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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与“认罪” 1966年的春天，燕园就不很平静了。这种不宁静的氛围，除了北大“四清”运动留下的一些后遗症引发出的一些人事纠纷之外，最为直接的原因便是由讨论《海瑞罢官》和有关“清官”问题的争论。特别是3月25日戚本禹发表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以后，一股愈来愈浓烈的火药气味就在燕园里蔓延开来了。此时，北大校园里响着揭发、批判翦伯赞的“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史学观点”的杀伐声，而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点名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文章之后，北大校园里所引起的反响和震荡就更大了。 5月14日，以康生的妻子曹轶欧为组长的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7人来北大“调查”。5月中旬，曹轶欧调查组在住地友谊宾馆与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见面，谈有关“文化大革命”问题。5月25日，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7人签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这张大字报引起了全校的激烈争论和思想混乱。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出后，全校震惊。从此，文化大革命在北大、北京、全国大规模展开。 此后，北大成为“文革”中两派政治势力激烈斗争的中心地带，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不断来到这里，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亲自在这里发号施令，指挥作战。 7月27日，聂元梓按照江青的授意，向全校提出“民主选举校文革筹委会”的倡议，次日，“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聂元梓主持开会，聂元梓任主任委员。 8月17日，毛泽东题写“新北大”三字。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大师生代表。 8月19日，聂元梓召集发起成立北大“红卫兵”组织大会，建立了校红卫兵联络站。 8月30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9月11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校文革常委和正副主任，聂元梓为主任。 聂元梓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红卫兵在校内外进行了大量的“横扫四旧”，抄家没收家产、文物、书籍等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校内被抄家的有536户，教授53％、中层干部80％以上均被抄家，外籍教师也有被抄家的。 “文革”开始后，魏建功就理所当然地被列为“黑帮”、“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无休止地进行批斗，让他“交代”和“认罪”。 1966年10月28日，校“文革”办公室发出“加强对黑帮管理”的通知，将被他们划定的“黑帮分子”先后集中到朝阳区南磨房、昌平县太平庄统一监督劳动。 在北大，魏建功自然算不上被重点批斗、应该“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的人物，况且，他平日很是受到师生们的尊敬，大家对他没有什么恶感，且平素又有“跟党走”的绰号，可见他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充其量不过是个“反动学术权威”。因而，在运动初期，他只是“靠边站”，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揪了出来，被集中起来学习、交代问题，而他逐渐引起红卫兵们注意，开始无休止地交代、认罪，那是由于一些历史旧案。有人发现：魏建功原来是被鲁迅骂过的人，这自然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自然要让他交代是怎样的反鲁迅的？以后，又有人知道，他曾同陈独秀有过许多交往，抗战期间他帮助陈独秀整理、抄录过《小学识字教本》等著述，那么，他与陈独秀究竟是什么关系？于是，魏建功自然就成了一个交代问题的重点人物了。 最引起人们怀疑、一定要他交代清楚的是他的“反对鲁迅”的问题。 一些人在《鲁迅全集》的《集外集拾遗》中看到了鲁迅的那篇《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和[备考]中的魏建功的《不敢盲从！》等几篇文字，便断定魏建功是反对鲁迅的，是鲁迅的论敌，这犹如发现了新大陆，这一发现甚至被某些人当作一次“大胜利”。于是，这便有了批斗魏建功的“内容”。 魏建功与陈独秀的关系，是被一些人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的。因为在解放后所见到的中共党史书籍中，陈独秀是作为“托陈取消派”的头子而被否定的人物，而“文革”开始以后，一提起建党的事，似乎就只有毛泽东，以及晚了许多年才出现的林彪，即使是被北洋军阀杀害的李大钊烈士也很少提及，陈独秀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红卫兵让魏建功交代与陈独秀的关系，他们是企图挖出他与托派的关系，而实际上，魏建功与陈独秀完全是师生之间讨论学术问题的关系，根本没有发现任何一点政治上的问题。而那几年中，陈独秀也只是闭门著述，不再过问政治。这样，造反派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对魏建功的怀疑，也就自生自灭了。 开始，魏建功还只是每天到“学习班”交代问题，晚上回家去住，到了1968年7月，他就被集中到“监改大院”住宿，接受“劳动改造”，每月只发40元生活费，直到12月才解脱劳动，回到自己家中居住，此时，已算是“解放”了，工资也照常发了。 这期间，魏建功的主要事情就是一遍又一遍地交代问题，按照专案组提出的要求，一遍又一遍地写交代材料。或者，接待外来的外调人员，接受人家的询问，写“交代材料”，客气一些的，便让他写“证明材料”。这些事，便成了他每天的主课。魏建功是个很认真的人，每写一份材料，他都是搜索枯肠地回忆往事，那些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旧事，有的记得真切，有的已经遗忘了。但他总是要认真地去写、去想，尽量做到不遗漏了什么。每写一份，他又总是用复写纸复写一份，把原稿交上去，复写的一份自己留起来，以备查阅。天长日久，他竟写了厚厚的几大摞。而这些完整或不完整、长的或短的材料，他一份也没有丢掉，统统留了下来。当然他当时没有想到，他写的这些“交代材料”、“证明材料”，其实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些珍贵资料。 修订《新华字典》 魏建功被解脱走出“监改大院”后，很快就参加了工作，此时，他已届古稀之年了。 他参加的是修订《新华字典》的工作。 “文革”开始后，正常的出版工作遭遇到了严重的冲击，就连《新华字典》这样一本普及性的小字典也无法出了。 到了197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国务院科教组组织一个班子修订《新华字典》，“以应中小学生和工农兵的急需”。这一年的9月，科教组便以北京大学的中文、历史、哲学、经济、图书馆各系为主力，吸收中国科学院、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教师参加，组成了一个50多人的《新华字典》修订小组。北大参加这项工作的教师有魏建功、游国恩、袁家骅、岑麒祥、周祖谟、周一良、阴法鲁、曹先擢、陆俭明、孙锡信、安平秋等多人。上级指定由北大的魏建功、安平秋、曹先擢，商务印书馆的阮敬英，北京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曹乃木和工、军宣传队各一人，组成了七人领导小组，由曹先擢任组长。王力也提供了一些材料。 魏建功是《新华字典》的始作俑者，他当然也就更为认真负责地参与这项工作。 1971年6月，《新华字典》（修订版重排本）出版发行，魏建功等人又转入修订《汉语成语小辞典》的工作。 1972年5月29日和5月30日，魏建功还就词典编纂问题两次写信给他的学生曹先擢，第一封信长达数千言，详尽地谈了他对编纂词典的12条意见。这充分表现出他对编纂词典的热忱和真知灼见。他在5月31日付邮时又在信函上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廿九日晚带了词表和两封信去中关园找您，天黑了，门牌号数不知道，就在沟西的东南地区兜了一个圈子又回来了。今天想，先请邮务员送给您，把词表抽下。 专业里工作并不重而有时间性，所以挤掉和您交换意见的工夫。现在学习任务又来了，最近个把星期不能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十号以后欢迎您来我处恳谈一次！ 1972．5．31付邮 建功 一个7l岁的老人，在朦胧夜色中奔波寻觅的身影跃然纸上。对工作、对事业，他是多么热忱和认真！ 受命充当“梁效”顾问 “文革”期间，北京大学的政治斗争经过多次较量，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政治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聂元梓被揪出，一批老干部、老教授被解放，开始担任一些行政职务。周培源成为革委会副主任，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北大开始抓教学活动，一些系科恢复招生（工农兵学员），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也开始招生。 根据1973年3月北大革委会人事组的统计，老教师担任系革委会领导职务的有：周一良任历史系革委会主任，魏建功任中文系革委会副主任，陈岱孙任经济系革委会副主任，段学复任数学系革委会主任，褚圣麟任物理系革委会副主任，等等。他们虽然没有掌握实权，但已表明他们是已经被“解放”、可以出来工作的、可以被“结合”进去的人物了。虽然如此，但对于一直过着“交代”与“认罪”生活的魏建功来说，心中实有些感激不尽了。 1972年，魏建功被北大派遣参加中央委托北京市委召开的批判林彪罪证座谈会，1973年6月，他又被派参加中央委托北京市委召开的第二次批判林彪罪证座谈会。 1973年12月18日，迟群从北大、清华抽调18人，成立了“大批判组”。迟群布置他们提前围绕《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写一批文章，准备在《材料》之一公布时，配合发表。1974年1月13日，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工字厅召开清华、北大两校批林批孔小组、大批判组及动态组三个组的全体成员会议，会上宣布：毛主席已同意批准两校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将发行全国。会上提出了继续编写材料之二、之三、之四的任务，并决定三个组统一领导，由北大党委常委李家宽为总负责人。1月26日，北大、清华两校党委常委联席会议决定，将两校批林批孔研究小组改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并扩大队伍；两校大批判组的活动地点在北大朗润园北招待所。大批判组实际由迟群控制、领导。大批判组的财政开支，由北京市财政单列。两校大批判组在报上发表文章时署名“梁效”。 魏建功被调去两校大批判组任顾问，分工查找孔孟原话并作注释。同时调去的还有冯友兰、周一良、林庚等。他们的工作就是为《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之二做注释。1974年5月，“材料”编成后，又接着做“法家著作”注释稿，整理《三字经》故事，编《幼学琼林》出版说明，圈选《古文观止》等零碎的工作。 关于魏建功等几位老教授在两校大批判组时的工作情况，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一书中是这样写的： 梁效设支部书记一人，由迟群、谢静宜手下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担任；副书记二人，北大清华各出一名。三十几名成员中，两校之外，还有少数人民大学的教师。成员除老教授晚间回家外，都集中食宿，每天三段时间都须到班。梁效纪律森严，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内容。集中驻地在北大朗润园的北招待所，门禁森严，给外人以神秘莫测之感。梁效主要任务是写作，由中青年同志担任，为“四人帮”制造反动舆论。写作意图由迟、谢两人下达，或由《红旗》、《人民日报》等报刊的编辑口头传达，有时甚至写书面提纲交给各写作小组。几个写作组之外，还有个研究组，后改名为注释组，几名老教授在内。江青听毛主席谈话，遇到她不知的人物或不懂的典故，立即通过迟、谢两人命令这个组查阅报告，起了顾问咨询的作用。梁效还要求老教授对于写作组的文章在文献典故方面发挥所谓“把关”的作用。记得在1976年批邓公开化之前，支部书记布置写了一篇《再论孔丘其人》，矛头所指已极为明显。支部书记意犹未足，最后又加问一句：“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呢？”我立即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矮小。这是记忆中在梁效所起的惟一一次“把关”作用……注释组的任务是对指定的诗词或文章简明注解或译成白话，据说是供护士读给毛主席听时之用。注释组成员认为这项任务直接为毛主席服务，都兢兢业业，尽心竭力去从事这个工作。 …… 江青曾几次来驻地与梁效成员见面，她去天津、小靳庄和山西大寨，也令梁效成员以外的某些教授随行。江青谈话浅薄无知，而喜欢自吹自擂，炫耀卖弄。她给我的印象并不佳，但她口口声声主席如何，因而给人感觉她是主席的代言人……梁效后期注释工作，有时任务急如星火，又须大家讨论定稿，每每深夜才能回家。我常常一边蹬自行车一边想，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 …… ……记述孔子生活的，主要为《论语·乡党》一篇。因此，江青命令把《乡党》篇译成白话，供广大群众批判。这个任务当然落实到注释组。篇中讲到孔子在朝廷上的姿态，有一句“趋进，翼如也”，描写他向前急走的神情。几个人反复推敲捉摸，想不出恰当译法。魏建功老教授灵机一动，说“翼如也”指的是孔丘张开两臂，形如鸟之双翼。但直译“如鸟张翅”不太雅驯，不如说“端着两个胳臂向前急走”，更为传神。魏老说着站了起来，端起双臂，躬身向前快走了几步。大家连忙一致赞成他的说法，就这样定了稿…… 周一良写的这些情况，魏建功也是同样经历过的，而且文中还提到了魏建功在注释组时的一件事，更可看出魏建功那时的思想和工作状况。 但是，“四人帮”倒台之后，“梁效”成员成了现行反革命，魏建功等这几位参加注释工作的老教授也便成了审查的对象。在回忆了魏建功在译“翼如也”时“灵机一动”之事后，周一良写道： 谁知“四人帮”倒台后，大量批判“梁效”影射史学的文章中，有人提出“端着两个胳臂”是影射周总理，对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因为总理右臂受过伤，总是弯曲像端着（据说是在延安时，江青骑的马惊了，把总理从马上撞下受伤）。虽然总理只是端着右边一只胳臂，但批判文章对“梁效”欲加之罪，自然也就顾不得那些了。魏老当然多次被审讯，异常紧张。注释组的每个成员也都被提问，大家一致承认这句译文出自魏老，但都表示，他决无借此攻击总理之意。退一万步说，总理也不是端着“两个胳臂”呀！ 政治审查自冬徂春，又经历了第二个冬春，迟迟未宣告结束，更谈不到处理结论。人们猜想此案大约经过多人，都感到棘手，在“四人帮”定案之前，无人敢负责宣布结束审查。北大党委对每个成员都很了解，也无能为力…… “梁效”接受的最大规模的批斗会，是在首都体育馆批判斗争迟群、谢静宜大会上陪斗……大会为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一位来注释组不久的中国文学老教授成为从宽发落的典型，而一位写文章的主要笔杆子则从严发落，未经法庭审判，关进监狱达一年之久。“梁效”的审查到1978年秋间结束，又过了几年，我被告知不给任何党政处分，也不入档案。 然而，为了这件事，年已七十五六岁高龄的魏建功又是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经历了多少惊吓与悒郁！ （摘自《一代宗师魏建功》，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2月版，定价：29.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