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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以后，我才真正开始了学术研究工作。1998以前，我研究的重点仍是古希腊罗马史。我做这方面研究时，得到了许多前辈和同行的支持。东北师范大学的林志纯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1979年，我与林先生合作撰写了《怎样理解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发表在《世界历史》杂志上。这篇文章，林先生写了初稿，要我再作加工。我加进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林先生非常赞同。我知道，这是林先生对我的厚爱，意在鼓励我多写文章，多投稿。回顾这段时间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我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我力图从世界古代史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来阐述原始社会瓦解和文明社会早期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各民族各地区在历史演进中的多样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我是学古希腊罗马史的，所以更多的是做西方古代史方面的研究，但对中国、印度等国的早期历史，我也是非常重视的。如果说，这段时间发表的论文中还有点值得说出来的东西，我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我认为，奴隶制产生的重要原因，一是社会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劳动者尤其是农业劳动者能够生产剩余产品，从而使奴役他人成为可能。二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的成员与氏族部落外的成员有严格的区别，此两者互为影响。如果不看到后一点，我们就很难解释在原始社会瓦解时，奴隶制为什么会在世界各地普遍地出现。(2)在早期奴隶制国家，公民之间源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比地域关系更为重要。在古希腊罗马，公民权与氏族部落血缘关系的联系，决定了公民权、土地占有权和服兵役三者的合一。(3)与奴隶制问题密切联系的东方专制主义问题。我认为，把旧大陆历史划分为“东方”和“西方”是不科学的。从旧石器时代起世界各地区历史的发展就不平衡，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东方”和“西方”两分法来解释。东方社会不存在特殊的历史发展规律，也没有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在研究政体时，应注意政体与国体的联系。政体的演变是服从国体演变的，而国体的性质取决于社会经济形态中的阶级等级关系。离开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和与之相联系的国体的变化来谈论“东方”和“西方”政体之异同，是没有意义的。近代以来欧美民主政体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生、演变而产生并且不断完善的。近现代西方的民主政体并非源自古代希腊。此外，对古代城邦的结构和历史地位、古代社会“奴隶”与“农奴“的区别、雅典民主制的形成及其特点等问题，我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从1998年至2005年，我的研究工作转到另一方面，即与齐世荣教授共同组织编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巨变》。这个课题是1997年立项的。张椿年先生是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世界历史组组长。他要我任该课题组组长，我只得从命。1998年，我卸任所长后，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部书上。我认为，这个课题是有重要意义的。研究20世纪的人很多，但还未见一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20世纪历史作一个概括性的剖析的著作。如何理解20世纪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历史发展中占有什么地位？对这些问题，史学研究者是有义务也有责任作出回答的。作为课题组组长，我和共同担任全书主编的齐世荣先生认为有两件事要做好。一是，选好写作班子。二是，对课题内容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切实把握课题的中心思想。20世纪历史的问题很多，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如何看待苏联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有的以骂为主，把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有的则过分赞扬。我们认为持这两种看法的人，都不宜进写作班子。对苏联问题，应有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看法。参加撰写这部书的人，都是国内近现代史方面的知名专家，而且对历史问题大体上都能采取比较公允的态度。课题组分为四个小组。第一小组有张椿年、李其庆、吴必康等先生，撰写资本主义部分。第二小组撰写社会主义部分，由中央编译局的同志承担，我的老同学李兴耕负责。第三小组由陆庭恩等先生撰写，内容为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第四小组由齐世荣先生负责，由张宏毅、徐蓝等先生执笔，写二十世纪国际关系的演变。四个小组各有自己的研究内容，但都注意与其他部分内容的联系。课题组的经费，主要用于研讨问题。规模不等的讨论会开了几十次。 我除了负责课题的日常事务外，更重要的工作是撰写书的前言。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困难。我一直关心20世纪的历史，也读了不少书，但从宏观上对这段历史演变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作出论述，确实感到力不从心。怎么办？只能是多学习。首先，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研读马列著作。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20世纪的历史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的研究就是从社会经济入手的。其次，研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虚心向经济学家请教，并且尽可能地多参加与课题内容有关的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讨论会。有的会，就是旁听也努力争取参加。通过学习，我慢慢有了头绪，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以前有关二战之后东方压倒西方、帝国主义四分五裂之类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在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长期并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实力比较强大，但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更为强大。这点，通过对一系列经济数据的分析，是很容易看出的。美国霸权兴起后，资本主义联合起来对付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阵营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苏联曾是最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其经济实力远不如美国，而且还把大量的经费投入到军备竞争之中。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出现了问题，最终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剧烈变动。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悲剧。当然，也有政策方面的问题。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互动的，从经济方面入手来分析政治方面的问题，才能得到较好的解释。关于这部书的中心思想，在书的前言写了，这里就不多说了。这部书我写的字数并不多，主要是前言部分，但花费了很多的心血。整整七年时间，几乎都花在这部书上了。对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做一个新领域的研究工作。作为课题组的负责人，我觉得这样做是应该的。这部书最后得以完成，是课题组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即使前言部分，虽是我写的，也经过了大家反复的讨论。书稿修改了多次。全书各章甚至有的字句，都经过了反复推敲。在充分尊重个人见解的同时，书的内容大体上是比较统一的。这部书获得了比较高的评价，去年交国家社科规划办，免了评审。不久，此书又被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文库》。 《20世纪的历史巨变》一书交稿后，下一步做什么？我想，还是回到我的老本行，做古代史方面的研究。古代史是一个充满火药味的战场，反对奴隶制的人很多。我做了几十年古代史方面的研究，一直坚信奴隶制在古代社会是普遍存在的。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问题要研究。历史理论的提出，要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除了研究古希腊罗马，中国、印度等国的古代史也要深入研究。我现在就在读《尚书》、《诗经》、《左传》等书。能在这方面做一点工作，为马克思的奴隶制理论做一点论证，我就很满足了。 四 问：您从事史学研究工作近50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您能对青年学者谈谈您的治学经验吗？ 廖：我不敢说有什么经验，不过，做了几十年的研究工作，多少还是有点想法。我想，有几点是很重要的。首先，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研究历史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下工夫，不能一知半解。我们应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微观和宏观研究基础之上的。近百年来，随着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的不断发掘，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马克思恩格斯所引用的某些史料可能有些问题，需要订正，甚至他们著作中有个别地方的表述也不是十分严谨，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正确性以及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现在有的人不在研读马恩原著上下功夫，就大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谓新见解。举个例子，有人认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斯巴达的黑劳士是农奴，那就是说古代希腊就有农奴了。这点就成为他们否定奴隶制具有普遍性的重要依据之一。黑劳士一词，从古希腊文译为德文比较麻烦，恩格斯译作农奴，有些问题。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奴隶制是有总体性论述的。恩格斯十分肯定地指出道：“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恩格斯明确地讲到：“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也就是说，群众不仅被剥夺了土地，甚至连他们的人身也被占有。”这种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就作出自己解释的做法是很不严肃的。其次，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要甘于寂寞。历史研究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每一个论点都是经过缜密思考，对大量史料作出分析后得出的。有时候你做了一番艰苦研究，可能还只是发现了问题，而不能加以解决。这已经很不容易了，能发现问题，表明你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比前人更深刻了。现在有的人做研究，不在史料上下功夫，甚至对前人的研究情况都不作深入的了解，从书中引来一两条理论，从文献中找出一些与之有关的材料，就能写成一篇学术论文。这样的文章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再次，知识面要宽广，学术视野要开阔。研究外国史的要熟悉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的也要了解外国史。最后一点，就是重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结合。从宏观上考察历史问题，应有微观研究的基础。但研究历史不能仅局限于微观探讨，还要有宏观的思考，要上升到较高的理论层次。青年史学工作者应注意这两方面，既要具备较强的文献研治能力，能作深入的实证研究，又要有较高的理论思维能力。我在史学界工作了几十年，很高兴地看到，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已经具备或初步具备了这两方面的能力。他们在史学领域辛勤地耕耘，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我一直说，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要靠年轻人，我相信，在中青年学者的努力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在21世纪将会有更大的发展，一定会迎来一个辉煌的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