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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秋冬只给你67次的旋转/你将忠诚与睿智刻在未名湖畔/茫茫烟雾里消逝的是你的躯体/你生命的活力与风范永驻人间——题记 天夺俊才 来不及与父母作别,不能和燕园说再见。匆遽而去,竟成永诀。 2006年6月29日,曾任北大副校长的何芳川永远地走了,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噩耗带给了他生前的众多朋友。 “何大哥走了,耄耋之年的何先生、何师母怎能经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人们的心被抛向空中,又重重落下。 何芳川的父亲何兹全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母亲郭良玉是受学生爱戴的教师。“你大哥……”在后辈朋友们面前,何老夫人说到儿子时总是这样称呼。慢慢地,很多朋友也开始习惯称何芳川为“何大哥”。身为北大副校长时的何芳川,司机师傅们就直呼其为“何大哥”,同龄人则称他“老何”。在大家心中,他亦师亦兄,亦兄亦友,因其真诚平易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与他相处30多年的同事回忆:“何老师生前多次说过,如果世上男人如同兄弟,女人如同姐妹,那该有多好。他对长者,格外关心;对同龄,倾心帮助;对晚辈,呵护提携。” 何芳川去世了,留下了一声声发自肺腑的“身后评”—— “芳川同志为人处事具有优秀传统文人的风采,志趣高洁,才情纵横……与他合作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那个我所遇到的最善良的人走了!那个理解我的人走了!那个总是忘记自己尊贵地位也从不在意别人低下地位的最富有平等精神的人走了!那个总是想到尊重别人的人走了!那个一开口就能让人捧腹大笑的幽默机智的人走了!那个白发童心天真烂漫的可亲可敬的人走了!那个倡导出精品、开大船的学术带头人走了!那个充满北大精神和活力的人走了!” 俊才远去,带走了牵挂。作为独子,他多么想在父母身边尽孝;作为学者,那么多华章等待他挥洒;作为曾经主管文科的副校长,他期待着与大家共同推动北大人文科学这艘“大船”驶向前方。 学为人师 蔷薇牵衣、丁香吐芳的燕园,伴他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17岁入北大读书,先进东语系,后又转入历史系。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狄金森学院和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他授业育人,倾注大量心血;他成绩骄人,为中国知识界增色。 面对他的两百多万字的著述,不由令人想起他同事的评价——“他不敷衍,敞开自己的心胸用心生活与治学。”不敷衍,需要时间与勤奋。其实,时间对他是吝啬的。他是教师、副校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历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他能主宰自己的仅有勤奋了。 东方历史、中外文化交流是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在其论著《崛起的太平洋》中,何芳川写道: “太平洋地区,作为一个走向未来的整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引人注目。我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是环太平洋地区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太平洋地区的未来、太平洋时代的前景,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着极大的意义。同样,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对太平洋地区的未来和太平洋时代的前瞻,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做学问不能仅凭兴趣,更要讲社会责任。正是这样的担当精神,促使他在东方历史的教学与研究中,选定了太平洋地区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1986年以后,他利用赴美访问之机集中阅读有关书籍,回国后开设了“环太平洋地区的历史发展”课程。他的《崛起的太平洋》被学界称为“我国太平洋学研究的一本开拓性著作”,而他却十分谦逊:“这只是地基工程中的小小一铲土。” 时隔15年,当经济全球化，国家与国家间的合作日渐增多的时候,人们想起了他的深邃;而当东方历史的研究渐热后,人们又能感受到他的冷静与睿智。 他的《亚非拉近代史》、《环太平洋地区的历史发展》以其开创性、感染力赢得了好评,多次荣获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和优秀课程奖。1996年,他被北大学生评为“十佳教师”,他视此为“一生中最高奖励”。 担任副校长期间,他依然坚持每学年给学生开一门课,写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洋洋洒洒几万字的《“华夷秩序”论》就是他利用一个春节,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完成的。在学生心中,他亦“经师”,亦“人师”。 从“太平洋”启航,何芳川的研究显示了强劲的张力与驾驭能力:与郑家馨合著的《世界历史·近代亚非拉部分》用新的思维对亚非拉近代历史的独特发展体系进行反思;《非洲通史·古代卷》让人们看到一幅非洲古代既悠久又多彩的历史画卷;《太平洋贸易网500年》纵横捭阖,气势恢弘,带给人们历史的思考与深刻的启发。 他的多篇论文也以其严谨、创新为学界关注。 在《中外文明的交汇》中,他能“把纷乱破碎的历史图像重新整合,有条不紊地显现出历史发展的主线”,诗一般的语言洋溢着他深厚的学术情怀与历史感悟: “2001年夏天,我赴敦煌考察。一次,去玉门关的路上,停车小憩。我离开伙伴,独自远眺。只见一条大道直插天际,两旁大漠孤寂。忽起遐想,念古往今来,多少商旅、使团、僧众,曾伴着骆驼西去东还,或东来西归。他们忍耐着无边的孤寂、酷暑和严寒,求名、求利、求人生的真谛;他们背负着各自的文化、文明,在无言或重译中,文化交流了,文明交汇了,在这条往昔曾生机勃勃的大道上。” 文化担当 “在学术与文化上,北大应成为高原上的平台。”在2005年11月举办的第二届北京论坛召开前夕,作为筹备者,何芳川坚持把这一高标准的办学理念体现在论坛上,主张使北京论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水准学术论坛。 在46个国家500余名学者出席的论坛上,何芳川以《21世纪东亚文化建设与文化自觉》为题发表演讲: “21世纪,中国和东亚各国人民建设和发展自己的国家,其中,文化建设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极为繁巨的任务。这一繁巨的任务,向我们东亚各国人民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一种高水准的文化睿智,或者称做文化自觉。” “我们的文化自觉,明确主张选优汰劣。但要淘汰的应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的负面劣质,而不是淘汰那些目前暂时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要选择的应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而绝不是对着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化顶礼膜拜”…… 如此强烈地呼吁文化自觉,基于他对中华文明的深刻认识。这一认识,给了他作为中国人的无比自豪与凛然气节。 前苏联解体不久,何芳川正在哈佛大学。一次演讲时,一位美国教授问他:“你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根本变化怎么看?你认为中国会怎样?”何芳川教授当即反问:“你是否要说下一个该轮到中国了?” 美国人趾高气扬地说:“我就是这个意思!”“中国绝不会步他们的后尘,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请你沿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何芳川教授坚定自信的声音回响在哈佛的讲坛上。 这个思路是什么呢?他解释说,就是在21世纪,中华文明将重新进入世界文明的主流地位!因为,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五千年的传承,旖旎多姿,灿烂辉煌,世界上哪个民族有这样的骄傲?中华文明所体现的包容性、博大性,能使我们在构建和平、平等、多元的世界新秩序中发挥作用。 学术神圣 2001年4月27日,北大办公楼礼堂“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会”激昂热烈。何芳川代表北大学人向社会郑重承诺:清除赝品,拒绝平庸,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把北大创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何芳川曾这样教诲学生:所谓治学,治的就是学术新意。如果没有学术新意,就不要忙着下笔写什么东西。而所谓新意,是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前进一点、两点。 身为领誓人的何芳川教授无疑要率先垂范。2002年从北大副校长位置退下来,他本想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但他深知,比自己个人研究更重要的叫“使命”,这让他想得更多,做得更多。当年在北京四中读书时,少年何芳川就产生了这样的信念:你要好,还要带动周围一大片好,还要民族好,这才是四中人!几十年过去,这个信念越扎越深。所以,他一方面只争朝夕地加紧课题研究,另一方面,还要当好学术领头雁,组织好集体研究项目。 2004年,中国乃至世界都在纪念一个重要的日子:郑和远航600周年。何教授边筹备纪念活动,边撰写论文。凭借对太平洋多年扎实的研究以及对伊斯兰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的深刻认识,他的《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把人们带进那个动人心魄的年代。 聆听他的演讲,人们好像颠簸在历史的波澜中: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大海上,郑和船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屡通衢者”,以最和平的方式,全方位地传播了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的交汇树立了光辉典范。 具有诗人才情的他早已把这份历史的感怀融入治学理念中。 他说,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船队,都由规模巨大的“宝船”组成,因为只有大船才能经得住大风大浪,才能远渡重洋。600年后,他希冀北大文科也能像当年郑和远航那样,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如今,这艘大船上少了一位优秀的水手,但他却唤起更多的人聚集在这艘文化之舟上,开足马力,劈风斩浪。 光风霁月 “何大哥太君子了。”一声“君子”,道出了他的高洁与高尚。 在蓝旗营他的家里,他的夫人含泪诉说: “这是芳川给我的任务。每次他给兄弟学校作报告或讲课,学校会寄来一些讲课费,他都让我如数退还。他常对我说,支持兄弟学校是他的责任,担任客座教授是他的义务。人家给他讲课费,他说北大给了他工资。当争执不下的时候,他就说,这是家风,对方就不再坚持了。”何夫人从夹子里取出一叠收据,至少有几万元。 在北大历史系古朴的办公楼里,老师们深情地回忆着往事: 何老师睿智聪慧,幽默健谈,积极乐观,追求卓越。40多岁学英语,能和老外对答如流;60多岁学开车,他惬意得像个小伙子; 他生病时还坚持开了一天的会,实在熬不住了,才对身边的同事说:“先撤了,我在发烧”。此刻距离会议结束只有一小会儿; 某集团捐给系里两辆小轿车,其中一辆是捐给他的,他坚决不要,提议卖掉一辆养护另一辆,系里只好照他的意见去做。他因私事用车一定要给系里交费; 从北大副校长的位置退下来后,他及时将工作用的手机交回学校; 不管是谁,有事都愿意找他,连家里漏水这样的事都会和他说。学生在学业、就业上遇到困难,找他倾诉,他的回答让人温暖,不少贫困的学生,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他很会开导人,犹如春风化雨,从不训斥人,在他艺术般的语言中,你会感悟人生,直面人生…… 为何芳川拾取骨灰的一位同事平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生离死别:“面对热热的骨灰,我的热泪止不住地流,轻轻地取出来安放好。这一刻,我真切体会到了生命的尊严。” 何芳川走后,有的同事与他在梦中相遇,梦里梦外,总觉得他没走,就像临时去哪儿了。 在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何兹全、郭良玉夫妇讲述着儿子的点滴: 小时候,我们经常给他讲岳母刺字的故事,讲岳飞的精忠报国,讲文天祥的《正气歌》; 在出差的火车上,他把自己的下铺让给素不相识的母子,自己爬到上铺,近距离的冷风吹得他回来就感冒了;不管他多忙,只要在北京,每周都会来看我们; …… 7月5日,一千多人从四方赶来送别何芳川教授,悼念的花圈大厅里已摆放不下,向外延伸着。厅外悬挂着大幅挽联:中西兼通道德文章传千古,史家风范音容笑貌留人间。他生前喜爱的《天堂》的旋律在大厅里回荡。 望着党旗下他的遗容和遗体旁上千朵白花,目送他生命的大船渐行渐远,想起一位图书馆馆长诗一般的描述:“我心里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倘若如此,天堂里的何芳川教授依然在伏案凝思,读书写作;在撒播文明,传承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