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灵堂出来，我就决定要为赵吉惠先生写些话。 时光推移，这一意念没有淡忘，反倒愈加强烈，以至于觉得不写出来就不得安宁。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魅力”吧？ 不错，在我心目中，赵吉惠先生是很有魅力的！ 我们相识在二十年前。那是他从位于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调到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室”不久。赵吉惠想出了要编一部《中国儒学辞典》的点子，经过一番策划，请来西北师院的郭厚安先生，又请了西北政法学院的赵馥洁，还有本校历史系的徐兴海，又拉上我，在他所住的教单三楼一层卫生间对面那不足12平米的斗室，启动了他的《中国儒学辞典》“工程”。那是1985年6月，天气已很热，对面的水龙头喧嚣不停，教单楼厕所特有的气味不时冲入斗室，郭厚安先生念他所拟的二千余条词目。已经两三个钟头了，听得我昏昏欲睡，频频点头。赵吉惠就让郭先生停一下，提醒各位要对词目提出增减意见。我想，这是专门提醒我别打瞌睡。我实在提不出什么意见，并且在心里犯嘀咕：没人没钱，不知这事弄成弄不成？ 然而不久，这两千多条就被十七所院校四十多位学者认领撰写。赵吉惠运筹帷幄，周密安排，稿件陆续汇总，他自己也撰写了不少条目。第二年暑假，他们在成都开了审稿会，我因带84级学生去北京实习参观未能与会。又半年后，87年2月，在西安召开了定稿会。一年半功夫，一部约90万字的辞典即告竣工，并且请到了张岱年先生为之作序，冯友兰先生为之题词。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编写书籍，目睹全过程，服了赵吉惠的干练与组织才能。我为他撰写词条70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后来有人认为我来自中学不懂中国哲学史、不懂周礼、不懂宗法；我心想，你们去看看赵吉惠主编的《中国儒学辞典》吧，那些条目下有我的名字的。 不久，赵吉惠又启动了他的编写《中国儒学史》的“工程”。我用“工程”一词，是赵先生的原话。他说：“我们把这项研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看待。”（《中国儒学史·引言》第15 页）在个别研究和合作撰写《中国儒学辞典》之后，进一步发挥群体智慧优势，因人所长，撰写《中国儒学史》。他分析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提出“我们这项工作的目的主要在于……为中国儒学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衰落，概括出一个提纲挈领的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揭示儒学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旨在为深化中国儒学史的研究抛砖引玉。” 赵先生对于海内外儒学研究状况的宏观把握，依鄙人拙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大陆上，无出其右者。赵先生对于《中国儒学史》之后儒学研究下一步也有了系统的规划。他说，下一步要继续分工合作，撰写《儒学与现代中国》，为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提供近现代的文化背景研究。他充分认识到下一步工作会遇到的困难，他说，“显然,我们是在承担着一项力难胜任的,但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我们坚信，只要辛勤地耕耘，不辞劳苦，并且把科学方法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总会结出喜人的硕果供人们去品尝。” 《中国儒学史》由陕西师大、西北师大、西北政法学院等校十五位同仁撰写。初稿写好，中州古籍出版社愿意提供一定经费召开一个审稿会。赵吉惠问我，这会在什么地方开好？我不抱什么希望地、异想天开地建议放在重庆或万县，会后顺江而下，了却畅游三峡的夙愿。没想到赵吉惠就有这能力。88年8月，我们一行九人会齐万县，在太白岩下林业招待所开始审稿。气候酷热，久旱无雨，烈日当顶，又没有空调，凭着几只电扇，我们从早到晚地审读、议论，过得充实而愉快。晚上酷热不退，我怕风，动辄咳嗽，选了离电扇最远的床位。赵吉惠睡在电扇旁整夜地对着吹，安然无恙。审稿结束，郭厚安先生回乡探亲，其余八人沿江而下。8月16日，夜泊万州江心，与万县城内比已十分凉爽了。赵吉惠抽出凉席到甲板上躺了一夜，我劝他小心感冒，他说没事，果然也没事，真是一副好身体！当夜，我听赵馥洁和赵吉惠的研究生石军在甲板上谈诗论赋，对二位的博学十分佩服。几天前在成都时，父亲出示《青城山道观楹联》一书，其中有署名臧贞白（我大伯父）而实为我祖父（以尹）所撰者： 览青城三十六峰，也同造化无方，偶向琅寰留姓字 历红羊百千万劫，大好河山依旧，再从云水话姻缘 我以“红羊劫”考石军，竟能解！且曰66、67年即逢“红羊劫”，我一听大悟！丙午、丁未，丙丁为火，即红，未为羊，果然举国遭劫！你说奇也不奇？我不迷信，但中国几千年总结出来的经验，或许有某些玄妙道理在其中吧？我乘余兴，搜肠刮肚，诌出一首七律，也不知平仄对错，权抄于此，献丑了： 少年壮志入京城，闯荡江湖大半生。 蹉跎二十至四十，萍踪吴楚与燕秦。 故里匆匆来复去，前路茫茫阴耶晴？ 听罢石君解红羊，愁看苍穹满天星。 浏览江景，闲暇无事。赵吉惠让我给他看看相，能活多少岁？其实我不懂相术，就根据他的体质和那长长的耳朵，故弄玄虚地掐掐指关节，说：“八十多岁。”“多多少？”“天机不可泄漏。”看他很不满意，我说：“就看你会不会调养，调养得好，突破九十甚至一百也是可能的。”听了这话他才松口气。又因他耳垂虽长却很狭窄，我补充说：“虽然高寿，却有不少局促之事令你不能开心。” 他说：“那没关系，我当了二十多年右派，什么气都受过，能想得开。” 船到巫山，决定停留一天游大宁河“小三峡”。这条河是我此前见到的最清澈的河，两岸青山是我所见过的最苍翠的山，河滩的浪是我见过的最洁白的浪。陶醉在大自然中，我说：“若能在半山建一小舍，我就不走了。”徐兴海不相信地说：“你的工作不要了？”“辞了！”“那你老婆娃娃怎么办？”我张口结舌，答不上来。赵吉惠说：“本来我看你有八九分仙气，现在看来，只剩五分，就算个‘半仙’吧。”“半仙”之名由此而来。其实，那时一行八人都被美景陶醉。我说：“大家都是仙，八仙过三峡。”其中刚好有一位女士刘建丽，相当于何仙姑吧，一位年轻人石军，相当于韩湘子吧；我看赵吉惠先生可算汉钟离，其余各仙赵馥洁、潘策、刘学智、徐兴海，随各位自认，我就不敢胡乱编派了。 同行者为撰写《中国儒学史》走到一起，可没有哪位反对将自己与道家人物联系。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以儒道互补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在朝者思进取，在野者顺造化。赵吉惠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道为主体的多元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导论·序言》）“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我是非常赞成的。遗憾的是赵先生儒气太厚道骨略薄，所以未能尽享天年。 从来到陕西师大到退休十多年时间，赵吉惠以过人智慧、惊人速度，出版专著十五部，令我叹服！他的其它学术活动频繁且高效率；由他出面召集的会议不计其数。他一通知我开会我就开玩笑说：“赵吉惠又召集会了！”据我所知，赵吉惠还与赵文润合作主编了《两唐书辞典》，又承接主编了《中国地域文化大系——三秦文化卷》等。 1995年春，李裕民教授从山西大学到陕西师大任教。我对李先生讲，我读研究生学的是先秦思想史，在陕西师大这些年，与赵吉惠教授有几次愉快的合作，自己学术上也有所长进。没想到李先生却说，他与赵吉惠打过几次交道却不怎么愉快。我连忙问为什么。李先生说，赵吉惠代表历史文献研究会到山西，筹备在夏县召开司马光学术研讨会。李先生作为山西省和夏县地方政府的代表与赵先生谈判，在经费支配上发生了分歧，甚至——李先生说，他还借着酒兴骂过赵吉惠呢。 于是我对李先生讲起我所了解的赵吉惠，说赵先生并非李先生误解的那种不学无术的“官员”，他五七年因主张我党应坦诚听取党外人士意见而被划为右派，在野外劳改多年，后来又在资料室当资料员，读书多年。改革开放以来，他勤奋非凡，硕果累累，在史学理论与思想史两个领域都有独立思考和发凡起例的成果问世……“赵吉惠当过右派？”李先生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的。”“看他在会上神采飞扬，把坐在台上那些平常人捧到天上，我还以为他是善于拍马逢迎的官员。”“错了，赵吉惠不是那种人”，我说。 李裕民先生，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在对于中国古典文献的熟悉上，就四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学者看，港台我不敢说，大陆无出其右者！也许是由于我的矮小吧，对于李先生我是须仰视才见的；对于赵先生，我也是须仰视才见。然而两位先生却心存芥蒂，这是我不愿看到的。终于，在认同了“都是做学问的，都很勤奋，虽然路数不同”之后，李先生同意我带赵先生来访。于是，我领着赵先生来到李先生临时下榻的“专家招待所”（即后来学校征求意见后选中的李先生所命名的“启夏苑”）。李先生似乎并不热情，赵先生却是谈笑风生，似乎二人之间从未有过不愉快。这次访问时间不长即离去。几天后，赵先生再访李先生。后来李先生告诉我，他和赵吉惠经这两次谈话，私人之间没有什么芥蒂了。两人见面常开玩笑，无非是因为治学方法上的差异，有些互相调侃而已。李先生告诉我，赵先生对他说：“我们俩是‘不打不成交’啊。”我心想，“经今古文之争”，两千年了啊！可惜愚钝如我，做不了郑康成。 最令我惊叹的，是赵先生驾驭惊马的能力。先生说，他小时候在东北见过抗联，当过儿童团员，拿过梭镖，我不大相信。他又说在西北当右派，赶大车拉煤炭，驾得烈马，我还是不大相信。直到数年前在一次会上，他驾驭着会议进程，忽然间一匹马惊了。他头脑清醒，镇定自若，讲话条理丝毫不乱，最终令会议圆满成功。这回我信了，也服了他的能力。（事涉具体人物，这里就不细谈了） 这是赵吉惠先生一手策划的一次关于郭店楚简的研讨会，汇聚了西安地区有关人士数十人，其后还有会议综述《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家思想研究的新拓展》，由我系韩旭辉硕士执笔，发表在《孔子研究》2000 年第 5期上。我很惭愧，数年前，在赵先生与辅仁大学同仁协作，在师大召开的“哲学与文化” 研讨会上，就发现自己其实不懂哲学，立志不再参与哲学史会议。我对赵先生主持的陕西师大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几位朋友说，近年来发现自己不擅长作形而上的思考，比较容易接触形而下的器物，当上了“文物陈列室”主任，我是“玩物丧志”了。这次郭店楚简会议，赵先生盛情邀请我参加，说这是出土文物，要我发言。我就说我“言是不发的，饭是要吃的”，引来众人哂笑，我也无可奈何。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特擅长对“形而上者谓之道”作深入思考的赵先生，从我掌管文物室开始，就常跟我一道去文艺路文物市场。后来市场迁到小东门外，迁到八仙庵，我们都相约骑着自行车前往。他对于“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文物痴迷投入，丝毫不亚于我。对于西安特有的秦汉瓦当和汉唐铜镜，其鉴赏水平也很快提高。他跟我很不一样的是，性格外向。我到文物市场转过很多回，谁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而他不同，很快市场上的贩子们就跟他混熟了，老远见他就喊“教授、教授”。如果有什么新进的东西，那总是要把他请进店内，观赏一番。就这样，由他从中牵线，我们文物室有两次十分重大的收获：一次是一位姓吴的工人，经过十多年搜集选汰，存有一百八十余块精美的瓦当，包括八十余块不同书体和布局的“长乐未央”当（对于艺术系学生来说，这是难得的教材！）和十分珍贵的白虎当、蟾蜍玉兔当、卫字当、上林当、延年益寿当、与华无极当、千秋万岁当、汉并天下当以及秦代葵纹当等等。工人因购房需钱，但只愿趸售，不愿令其藏品流散。赵吉惠得到消息，首先想到我系文物陈列室，于是我们一道去了工人家，谈判以一万五千元成交。这批藏品中的大部，不久即将在新建的“陕西师大历史艺术博物馆”与观众见面。第二次，一个兼贩文物的咸阳教师告诉赵教授，他搜集到一匹砖，很大，无法带到市场来，其纹饰精美，有可能达到一级文物。他不愿被私人购去，倒贩出国。于是我和赵吉惠乘公交车去咸阳教师家。（路费自然是赵吉惠贴了，同时他照例是还要请我吃饭的——无非是路边小摊的凉皮，或者油茶麻花、豆腐脑之类，最高档次是东北水饺吧？）记得那天，二人神神秘秘到达教师家，寒暄几句，迫不及待起身看砖。教师揭去盖在砖上的蛇皮袋，我被上面精美的凤鸟纹饰惊呆了！砖上面、正面、背面、前头，这四面都是凤鸟；栩栩如生，腾飞起舞，美轮美奂，一派帝王气象！令我立即想到《诗经·大雅·卷阿》： 凤皇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 凤皇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士，维君子命，媚于庶人。 无价之宝啊！我在心里想。我们自然是强调经费的拮据。教师说他夫妇二人半夜从窑店拉回来，花六百元买的，怎么也能值几千，为了国宝不流落国外才找到我们。谈判最终以一千二百元成交，实际是等于送给了我们。过了几天，是星期一，一大早，我骑着自行车，带着系办公室新留下的学生刘先锋，蹬着一辆三轮车去咸阳。中午，我们到了教师家，先锋一口气吃下七八个馒头。饭后看砖，长120、宽20、高40厘米，先锋才明白为什么一匹砖要让他蹬上三轮车来。拉上凤纹砖，半路又因漏气补胎，等到骑回师大，已是晚上十点过。远远地看到赵先生推着自行车，在校门口急切地张望。“在等我们？”我问。“是的，怕出事啊！”已经深入到收藏领域的赵吉惠，深知这中间的艰难。 秦宫遗址出土的凤纹砖成为我们历史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陕西省文物鉴定组的先生们不约而同认定：一级文物。系上奖励我一千元，我请赵吉惠和刘先锋吃了一顿，当然不是地摊凉皮，而是天府堂的回锅肉和塘坝鱼。师大教务处赵晓林问我，这砖值多少钱？我说“十万”，他不相信地瞪大了眼；我接着说“美元”，他又张大了嘴；我接着说“也不卖！”他笑起来问：“真的？”“当然是真的！” 说实在话，没有赵吉惠的参与，就没有陕西师大历史艺术博物馆令人眼前一亮的秦砖汉瓦——陕师大人文素质教育基地“亮点中的亮点”。 赵吉惠生病了。在住过几次医院之后，住进交大一附院（原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我带着新招来的博士生刘晗去看望他。 当年刘晗的硕士论文《论儒学的宗教功能与人文理性》是赵吉惠指导的。答辩会，我是评委之一。刘晗的论文在那一届硕士生中是最好的，评委们一致认可优秀。当刘晗报考我的博士生的时候，我对他完成博士学业很有信心，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随时可以向赵吉惠请教。硕士毕业几年之后，刘晗的观点在“儒学曾起过宗教作用”这一点上又向前迈，倾向于认为儒学是宗教。这遭到我的坚决反对：“儒学岂能是宗教！”我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不是宗教哲学……实在不行，你选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这个题目。仍然可以随时向赵吉惠老师请教。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虽然已经有人做过，你完全可以展开自己不同的思路。”我希望他从这个题目的思考中悟出儒学不是宗教的道理。若干天过去，刘晗对这个题目似乎找不到感觉。我让他再去拜访赵吉惠。他去了，谈了自己的苦衷。赵吉惠经过思考，劝刘晗研究早期道家的形成过程，并为他拟出具体研究的路径：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汉墓帛书直到王弼定本，随着时代演化，道家思想走向成熟。赵先生又答应刘晗，待有精神，他将为刘晗草拟一个提纲。 2005年4月23日中午接韩旭辉电话，赵吉惠先生作古。我遗憾因忙没有多去陪陪赵先生。记得约一周前，我与刘晗去医院看望。赵先生面部浮肿，我说你经历过多少磨难，总是能挺过来的。赵先生艰难地笑笑，说，这一次恐怕不行了。看来他已有预感。我接电话后立即赶到教育学院，刘晗、卫崇文等学生都在。蔡老师把赵先生去世前不久支撑着写成的《早期道家思想研究》的提纲转给刘晗，含泪说，“这是他最后留下的字迹”。我嘱咐刘晗妥为保存，这是撰写了数百万字大作的赵先生临终的笔迹，寄托着先生对学生的关怀和期望。 4月25日上午，追悼会在三兆公墓举行。我想着赵先生坚强的一生和硕果累累的成就，决心不作悲态。我是来给先生送行的，我想着，平静地步入灵堂。仪式结束，我随着人流向前瞻仰遗容。到了能看清赵先生的地方，别人在鞠躬，我却站住。我惊呆了，我不敢相信，棺中躺着的是几年前还那么倜傥潇洒的赵先生，是几天前还能坦然面对死亡微笑着跟我说话的赵先生；几天之间，赵先生忽然变得那么干瘦，只剩下小小的骨架。他消耗完了从黑土地到黄土地赋予他的所有能量，一丝也不带走。这时候，热泪忽然涌上来，令我视线模糊。我上前两步，深深地三鞠躬，心里说，赵先生，我佩服你！ 刘晗拿着赵先生写的提纲，开始重新思考他的论文。我对于简牍帛书没有研究，怀疑自己能不能指导得了这篇论文。奇怪的是，刘晗深入道家学说之后，对于“儒道互补”似乎忽然找到了感觉。他说，他将把早期道家与早期儒家结合起来思考；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就是在战国那个迷人的时代诞生的。这时候，我明白了赵先生的深意：只熟悉儒学，而没有领会道家要旨的刘晗，是完成不了“儒道互补”这个课题的。赵先生帮我找到了解决难题的钥匙。刘晗说，他现在的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赵先生提纲的范围；但是赵先生的临终绝笔，他会永远珍藏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