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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昨天被拉到清华开个会，碰到许多老朋友，当然都是我们这个行里的知名学者，借遥贺何炳棣教授九十寿辰之际，讨论我们史学的发展。在座的还有媒体的朋友，和一些研究生，应该可以证明我以下所谈大体上是实录。 上午会议的三个引言人中，李伯重教授以其自身经历讲述经济史研究的国际视野，指出研究对象的变化、史观方法的变化，以及对话、交流的国际化。其中我特别有感觉的是他说的，经济史已不单纯是经济史，已和社会史、技术史等等融合，讲到那些大牌的学者在国际经济史年会上，也不希望只是见到那些用回归分析或建模搞出来的文章。 不过李教授不慎走嘴说到我也是从经济史起家，然后转过来研究社会史，则愧不敢当。因为我从来没研究过经济史，而且走到那里都说自己不敢谈经济史。伯重兄之所以有此印象，大概是因为这些年我和他的华南的师弟们走的较近的缘故，沾了后者的大光，这里只好敬谢不敏。 李零教授也是我素来仰慕的学者，他的发言谈到前不久法国远东学院在北大进行的几次讲座，讨论政教关系，似乎是从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的比较切入的。他指出中国的宗教存在于祭祀与礼仪，认为认识中国的宗教问题特别要理解汉代，我都心有戚戚焉。 他也提到我比较关注这个问题。这虽不错，但是我也不敢谈宗教。最近有个学生开题，他就被这些概念搞昏了头，用了“民间道教信仰”这个概念，把我们的研究都放到这个概念下去讨论。我觉得在中国古代，“祀”这个字就很能说明所谓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它既是政治，也是宗教，否则也不会被人视为国家的两件大事之一。所以我觉得就用这个概念去讨论就好。它的含盖面也比较大，也比较中性，礼仪还是相对上层的或精致化的概念，宋以后才慢慢被士绅搞到下面来了。 秦晖教授再提“民变”问题，对以前“五朵金花”中最亮丽的一朵现在黯然失色表示不满。他有句话我也认为是至理名言：要特别注意研究大规模民变的内在机制。我深以为然。这不仅是因为我的老师是以研究这个问题而著称的，而且是由于我自己及其年轻一代学人的研究经历所致。 但他顺带提到——其实他已多次在文章中讲过，说现在的许多学者，把地方性认同看作是不言自明的前提，把社会看成是温情脉脉的和谐社会，而看不到冲突，很像一些学者批评社会史研究将社会看作长期不变的社会、看不到变化一样，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形，那绝不是我们这些社会史研究者的实录。问题在于，我们并不会像以往研究大规模民变的人们那样，把他们当作大人物改朝换代的工具，而真是力图像秦晖兄主张的那样，去发掘其内在机制，而且认为，这个内在机制应该在一个区域内部去发掘。 三位都是大家，提出的问题正好分别涉及经济、政治与文化，需要认真反思。 二 引言人发言之后的发言多谈到这些年来自己研究的心得，如许檀教授谈及自己的商业史研究，王跃生教授谈及自己的人口史研究，都涉及如何利用田野资料及其价值。郭润涛教授是李伯重教授师兄弟中我认识的最早的一个，于是朋友之间便可以多些调侃。他提到被我们这些人“奉若神明”的科大卫教授在访问北大时说过一句话，即看到北大图书馆后，他说：假如我们有北大这样的图书馆，也就不用去跑田野了。 科教授的话当然是恭维，不过也是实话。我也非常羡慕北大图书馆，不过即使有北大图书馆或国家图书馆在身边，科教授恐怕也还是会去跑田野的。读读他的新书《皇帝与祖先》，大概就可以知道。 接下来润涛兄便调侃我说，我是宁跑田野也不要图书馆的。这可成了“想象的异邦”了。我，或我们，不但把图书馆放在首位，甚至把田野也是当作图书馆的。因为我们知道，要想了解和理解制度史，甚至是官制史，跑到田野里是会有很大帮助的。秦晖兄提到高王凌兄的新作，被人调侃为“佃户欺负地主的历史”，我也曾就此写过书评，说这正是王凌兄从书斋走进田野之后得到的新看法。 润涛兄对此称为我“没头苍蝇似的乱跑”，我绝不以为忤，反以为他说的是事实。首先，我并没能像我的朋友们那样有自己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区域，所以对问题的认识并不系统深入；其次，我也不以为哪一个地方一定具有代表性，或者哪个地方可以视为“有历史”的地方去着重研究，而哪些地方则像欧洲殖民史观面前的非洲或“东方”那样“无历史”而不去研究。相反，“没头苍蝇似的乱跑”，使我对以往学过和教过的通史产生了许多反思，至少是长了很多见识，搜集资料都是其次又其次的。 下午的两位老朋友引言人的发言也提到了我，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我已经不再是我，而是某种什么现象的一个在现场的表征。 王学典教授谈到他自己的一个新见，其实在《历史研究》最近一期的笔谈中也已谈及。他认为民国学术有两个外来的源头：一是欧洲汉学，二是美国的新史学。前者为陈寅恪先生说成是世界学术的潮流，无论“二陈”还是傅斯年都是力主者，学典兄对此不以为然；后者讲究社会科学的介入，就是梁启超新史学的滥觞。他说这一脉的唯物史观派和美国新史学派的合流，就是我们的社会经济史。他自己认为，这才是世界学术的潮流。 对此概括，我也颇为佩服。但这里实际上问题在于：我们要的是社会科学化的史学，还是人文学的史学？如果说20世纪前半叶社会科学化史学是异军突起，但到下半叶便悄然变化。即使社会经济史领域也在发生这样的变化，伯重兄上午的发言也是证据。年鉴派从布罗代尔到勒高夫的变化，也是其变化的体现，更不用说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了。 王利华教授介绍了他的环境史研究。他表扬我说，他所见的一篇很好的环境史文章是我写的关于山西水利的习作。这也真的让我汗颜。其实，虽然水利的问题确实关乎生态环境，但我那篇文章却恰恰不是环境史的取向。因为我所希望证明的，是那个分水的问题并非完全因为人们常说的人口-资源关系恶化的结果，而是与水权制度有关。我之所以涉及这个问题，并不在于指出人-地关系的变化，即环境史的主题，而在于如何理解特定区域内人们的生活状态及其应对方式。 承蒙组织者的抬爱，我也被列为引言人之一。我只是举了一个我的学生研究的例子，那是以明末清初的湖南宁乡为例的。的确，我们跑到那里去看了，但研究所用的材料百分之九十取自图书馆，但这些材料也的确由于我们跑了这个地方而变得鲜活起来。我们关注的是崇祯十六年张献忠所部进入宁乡一直到三藩之乱波及宁乡的事件，无论大规模民变还是王朝易代这个传统史学的课题便都成为我们的讨论中心。我们看到的是在这天崩地解的时代，地方大族如何为了保住自己的田产，而将土地作为寺庙的香火田，又如何捐建寺庙，作为香火庙而成为这些地产的宿主，到平定下来之后，这些香火庙又如何转化为祠堂，从而巩固这些田产。于是我们看到宁乡宗族的建构过程，康乾以后，这里的宗族及其历史表述——族谱才大量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知道，大规模动乱和王朝更迭给地方带来了怎样的不安定感，而宗族和寺庙又如何作为地方因应这场变动的重要工具。 当然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知道通过它们是否可以消除一些对我们所做工作的误解。还有其它一些误解，甚至是想当然的批评，这里也无法细陈。以上例子也不足以回应所有质疑。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非常感谢老朋友们的善意，不仅因为他们给了我略做解释的借口，更重要的是让我时刻反思我们所做工作的缺失。 最后还是要说，关于我们所做工作的一些讨论，请青年朋友直接从我、特别是我的朋友们的作品中去体会品评，而现有的许多针对我或我们这伙人的议论，大多说的不是我们，而只是那个西班牙骑士面对的风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