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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交替，斗转星移，不知不觉，我已由五十年前进入历史研究所的年轻小伙子，变成为须眉皆白的古稀老人。时光真快，变化太大，该说的事也很多，左思右想，还是讲讲杨向奎先生的施政及其产生的重大影响与效果吧。 一、空前创举 影响深远 杨向奎先生在担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和清史研究室主任期间，采取了好些重大措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搜集、编辑－史馆乾隆朝刑科题本、曲阜孔府档案和创办《清史论丛》的三大措施，都是国内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未曾做过的空前创举，现分别略述如下。 第一，搜集、编辑“乾隆朝刑科题本租佃关系史科”。杨向奎先生十分重视档案资料。1963年，根据刘永成同志的建议，杨向奎先生决定派人到档案馆搜集资料。 经过联系，历史所与档案馆合作，于馆藏内阁乾隆朝刑科题本的命案之土地债务类档案中，挑选、搜集农村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史料，以供研究和出版之用。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李侃先生大力支持，承诺出版。杨向奎先生派出本室刘永成、曹贵林、韩恒煜、许曾重、周远廉和来室进修的华中师院历史系的吴量恺，档案馆派出朱金甫、宋秀之、傅克东、胡明诚、张德泽、组成编辑组，以刘永成为组长。选材阶段，在档案馆实习的人民大学档案系六五届毕业同学三十多人，也参加了挑选档案的工作。从1963年秋到1965年，编辑组查阅了乾隆朝刑科题本的命案之土地债务类全部档案，共5.8万余件，从中挑选了3870余件，抄录，标点，分类，拟标题。这批档案内容非常丰富，对研究土地占有关系、租佃关系、佃农抗租斗争、雇佣关系、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等等重要问题，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 第二，抄录孔府档案，撰写《孔府研究》。杨向奎先生非常重视孔府档案。早在1961年，他就到曲阜，对孔府档案进行了几个月研究，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研究贵族地主的小结。1963年7月，杨向奎先生决定与曲阜师院合作，大规模地整理、搜集孔府档案，亲自带领何龄修、郭松义、刘重日、胡一雅、钟遵先、张兆麟、前往曲阜，曲阜师院也派师生参加，紧张地工作了半年，抄录了4353件档案，标点，分类，拟标题。1964年，何龄修等六位同志在研究档案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文献，写出了《孔府研究》初稿。 第三，创办《清史论丛》。1978年秋，成立清史研究室，杨向奎先生准备创办《清史论丛》，召集本室王戎笙、何龄修、郭松义、韩恒煜、许曾重、李新达、赫治清、张捷夫、冯佐哲、樊克政、林永匡、李格、吴伯娅、周远廉等人开会，讨论办刊物之事、这时，“文革”刚过，研究工作还未完全恢复，所的科研经费不多，全院乃至全国还没有一个仅仅只是处一级的十来人的小小研究室能办年刊，当时史学界也不过只有《历史研究》、《历史学习》等三两个刊物，《清史论丛》能办成吗？稿源何来？谁来编辑？有谁愿意承担出版？尤其是出版，更是难上加难。与会者各抒已见，同意者、犹豫者、反对者皆有。我坚决赞成此举。最后，杨向奎先生决定一定要办，派周远廉去同中华书局联系。中华书局李侃先生鼎力支持，议定每年出一辑。杨向奎先生确定，他亲任主编，王戎笙任副主编，何龄修、周远廉、郭松义，张捷夫为缉辑，立即开展征稿、选稿、审稿、编辑工作。中华书局抓紧编排付印。1979年8月第一辑《清史论丛》出版了，成为国内惟一的研究清史的学术刊物，也开创了由处一级的系、所、办刊的先例。此后，《清史论丛》第二、三、四、五、六、七辑连续出版。 另外，杨向奎先生认为，研究清史，须有人懂得满文，遂于1964年春派周远廉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办的满文班学习满文。第二年，听说辽宁省档案馆藏的“信牌档”，是明代辽东都司的档案，又派周远廉去挑选抄录了一大批明代辽东都司的材料。 一个在1963年刚刚成立的只有十来人的小小明清史研究室，竟然能倾室而出，兵分两路，与档案馆、曲阜师院合作，组成上百人的工作小组，大规模地整理、挑选、抄录六七万件刑科题本、孔府档案，这在全国来说，是空前未有的创举，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很多研究所、系、室都花大力气，调派人员，搜集档案资料。1978年成立的清史研究室办的《清史论丛》，也成为以后各系、所、室、院办刊的榜样，数以百计的学术刊物油然而生。杨向奎先生的上述三大创举，可以说是影响深远了。 二、多年奋斗 跃居中心 杨向奎先生大力进行搜集，抄录、研究刑科题本、孔府档案的创举，对清史室的顺利发展，对清史室成员的迅速成长，对本室著录的相继问世，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初期的清史室，只有十来人，基本上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除个别人员已经有了独立工作能力，可以撰文发表以外，大多数人还处在学习和初步研究阶段，如何治学，不太清楚。杨向奎先生主持的刑科题本、孔府档案的整理、抄录，搜集材料，然后在此基础上，研究孔府贵族地主和清代租佃关系、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等等问题，给清史室的年轻人指明了治学的正确方向。这就是必须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求实求真，才能得出正确的科学的论点，这样的论点往往是创见新见。清史室大多数人员正是在这样正确的朴实的学风影响之下，迅速成长的。杨向奎先生创办的《清史论丛》，也给清史室的人员提供了著文和发表的极好条件。这在《清史论丛》第一、二、三辑的目录上，反映得十分清楚。第一辑共载文十一篇，其中有清史室韩恒煜的《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极其性质》，刘永成的《清代前期佃农抗租斗争的新发展》，郭松义的《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周远廉的《关于16世纪40……80年代初建州女真和早期满族的社会性质问题》。还有杨向奎先生的《清代今文经学》。第二辑共载文18篇，其中清史室人员有8篇，即刘永成的《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韩恒煜的《略论清代前期的佃仆制》，郭松义的《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冯佐哲的《嘉庆年间五省白莲教大起义》，许曾重的《刘之协在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中作用的考察》，张捷夫的《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周远廉的《后金八和硕贝勒 “共治国政”论》，李格的《关于多尔衮拥立福临问题的考察》。第三辑载文17篇，其中清史室人员有9篇，即郭松义的《论“摊丁入地”》，林永匡的《清代的茶马贸易》，李格的《多尔衮与清朝统治的建立》；吴伯娅的《试论清初逃人法的社会影响》，周远廉的《关于八簱制度的几个问题》，李新达的《入关前的八旗兵数问题》，许曾重的《试论评价王聪儿的几个问题》，张捷夫的《清代土司制度》，何龄修的《关于柳敬亭的生平及其他》。 1979年春我在全国第一次民族学大会上，介绍了在杨向奎先生的领导与培养下，我们这批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虽然还只是助研和实习员的职称，但已经开始成材，在各自研究的范围内已经成为骨干，而且还在迅速成长。十来年（1979……1991年）的实践证明，我的这番话，没有错，我们清史室的大多数小助研、小实习员纷纷著书立说，论著甚丰，成为确有真才实学的专家，王戎笙、何龄修、郭松义、刘永成、陈祖武、李新达、赫治清、冯佐哲、张捷夫、樊克政、林永匡、周远廉等人相继评上了正研究员。 与人才成长相应的是，清史室迅速发展，影响急剧扩大。清史室的研究人员增至24人，出了大批论文和专著，办了《清史论丛》、《清史资料》和《清史研究通讯》（此刊与人大清史所合办），是各届清史年会的主要筹办单位之一，1983年起清史室又担负了编写大清史的组织工作，并于 1991年出版了《清代全史》。此书共十卷，三百多万字，除全书的项目主持人是王戎笙外，其中三卷的分卷主编是清史室的王戎笙、郭松义，各章节的执笔人主要是本室人员。与此同时，还出版了《清代人物传稿》若干卷。 我认为，自1979到1991年的十来年里，从论著的数量和质量，从学者的人数、学风和水平，从办的刊物及其影响，从在清史界的活动与产生的作用看，我们清史室已经成为当时国内研究清史的中心。这不是我一时心血来潮的随便说说，清史界的不少学者就是这样看的。某大学的一位知名清史专家曾对我说道：历史所清史室是全国研究清史的中心，你们办事，我们赞成，我们支持，别的单位，我不服。 三、拙著十部 小有成就 我从1955年来所以后，一直忙于看书，抄卡片，收集资料，直到1978年，二十四年里，没有单独发表过一篇文章，实实在在是一个水平低下、智商不高的无名小卒和平庸之人。但是，从1979年开始，论文不断发表，学术专著接连问世，到2003年，共出版拙著十部，即：1981年的《清朝开国史研究》; 1986年的《清朝兴起史》、《清代租佃制研究》（周远廉、谢肇华著）、《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周远廉、赵世瑜著）、《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杨学琛、周远廉著）；1990年《乾隆皇帝大传》（本书于199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图书畅销书”）；1993年的《顺治帝》；1996年的八卷本《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我任总主编，并写了第八卷“清”的三分之二，此书于1998年被评为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之第十七、十八两册“清”（周远廉、孙文良任分卷主编，我又写了二十五万字）；2003年的《清朝通史》之八、第九两册乾隆朝（第九册是周远廉、杨学琛合著）。 为什么1979年以后我能出版这么多书？是我突然梦中蒙受文曲星指点，从而脱胎换骨、心灵思巧，化愚为智，文如泉涌，文炳雕龙？不是。归根结底，这与杨向奎先生主持整理刑科题本等创举反映出来的朴实学风之影响，是分不开的。我一直就喜欢大量查阅文献。王毓铨先生曾以身为例，教导我们说；他研究明史，从读《明史》开始，系统阅读《明实录》，作卡片，看《皇明经世文编》。以实录为主、辅以文编，再看其他文献。此话给予我深刻印象，所以，我在1960至1962年把《明实录》读了一遍，抄录了几盒子的卡片资料。现在杨向奎先生通过整理档案所表现出来的大量搜集、占有资料，深入分析，进行论述的朴实学风，给我指明了治学之道，从此我就更加努力搜集资料，沿道这条道路走下去。杨向奎先生又让我去学满文，抄录《信牌档》的资料，也对我的著书立说，起很大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