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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称道强汉、盛唐、大明诸朝，对于分裂时期的魏晋南北朝往往忽视。而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这本专著将中国中世纪370余年的复杂历史进行了梳理。由于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现象错综复杂，头绪繁多，历代研究者大多将它和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相提并论，认为无光明可写。而王仲荦一直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笔下的魏晋南北朝是江南经济大开发、民族大融合、大开放的时期。《魏晋南北朝史》，魏晋封建论的思想在书中贯穿始终，该书全面论述了魏晋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对外交往等，特别是以三章之多的篇幅，描绘了该时期文化事业的长足发展，无论在经学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及史地、地理学等，还是在科学技术、绘画、书法、雕塑及音乐、舞蹈、杂技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正是这些辉煌的文化才有了后来唐宋时期更为繁荣灿烂的文化[12]。 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的分裂时期，战争频繁，动乱不断，这也是许多人把这段时间看作中国历史上黑暗时代的原因。然而，王仲荦不这样认为，他指出：在这个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货币近于废弃，这是由于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造成的，但不等于说这个社会就裹足不前了[13]。正是北方长期的战乱造成了大量北方农民的南迁，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江南 ，而江南的地方经济经过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开发，在加上江南土著居民的长期辛勤劳动，江南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到了唐朝时期，江南的经济便由落后变为领先了。 而且，中国和四邻的友好往来是非常频繁的，这样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各自的繁荣。他还写到：“我个人有一种愿望，希图使中国古代中世纪历史能和世界历史联系起来，同时也想说明三至六世纪的东方各国，并不如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说那样，还都处于蒙昧落后的状态，其实他们它们是有较高的文化；而且他们之间往来频繁，包括派遣使节进行访问和开展经济文化交流，这些友好关系是值得加以阐扬的。”[14]事实证明，王仲荦获得了成功，他扭转了过去那些因偏见造成的蒙昧状态，开辟了魏晋南北朝历史的新局面。目前史学界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主流即南方经济大开发，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看法，就是对他的观点和建树的肯定。 《隋唐五代史》是王仲荦的另外一部断代史力作。《隋唐五代史》篇幅很大，吸收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材料丰富，分析细致、立论持平。该书对隋唐的政府组织，例如三省制的形成，唐中叶学士院翰林学士的出现，唐德宗以后宦官左右神策军中尉和两枢密使的权力加强及宦官诛灭以后，枢密使改由文臣担任，宋代两府制的形成都详细的加以叙述，关于均田制和府兵制的发展，也详加考释。 在这两部断代史中，王仲荦注重历史的大局观，注重历史的联系性，注重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他总是把这一段历史放到整个中国历史全过程中来考察。在说到江南经济的大开发时，王仲荦便提到这为后来的隋唐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中国古代的经济中心也由北方开始慢慢的转向南方。而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时，便指出：“在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各族之间的密切联系、相互联合和融合是主流，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15]而在说到中国历史兴亡教训时，他又说：“汉鉴于秦，一反秦政，休养生息，汉代初年便出现了最稳定的政治局面；唐以隋为鉴，顺民之欲，唐代初年也出现了最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不是历史的重演，而是一种带有规律的终结。”[16] 把一段时期放到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断”中有“通”，无疑大大增加了这两部断代史的学术价值，更能有助于人们认识这段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学术性强 王仲荦的两部断代史之所以在史学界享有盛誉，当然与其内容宏博精深有关，但与其结构严谨、体例不同凡响亦有密切的关系。拿《魏晋南北朝史》来说，该书首先以序言为纲，勾勒出作者的思想体系，然后按时间顺序及历史发展规律去谋篇布局，设置章节。无论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还是《隋唐五代史》中最突出的特色，在于每节之后的注释，注释的分量之大是同类著作难以比拟的，它们或者为正文补充说明或者各举相关的研究文章和参考著作，更重要的是详列大量的文献原文。如《魏晋南北朝史》中第一章第四节的注（二）是关于山越的注释，竟然分类列举了43条史料，这些史料已能构成介绍山越状况文章的基本素材。而第四章十六国第一节对“乞活”军的注释，竟也多达20余条，而且还由注释得出了6条结论来阐明“乞活”的含义，而王仲荦为了这个注释翻阅的资料涉及《太平御览》、《晋书》、《资治通鉴》、《宋书》、《太平寰宇记》等多本书籍，可以想象这要付出多大的心血。还有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中第三章第三节写唐代水利，正文不过几页，一千余字，然而在后面的注释中，王仲荦为了说明唐代水利工程兴建的过程，根据年代先后列注20多页，达数百条，长达数万字，引用的史料包括《新唐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读史方舆纪要》、《文献通考·田赋考》、《长安志》、《唐会要》、《舆地纪胜》、《元和郡县志》等多本书籍中所有关于唐代水利设施的资料。由此可见，在这两部断代史中，王仲荦所做的注释的价值并不亚于正文，因而成为全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王仲荦将尽可能多的史料介绍给大家的同时，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所引用的史实，则采用列表的方式使之简明而又清晰，令读者一目了然。如《魏晋南北朝史》第一章第一节中，王仲荦将五十条史料纳入一表，用来反映两汉时期农民破产流亡的情况；又将16条史料纳入一表用来说明东汉政府力图控制流民的努力，从而产生了化繁从约的效果。又如《隋唐五代史》中第三章唐代的经济第二节中引敦煌出土的户籍残卷来说明唐代均田制受田不足的情况，也是通过列表的方式来表达的，而这也说明了王仲荦的书中也注意了对考古资料的应用；《隋唐五代史》中第三章第三节就引用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来说明当时高昌市场上纺织品的出售价格，又如《魏晋南北朝史》中第七章第五节引敦煌文书《邓延天富等户户籍记帐残卷》论证西魏时期的均田制度。而且，引用的考古资料在当时都是十分新鲜的发掘成果。详细丰富的注释、大量的史料与考古资料的引用，可以说王仲荦将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研究提高了一个档次[17]。 历史叙事的完善 我国历史悠久，记载历史的书籍是多之又多，自《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纪事末本体史书，无不是采用历史叙事的形式来重现当年的历史。19世纪末以来，史家们开始尝试用章节体来历史。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主要是忙于新式中国通史的编纂。50年代以后，断代史的编纂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断代史系列”课题上马。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正是其中两部。学术性与通俗性结合，是这套断代史丛书编纂的基本要求。学术性，指必须有深入研究；通俗性，指文字叙述，必须通达明了。这是作为断代史著作，作为教材，必须具备的条件。王仲荦的两部断代史，是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一。王仲荦“小学”基础雄厚，又曾在中央大学中文系执教，因此他的史学著作注重文采，典雅精致，乃学林所共认[18]。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的前身就是他讲课的讲义，此书采用的叙述形式，语言朴素易懂，就象讲故事一样，很容易就能吸引读者读下去，而且虽然近百万字，但是毫不给人以历史的生硬感，读者会不知不觉的读下去，有点在面对面听王仲荦讲课的感觉。比如《魏晋南北朝史》第二章“封建关系加强”这一章有这几句话：“有的同志会问：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有没有中小地主这个阶层？他们是采取哪种剥削形式来进行剥削的？我们这样答复……”，[19]这样很容易给人一种亲切感而不是以往历史著作的生硬感。而且这种叙述虽然语言朴素，但毫不失文采，书中很多地方又给人以文学小说的感觉，比如《魏晋南北朝史》中第四章第二节写淝水之战，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刘牢之纵兵追击，生擒秦扬州刺史王显等人，缴获秦军丢弃的全部军械。洛阳这一仗的胜利，对淝水战争的全局，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的。晋军水陆并进。苻坚同苻融登上寿阳城，看到晋兵布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苻坚有点害怕了，回头对苻融说：这也是劲敌呀，怎么能说他们的力量弱呢！”[20]这些句子给人以柔美的感觉，而又毫无矫揉造作之感，更不象有的历史著作全是死板板的进行历史叙事，从而读起来给人很累的感觉。而且王仲荦的著作中还运用记言形式来丰富记事，记言形式丰富多样，民谣、诗歌就是其中两种。其中民谣与诗歌都是人们有感于现实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而创作的，反映了人们对当时社会的基本认识，来反映事实的本质。如言北魏魏孝文帝迁都时对老都城平城的描述有：“时人有《悲平城》之作，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魏书•祖莹传》）。又那时歌谣云：纥干山头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21]借民谣和诗歌道出了当时平城的荒凉，说出了北魏政权中除了少数的顽固分子，其他开明分子对平城并不留恋。再如《隋唐五代史》中论述唐中叶民间高利贷利息之高有：“晚唐诗人聂夷中《伤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糴新毂。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22]这首诗歌把唐中叶的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表现的淋漓尽致，而且也能够凝练而准确的概括出当时的尖锐的社会矛盾。 历史影响 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88年，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颁发了教材国优奖，在史学界获此项荣誉的，只有翦伯赞先生和王仲荦先生。王仲荦的两部断代史被定为我国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至今，仍是这些领域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必须读的经典教材。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史学史研究所 感谢钱茂伟教授的指导） （原载《浙东文化集刊》2006年卷第二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 [1]刘统《怀念先师王仲荦教授》，《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吴怀祺《要认真总结王仲荦先生的史学成就—“纪念王仲荦教授逝世10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与断想》，《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李凭《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的学术贡献》，《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汪逵、唐燮君《“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王仲荦史学成就述略》，《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 [2] 王仲荦：《蜡华山馆丛稿·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中华书局，1987年4月版，第590页。 [3]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 [4]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黄朴民、谢宝耿《中国军事史研究：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黄朴民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3年12期。 [6] 同上。 [7] 刘统：《怀念先师王仲荦》，《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8]以上一、二、三、五，四个特点参汪逵、唐燮君《“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王仲荦史学成就述略》，《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 [9]黄朴民、谢宝耿《中国军事史研究：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黄朴民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3年12期。 [10] 蒋大椿、陈启能主编：《史学理论大辞典·王仲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11] 汪逵、唐燮君：《“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王仲荦史学成就述略》，《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 [12]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3] 同上。 [14]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5] 同上。 [16]王仲荦：《隋唐五代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7] 参李凭：《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的学术贡献》，《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8]黄朴民、谢宝耿《中国军事史研究：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黄朴民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3年12期。 [19]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20]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页。 [21]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541页。 [22]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