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长明灯——追思林志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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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不愿意知道的事终于发生了，东育向我传递了林志纯先生仙逝的噩耗，如晴天霹雳，怎能使我不心摧而独悲？先生晚年蛰居故乡福州，在他们二老于2005年9月30日离开长春前，我去林府向林老送别时，就预感到这次老师远行，可能将是终生诀别，因为当时林老师已是95岁的老人了，按自然规律已走到人生尽头，看到他们二老相伴相随离开我的视线远远消失时，我默默地祝福他们二老能跨过百岁大关，届时我们将去庆贺，遗憾的是林先生没有跨过这个门槛，先生现在驾鹤西归，留给学生们的是不尽的思念。
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为学术的一生，为学生的一生。在他心中惟没有他自己。他不为名、不为利，可以说已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不主张刊物搞什么级别，但不影响他论著的学术地位。他更不知道什么叫工作量和课时费，甚至闹出拒收课时费的笑话。他为了催生世界古典学在中国的发育，不辞辛苦，以70岁高龄奔走于长春与北京之间，与周谷老、于廑老磋商，联名向教育部呼吁，在东北师大建立中国世界古代文明史学科，创建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和研究班，建立了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的一条龙培养体系，而且积极向教育部争取名额，选派学生出国留学，这批学生已成长为当今中国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的新生代。林老为后辈们铺路，呕心沥血，为我校、尤其为历史学科的学术地位增光，功莫大焉！
我虽然与林老师的研究方向不尽相同，但林老师学贯中西，他是从中国学出身的，对中国古典文献娴熟。他对我的指导切中要害。比如他叫我一定要关注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搞先秦史不能走仅仅依靠传统文献的老路，我正是按他指点的路子去努力的。我始终认为林先生是我最可敬的老师之一。
我知道日知先生的大名，大概在1957年入大学前读到人民日报刊登的日知先生与郭老关于古史分期问题争鸣的宏文。入学后，同学们都为能录取到东北师大历史系为荣。因为这里有像日知先生那样的一批有造诣的学者。恰巧刚入学不久，系里安排林老师向我们年级作学术报告，具体内容虽然记不清了，但是林老师在黑板上用清秀的粉笔字写着《中庸》的一段名句：“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给我们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后我也是按照这条格言来要求自己并去要求学生的。因此，当我的拙著《古史拾零》即将付梓前夕，我于2005年8月8日去林府向林先生请求为拙著题词时，我就选用了《中庸》这句话。林师母热情地允诺下来，并告诉我等林老师精神好时，请他操笔。果然20天后，林师母来电话通知我题词已写好，我立即前去林府接受这份墨宝。看到这工正清秀的楷书，我兴奋不已，受之若愧，它将成为我鞭策自己的动力。这件题词墨宝已印在拙著的扉页上，为拙著大加增色。
我与林老师近距离的接触是在1973年年末，那时正值“文革”中后期，全国各地发现了一批出土文物，如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汉墓等遗址。系里得知北京故宫将举办文革期间出土文物展和历博恢复通史陈列展的消息，系里派我照顾林老师出去看看。另外，我系历史文物陈列室展览想增加一些新内容，顺便要我们看看能否向文博单位征集一些文物。我们带着这个任务启程了。林老当时63岁，我36岁。系里让我负责照顾林先生，但是林老精神矍铄，不像花甲之年。他迈步矫健，根本不需要照顾，尤其是当时经过几年文革禁锢，赶上这次旅行，我们特别兴奋，他像年轻人一样风尘仆仆，挤火车，拥上公交车，住简陋招待所，吃着粗茶淡饭，过着平民生活。我们以能亲眼目睹文物精品为快乐。这次考察历经40天，从1973年12月14日出发，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途经北京、西安、洛阳、郑州、南京、武汉、长沙，一直到1974年1月21日除夕夜归家。近40天在外奔波，林先生不知疲劳，我与他朝夕相处，走到各地博物馆，人们都知道日知先生大名，所以热情接待我们，让我们看到库藏的许多珍宝，使我大饱眼福，学到许多考古文物知识。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地考察期间，林先生带我拜访享誉国内外的学术大师，他们都是林先生的朋友。如在北京，探访甲骨学家胡厚宣，他向我们介绍《甲骨文合集》的编辑情况。去中华书局拜访了正在做廿四史标点工作的张政烺、唐长儒等大师。还去南池子大街翁府专访著名的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他倡议国家应组织力量编写一套中华大百科全书，让我耳目一新。后来去了历博拜访了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还去沙滩后街人民教育出版社院内探访林先生的挚友，著名教育家陈元晖教授。到西北大学拜访了林先生的老师王成组先生。在武大拜访了吴于廑先生等等。这时仍处于“文革”中，大家言谈都比较谨慎，但他们通今博古，学贯中西，当谈到学问时都侃侃而谈，妙语连珠。这是一次林先生为我提供的难得的靠近大师，领略大师风采的天赐机缘。同时在这次活动中，我也亲眼目睹了大师们之间交流学术其乐融融的情景。从而使我领悟到学问之间的相通，他们之间都是学术的知音。林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是与他从来不闭关自守，经常与大师们切磋交流的学术风格密切相连的。
林先生在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领域，孜孜矻矻，磨炼半个多世纪，为学界留下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他的成功之路在哪里？我妄然归纳出三点，不知可否？
一是，林老搞学问，始终抱着一种执著追求，不达目标绝不罢休的坚韧精神。文革风暴刚过去不久，他就在反思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建设问题。他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世界史一直是向前苏联学习，用前苏联编的《世界通史》十卷记为范本，处处以前苏联学者的观点为马首是瞻。于是他大胆地提出，中国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亚述学、埃及学和古典学，要像中国学那样，学习古文字和死文字，从掌握第一手资料做起。于是他建议创办古典文明史所和《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英文），引进西方古典学者来讲学，为我国建立一支世界古代文明史的学术队伍。先生要办成这件事，相当艰难，会遇到经费和资料上的困难，更难于得到上级领导的理解和支持。而林先生奔走呼号，不辞辛苦，据理力争。当时我在学校任副校长，主管文科工作，林先生的呼声是最强音，他的要求几乎成为我工作的重心，有时会成为我最难于解决的棘手问题。但是林老师的执著追求精神深深打动了每个人，逐渐使我从不理解到理解，转而到支持他的一些合理要求。虽然他的要求有时带有理想色彩，但是他的每项要求，没有一件是私事，必然很容易得到每位负责人的理解了。
二是林先生具有超越凡人的刻苦勤奋精神。他日以继夜地在读书、写作，几乎没有一点业余时间。他一生仅出国一次，去布加勒斯特参加国际史学家会议，除出席会议外，就是跑图书馆，任何名胜古迹都来不及参观。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然后凌晨三、四点又起床伏案工作。他没有节假日、休息日，从来是忘我的工作。他有时要求学生不放假，甚至春节期间还给学生上课，我劝林老师节假日是要放的，因为学生还有个家。后来林老师笑了，表示抱歉，同意给学生放假。
林先生学术的旺盛期可以说是“文革”后不久的那个科学的春天。当时他首先考虑编写《世界上古史纲》，这部书一定要打破苏联和西方古史体系，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古代史体系。他首先构思这部著作的指导思想和特点，然后召集他的弟子们分工合作，按林先生的学术思想进行撰写。最后，林老师住在北京人民出版社的工作室近一年之久，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进行修改定稿，终于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完成了洋洋洒洒约60万字上下两册的巨著。书上署名是《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没有留下日知先生的大名。这部书的出版，可以称之为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先生进行中西文明史比较研究，对中国古代文明史提出一些新见，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林先生成功秘诀之三是思想特别活跃。在学术上他从不保守，不迷信权威，始终关注国内外研究动态，站在学术前沿。他熟练地运用中西文明比较研究法，通过他缜密的史料考证，提出一些新见解，向传统观点挑战，在学术界引起思想涟漪。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积极参加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勇于向权威挑战而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佳话。文革后他思想更为活跃，他广泛地展开中西古代文明史对比研究，批判“东方专制主义”说，发表自己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新解，对中国早期文明阶段的原始民主制问题做出了透彻分析。后来还对“封建主义”本义做了全新的诠释等等。总之，林先生在学术上不断追求真理，勇于探索，思想极其活跃。
先生远行，他一生太累了，太需要安息了。但林先生是一盏长明灯，他开辟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者将在这盏长明灯指引下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而且会做得更加辉煌！
（作者为原副校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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