奇:《近代欧洲史》)和Ｆａｙ之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ａｒ(费伊:《世界大战之起源》),甚至涉猎Ｇｏｏｃｈ主编之Ｂｒｉｔｉｓ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Ｗａｒ(古奇:《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献》)。1951年10月,我以第一志愿考入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先后随丁则良师学宋元史(中国通史三),邵循正师学明清史(中国通史四),周一良、孙毓棠二师学中国历史文选,侯仁之师学中国历史地理,冯友兰师学历史唯物论,并开始学俄语(英语因全国大学入学统考获95分而免修)。由于世界史教师不足和参加土改,我们一年级学生不设世界史课程。雷海宗师与父亲相识,原为清华学堂同学,但他先参加土改不在学校,下学期只给二年级同学开世界中古史课。我曾旁听过几次,但未正式选课和向他请教。一年级末听说高校院系调整,雷师将调往南开,不禁为未能师从先生感到惋惜。不意1952年10月初由津买火车票返清华时,突然有人从后面拍我肩膀,回头一看竟是雷先生。他说来南开办些手续,现回清华,于是我们同车赴京。在火车上两个多小时中,雷师耐心细致而又高屋建瓴地给我讲如何读书治学,并如数家珍地具体告诉我从世界古代史到世界近现代史,乃至国别史应读哪些名家的代表作。如果说父亲为我打下了学习世界近现代史和外交史的基础,雷师则在三个小时内把我领进了整个世界史从古至今的殿堂,并画龙点睛地授我以打开这神圣殿堂大门的锁钥。1952年10月清华大学历史系并入北京大学,我也由荷塘月色的清华园来到了湖光塔影的未名湖畔。先后学习张政?师殷周秦汉史(中国通史一)、余逊师魏晋南北朝史(中国通史二)、邵循正师中国近代史、荣天琳师中国现代史、胡钟达师世界古代史、齐思和师世界中古史、杨人?和张芝联二师世界近代史、王力师世界现代史,以及周一良师三个学期的亚洲史。此外,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课程。语言学名家缪朗山(缪灵珠)师则教我俄文《联共党史》和一些原文俄罗斯文学作品。清华和北大四年期间,在众多名师教导下,我系统地学习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亚洲通史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古今中外历史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打下了广阔、深厚、扎实的功底,这使我终身受用不尽,在从事任何专门史领域的工作和研究时能够得心应手、驾轻就熟。经受风雨 努力不懈 从1955年9月到1979年7月是我人生的第二阶段,共24年。这是我由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历尽坎坷的时期。1955年9月中旬,北京大学历史系分配我留在系里作苏联专家的苏联史研究生,但两个星期后突然祸起萧墙,被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而取消研究生学籍,等待再分配工作。这是我有生以来受到的第一次挫折和打击。1955年11月,接受分配到武昌建筑工程学校,任政治教师教革命史,并曾给整个武汉市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讲辩证唯物主义政治大课,受到校领导的重视。但我内心深处仍想继续钻研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曾到武汉大学图书馆了解外文藏书情况。周一良师给我写过长信,以胡如雷学长为例鼓励我在中等学校工作之余继续攀登史学高峰。邵循正师则具体指点我说,武汉地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十分重要,如下功夫系统地阅读当地几家重要的报刊杂志,必有所成。 1956年春,周恩来总理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全国学术空气大为活跃浓厚起来,各高等学校的名教授纷纷招收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1956年7月,南开大学历史系郑天挺先生之子、原北大老同学郑克晟学长来信,告我南开雷海宗先生将招收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希望我报考。佳音天降,喜出望外,遂征得建筑工程学校领导同意,8月初返天津,拜谒郑、雷二师。一别四年,雷先生对我亲切接待,将有关的苏联教材中译本与他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借我阅读,并让我开学后去南开旁听他按新体系讲授的世界上古史课程。11月中旬,在津参加了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共考英语、哲学、世界上古史和世界中古史四门课程。考试结束后,告别雷师回武昌。令我终生难忘的是,12月初意外地收到雷师亲笔长信。首先告我以特优成绩被南开大学录取,随后语重心长地嘱我今后当在他指导下刻苦读书,在哲学、社会科学、古今中外历史和外语各方面打下雄厚基础,数年后方能登堂入室,以便更上一层楼。由此,我深刻地体会到雷师对我关怀之深、期望之切、要求之严和做学问之不易;并将自己的志趣定位到世界上古、中古史领域。1957年2月,我向南开历史系报到,正式成为雷师的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可是,不久全国开展助党整风运动,随后转入反右派斗争。是年8月,雷师受到批判,被定为全国史学界最大的“右派分子”。1958年2月,在处理“右派”时,我被补划为“右派”,再次取消研究生资格。3月末,随南开大学下放干部队伍先后在天津郊区和南开大学农场劳动。1960年10月,摘掉“右派”帽子。1961年3月下旬,由农场调回历史系任资料员。1961年4月,北京召开全国文科教材工作会议。吴于廑先生负责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全书。南开大学历史系承担了希罗多德《历史》和李维《罗马史》的选译任务,系领导将具体工作交付给我,并说可向雷师请教。于是,相隔又近四年,再登先生之门。在雷师的精心指点和仔细校改下,以六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李维《罗马史》的选译工作,赶在7月1日之前寄往北京,作为对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周年的献礼。下半年,吴于廑先生主动来信,肯定了我们的成绩,并约见我亲自安排希罗多德《历史》的选译事宜。1962年雷师先后开设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二门课程,我随他做些资料翻译和教学辅助工作,后又负责陪他去医院看病。在此期间,我完成了希罗多德《历史》的选译任务,并将初稿呈请雷师校改。可惜,先生健康日差,忙于教课,无暇及此,不久即于年底逝世。蒙吴于廑先生厚爱,李维《罗马史》选和希罗多德《历史》选,于1962年和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这是我的处女作。在当时“左”的气候下,让一个年轻的“摘帽右派”公开具名发表著作,是极其困难和要冒政治风险的。我永远感激和钦佩吴于廑先生作为一个大学者的开阔胸襟和恢宏气魄。1963年初,名著选译告一段落,雷先生去世课程中断,我暂时“赋闲”。承杨生茂先生垂青,我开始问津美国史,在他的指导下翻译关于美国内战的历史文献。这些译稿后经杨先生和查良铮先生校改,收入杨生茂编《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1963年7月,资料室的人员和工作有所调整。蒙吴廷?先生器重,我以资料员身份担任他的助手。从此,我转向日本史研究,在吴先生领导下,与俞辛?同志共同创建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室。由于四清、五反、半工半读等运动接连不断,日本史的科研工作未能顺利展开。1965年9月,随南开大学历史系师生一起去盐山再次参加四清运动,直至1966年6月中旬返南开。1966年6月至1970年9月,在南开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后又到农村、农场参加学农和疏散野营等活动。1970年9月,分配到南开大学化工厂,在包装车间当工人整整二年。1972年9月,调回历史系为工农兵学员教英语。1973年日本史研究室恢复工作,与米庆余等同志去塘沽海关宣传批林批孔,并就地调查了解日本海员的情况。不久,随吴廷?先生配合评法批儒运动,收集探讨日本历史上儒法思想斗争的资料。之后,由于国际上发生石油危机,进而考察日本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和战争。接着,发挥自己精通英语和过去爱好国际关系史之所长,回过头来研究日本外交史。 1974年以来,在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室主办的内部刊物《日本历史问题》上发表了一些不署名的文章和资料选编,如《日本大化改新时期的儒法斗争》、《三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危机和战争》、《1941年的日美谈判》等。最后,承担了吴廷?主编《日本史》第十三章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大部分撰写任务。从1963年7月起,经过文革十年,直到1978年9月,我若断若续地从事日本史研究长达十五年之久。此外,1972年后,还在黎国彬先生领导下,参加联合国资料翻译工作,并主要与冯承柏同志合作,编译了《尼加拉瓜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1978年9月,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人手缺乏,于可同志代表教研室希望我“归队”,这样我重新回到了22年前报考南开研究生时确定的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的“本行”上来了。改革开放 奋进发达 1979年7月至今,又27年,是我一生的第三阶段。这是我摆脱逆境,苦尽甘来,教学科研事业得到发展的时期。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形势一片大好。历次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右派”问题加以改正。1979年7月,我的“右派”头衔终于改正,职称由资料员改为讲师,工资恢复到1956年在武昌建筑工程学校时的待遇69元。我衷心感谢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我一生的生活实践证明:没有小平同志的理论和路线,就没有自己后半生的发达和辉煌。1979年5月,我代表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的同仁,出席在重庆召开的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成立大会。8月,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长春成立,于可同志代表南开参加,提交了与我合写的《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文(载《吉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9月,我有生第一次名正言顺地登上大学讲台讲授世界古代史课程。1980年10月,首次参加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曲阜举行的关于古代城邦和希腊罗马史的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与于可合作的《关于城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载《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1981年5月,受到魏宏运先生的信任,担任南开历史系副主任一职,直至1991年10月(最后二年主持全系工作)。1982年11月,经南开大学推荐,被国家教委派往希腊研修一年,专攻希腊史。1983年5月,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郑州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我从雅典向大会遥寄《斯巴达早期土地制度考》一文(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并由林志纯、吴于廑二位先生提名,担任研究会秘书长。从此,在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福州人)的领导下,我负责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以及1991年后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的工作,至今20余年。林志纯先生是建设和发展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元老和泰斗,从1979年以来对我的成长关怀备至,爱护有加。2003年5月,更以93岁的高龄,亲笔为拙著《贻书堂史集》题词:“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勉励我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创新前进。我没齿不忘林老的知遇之恩、提携之情和同乡之泽。1983年和1987年,先后晋升副教授、教授。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为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与此同时,承吴于廑、齐世荣二位先生青睐,得附刘家和先生骥尾,担任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全书《古代史编》上卷主编之一,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为庆祝林志纯先生九十华诞,主编了《中西古典文明研究》一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随后,编辑整理了《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和《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三本书,以缅怀雷海宗师,继承发扬他的治学精神。最后作为《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二辑之一卷,《贻书堂史集》由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这是自己一生日积月累的读书治史心得的结晶和文章汇编,并将鼓励我今后继续治学不懈,笔耕不辍。我与国际史学界建立起较广泛的联系。自1982年以来,先后在希、荷、德、英、美、西、丹、加、瑞士、澳等国20多所大学讲学、访问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1990年和1995年,作为中国史学家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西班牙马德里和加拿大蒙特里尔举行的第17、1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93、1997和2005年,先后在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主持召开了规模盛大的中国第一、二、三届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会议。1993年3月至2003年2月,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八、九届委员,这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肯定和信任,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人生感悟 读书体会 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命。在古稀之年,回首前尘往事,不胜感慨。这里,简略地谈一下在读书治学方面的个人体会。我觉得,要学有所成,必须具备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先说客观的因素:结合自己的情况而言,那就是家学、师承和机遇三者。家学,或曰家庭教育。我之所以能在学术上有一点成就,是与先父循循善诱的谆谆教导分不开的。可以说,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的中外、文武各种知识技能的基础,都是父亲给我从小打下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学十分重要。历史上无数名人学者多出生于书香门第和名门望族。新中国成立后,工农兵的子弟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似乎谈不到“家学”了。但是,换而言之,家学也就是家庭教育。从这个角度看,任何人都应该重视家庭教育,良好的家庭教育有利于优秀人才的培养。师承,或曰学校教育。且不说中、小学,我先后在清华、北大和南开三个著名高等学府学习。前面已列过在清华、北大求学时的师长。在南开历史系,除雷海宗、郑天挺两位史学大师外,我还经常耳濡目染吴廷?、杨生茂、王玉哲、杨志玖、黎国彬、辜燮高、杨翼骧、来新夏、魏宏运、谢国祯、巩绍英、查良铮、梁卓生、周基?、林树惠、朱鼎荣、陈文林、李约瑟诸位前辈名家的教诲,获益匪浅。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用心聆听名师讲课,随时注意接受他们的指导,包括不经意的身教和言教,这是促使我在学术上不断增长提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和条件。我想这一经验是有普遍性的。机遇,这是指机会和境遇。机遇有多种多样,大到时代背景和时局变化,小到人生遇合和人事变迁。上面所说的家学和师承也是一种机遇。机遇是客观的存在,不随主观意志而转移。许多机遇是求之而不得,或不求而相遇的。但是,当机遇来到和面临机遇时,如何把握和对待机遇则是主观的事情了。例如,我受到父亲和良师的教导,这是很好的机遇,但如果自己不努力,仍会一事无成。我一生有两大转折点。1957年反右斗争,被划为“右派”,真是横祸飞来。1979年改革开放,“右派”改正,得到了新生,可谓福至无双。一祸一福,都是对自己的考验。若不发挥主观能动性,正确应对,前者就会一蹶不振,后者就会失去良机,浪费大好时光。因此,要学有所成,主观条件是更为重要的,也是自己能够把握和做到的。下面就谈主观的因素。首先,必须勤奋读书,刻苦钻研,不要好高骛远,急功近利,即使身处逆境,也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每个人的天资不尽相同,但差别不会太大,而勤能补拙,大智若愚。聪明人不努力,或想投机取巧,一步登天,没有不跌跟头的。只有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才能有所获。父亲对我的督促和管教十分严厉,稍有懈怠,便遭打骂。体罚不是好事,不足为训,但对鞭策我用功念书却是有效的。雷师对我的要求也很严格。报考南开历史系研究生时,自以为考得很好,成绩不错,颇为得意。但雷师信中指出,我必须在他的指导下刻苦读书,数年后方能登堂入室。这使我真正认识到做学问之不易,必须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十年磨一剑,坚持不懈。从1958到1979年,我命运多舛,在农村、农场、工厂参加体力劳动,总共达八年之久。劳动时是不允许看业务书,读外语的。文革期间,批判“封资修”和一切“旧文化”,鼓吹“读书无用论”。但我虽处逆境,不气馁,不自暴自弃,总抓住机会和一切空余时间,读书自学,认真钻研,无论交给我任何历史领域的任务,都能够较好地完成,做出成绩。我深深体会到,自珍自强、勤奋刻苦、锲而不舍,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其次,必须打好广博、深厚的基础,有理论指导,熟悉多学科知识与跨学科研究方法,通晓古今中外的历史,才能登堂入室,精益求精,攀登科学高峰。这主要是谈广博和精深、基础和专门化的关系问题。雷师一贯主张,历史学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才能对人类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总的了解,才能对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精深的研究,得出真正有意义的认识。他的多方面的著述和渊博的学识体现了这一主张,这是当年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历史系,以及今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学风和特色。父亲和雷师也是按照这一路子来培养和指导我学习的。正是由于打下了比较宽阔而扎实的基础,所以我1955年后在从事中外历史多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时,能够迅速地适应和投入,并取得成就。自然,只有广博的知识基础还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提高,展开专门的精深钻研,才能攀登科学高峰。在这里,必须强调理论指导的重要意义。进行科学研究,乃至做一切工作,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这里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自1949年以来,积半个多世纪读书治学的经验,我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最重要和最科学的理论。我愿说,自己是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对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做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科学性就在于它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再次,必须谦虚谨慎,严谨治学,一步一个脚印,既充分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追求真理,敢于创新,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由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这主要是谈继承和创新、谦逊严谨和锐意进取的关系问题。做学问,必须谦虚谨慎,严谨踏实,循序渐进。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能浮躁夸张,一蹴而就,更不能抄袭剽窃。学问是逐步积累起来的,必须吸收和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不能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但学问是不断发展更新的,做学问,贵在创新。雷师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显示出一种探索真理、打破传统、不断创新、敢于亮明自己独立观点的鲜明个性,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胡适提出治学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过去受到批判。其实,真理不是一眼就能看出和不证自明的。在得到证实前,有关的看法和观点只能是一种假定、假设和假说。要创新地提出不同于前人的看法,或做出新的发现,要有勇气,必须大胆。自然,大胆假设不是胡思乱想,异想天开,而是已具有广博深厚的知识基础,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后才提出来的。而小心求证,不是主观任意地只找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证明,而是小心谨慎地搜集资料和证据,通过试验和实践来对自己的假设进行证否、证实或修正。从这样的意义来理解,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还是科学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在观察思考问题时,应视野开阔,展开宏观的考察与综合。但在研究和解决问题时,则应做具体的分析,仔细地进行微观的探究与检讨。这就是吴于廑先生提出的由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的研究方法。最后,最重要和根本的,无论是读书治学还是做任何工作,都应有热爱祖国的爱国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我的人生座右铭,如前所述,是热爱中国,做一个服务人群、有益于社会的人,这是我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愿与大家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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