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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学术批评网） 我一生在历史学的路途上跋涉近六十年，不能说一帆风顺，也还称得上比较畅通，没有遇到太多的坎坷和阻难。也许因为磨难不多，故成就不显，碌碌平庸，在学术上鲜有业绩。我一生过着读书人的普通生活，虽攻研有恒，执笔尚勤，著作十余部，文章六百余篇，但满意者少，总有一种“学力不厚”，“贡献不多”的负疚之感。 人生总会有多次机遇，我青少年时代有幸抓住了三次机遇，走上历史教学研究的道路。 第一次机遇 顽劣学童的转变 第一次机遇是小学毕业以后，小学时，我不吵不闹，不好说话，不愿交往，但不爱读正课，从不好好阅读课本，却爱好各种游艺，读各种小说、连环画。因此成绩劣等，功课好几门不及格，小学几乎未能毕业，幸而学校网开一面，给我们班两个最差的学生“奉送”毕业。毕业典礼那天，我知道自己不能毕业，在家中躺在一张藤床上，发闷犯愁。手里拿着一本弹词小说《天雨花》，也看不进去。忽然，另一位与我同班不能毕业的劣等生，飞步进入我家，高兴地大喊“戴秉衡，快走！快走！学校去，今天典礼会上宣布要发给我们毕业证书，我们也能毕业了。”我听了自然喜出望外，赶紧去学校，果然拿到了毕业证书。 毕业是毕业了，但下一步考初中又是个难关，报考县立中学，发榜的那天，我父亲去看榜。回家来脸色阴沉，不言不语，我情知不妙，连羞带怕，躲到亲戚家去了。 中学没考上，很可能就此断绝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去当商店学徒，我的几位堂兄就是这样走上人生道路的。偏偏这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开始了抗战，我们家庭逃难到了上海。我的两个姐姐进了“苏女师”读书，邻居的孩子们也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每天晚上都在我家复习功课，演算习题，灯火通明。虽宁谧静寂，但孩子们用心灵和语言交流，亲密友好。他们都有书可读，唯独我静坐在壁角里无事可做，打不进这个读书圈。如此情景，长达半年之久。这时我心底逐渐升腾起渴望上学的强烈愿望。每天早上坐在窗台上目送两个姐姐上学，晚上盼着两个姐姐回家。有时偷偷翻开姐姐的书包，似懂非懂地偷阅她们的书本。人类本能中蕴藏的求知之火燃烧了起来。 机遇来了，第二年夏天我考上了苏州中学（因抗战迁至上海租界，校址在四马路外滩）。因成绩很差，只是个备取生，候补正取名额，也有了上学的机会，兴冲冲每天远道赴校上学。 现在回想，我并不是一个顽劣透顶愚笨不堪的孩子。小学时虽不爱读书，却很喜欢读小说，说故事，听京戏，听评书，简直入了迷。在小学中《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还有剑侠书、小人书，无不遍读。至今还能报出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绰号与姓名。有一次听评书出了神，晚饭没有吃，竟在书坊里听到晚间十点钟，急得家里到处找我。住在上海时，有一次到新世界听上了京戏（演员是夏月珊和王競妍，后来才知道是名角），从下午站着看戏一直站到夜间，粒米未进。人看似顽劣愚蠢，却往往有内心的爱好与潜在的才能，蕴藏在心底，得到正常的教育，人的潜能才会成熟，才可能脱颖而出。 进了苏州中学，好运气接连光临。我是备取生，不能和正取生坐在一起，只能坐在最后。正取生是按高矮排列的，有两位最年长的正取生长得最高，学习成绩最佳，且品行端正，坐在最后排，和我这个矮小年幼且成绩不佳的备取生坐在一起。日子久了，我们三个人成了最亲密的学侣，一起读书，一起游玩，一起走路回家。他们的学习、谈吐、品行时刻影响我，像春风细雨一样不知不觉地沐浴着熏陶着我。我的学业成绩突飞猛进，虽还不能夺取第一、第二，但已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课，学期末常能夺得冠军。从此我初中和高中的成绩稳步上升，摘掉劣等生的帽子而成为班上优等生。 第二次机遇 爱好诗文词赋 我中学期间的语文课本都是文言，从未学过语体文，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姓郡，松江人，是一位精通古文、认真教学的好老师，我在课外阅读的大多是《曾文正公日记》、《浮生六梦》以及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略略有了一点古文的爱好。 进入高中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美日开战的时候，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我回到故乡的常熟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七中学），期中插班，就读于高中一年级，这年开设了一门中国文学史课程。我入学时已学到汉赋。这门课程令我赏心悦目，心怀大开，课本是欧阳溥存编写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老师是杨毅庵先生。杨家是常熟恬庄的望族，族人杨崇伊是戊戌变法时奏劾康有为的顽固旧派，杨崇伊的两个儿子杨沂孙和杨泗孙都是著名的才子、名人，杨沂孙曾任吴佩孚的幕僚长，著《江山万里楼诗集》，2007年才出版。我购置一套，品读其诗，雄浑峻拔，气象万千，确是一代作手。杨毅庵先生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的高才生，又家学渊源，深受陶冶，对中国古代诗文极有造诣，他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课程非常精彩，指点文章，论说千古，把我这个16岁的孩子听得如痴如醉，十分入迷。杨先生对我的用心学习似乎也很欣赏，要我在中国人名大辞典和其他书籍中查找古代文士诗人的小传，汇集成册，用钢板刻印后，发给同学们参考。不久我成了杨先生的义务“助教”，帮他查找资料，抄写作品。他也悉心教授我古文作业。每到寒暑假，我几乎每天上午都到他家中补习课程，他为我和其他学生讲授《左传》、《诗经》、《荀子》、《庄子》和《昭明文选》。他的讲授，清晰细微，一篇文章立意之新，用笔之妙，炼句之工，用字之切，讲得头头是道。他讲授时精神贯注，口若悬河，还能运用古人吟诗诵文的方法，琅琅上口。尤其是读词赋和读骈体文，平仄对仗，神妙之至，我们最喜欢听杨先生吟诗诵文，抑扬顿挫，声遏行云，真正是美的享受。 在杨毅庵先生将近三年的指导下，我高中时代就接触到经史子集各部类的书籍。空闲时分，我经常逛旧书摊，用很少一点零钱购买旧书。日久也积存了一批线装书，夜深人静，独坐小楼，披卷阅览，随笔圈点，自得其乐。这样我的古文修养有较大提高。 “人生难得一恩师”，杨毅庵先生是我故乡小城的普通文士，清贫一生，终身以教书为业。我从他那里学习所得最为丰厚。至今我每逢教师节总要想起杨先生对我的殷殷教诲，他帮助我奠筑了历史研究的知识基础，是我在学术领域的第一个领路人。我总想写一篇纪念杨毅庵先生的文章，惭愧的是我只知道他的姓名，略知他的家世，关于他的事迹，当年竟不闻不问，一无所知，连他的岁数也不知道。前几年几次向往日同学们打听杨先生的事迹，也无人知晓，纪念他的文章一直未能动笔，令我深以为憾。 第三次机遇 跨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门槛 在高中时代，我擅长的课程是语文和历史。但1944年高中毕业后，却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这是因为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学校都迁往内地，没有一所像样的文科学校，我不甘心在二三流的大学就读。而且读文科在当时毫无出路，毕业后就是失业。因此一下狠心，报考当时在上海最为驰名的交大。 幸而考上了交通大学，就读一年后，抗日战争胜利，沦陷区的人民欢呼雀跃，迎接胜利。我正在交大上二年级，但我一心向往文科，对所学的铁路管理毫无兴趣，所学非所爱，心中感到苦闷。也就是硬着头皮学下去，毕业后能够在铁路部门混个饭碗，度过一生罢了。 1946年夏，暑假。我住在上海交大徐家汇的校舍里，没有返回常熟老家。突然有一天宿舍楼下来了一帮人，张贴告示，挂上布幅，布置教室，原来是北京大学从昆明迁北京，准备在上海招生。考场就借用交大，刚好设在我所住宿舍的楼下。这真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我没有多作考虑，报名投考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本意不过是试一试，不见得被录取。考试发榜，居然考上了历史系的正取生。这倒反使我为难起来。 我在交通大学读二年级，下学期即将升三年级，两年后就可毕业，我现在要上北京大学的一年级，从头开始要读四年，岂不是太亏了？我的同学、朋友、亲戚多数劝我不要去北大，我确实很犹豫。但是对文史专业的想慕，对北京大学的仰望，又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远走北京。特别是有件事加强了我前往北京的决心。上海交通大学是汪精卫伪政府下的学校，留在上海读书的学生竟被称为“伪学生”，只有从重庆沙坪坝迁回的交通大学学生才是正牌学生，能拿到国家公费，上学、住宿、吃饭都不必花钱，而“伪学生”须经甄别考试，考试合格才能成为正牌学生。这一歧视性的规定对沦陷区的学生是很大的刺激，蒋介石来上海时，所谓“伪学生”曾成群包围蒋的行辕进行抗议。现在我考上北大历史系一年级正取生，虽然亏了两年，却毋须甄别，入学即能得到公费。四年在学期间，学习和生活都有经济保证。有了这层原因，我毅然决然放弃交大学籍，投奔北京大学，跨进心仪已久的历史系门槛，选择了终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道路。 我热爱历史专业，对这一选择，无怨无悔。我一直认为：这是命运对我的眷顾与关爱。 人生道路十分曲折漫长，有顺境也有逆境，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事件，有各种各样的机遇和选择。有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便改变了人生的路程，如我幼年时因避日军而逃到上海，失学一年，却激发了我的读书渴求；中学时遇到了杨毅庵老师而能多读古典文史书籍，稍窥学习门墙；大学时一个偶然投考北大的机会，使我从此进入了历史研究领域。人生无常！似乎许多偶然性在左右着一切，但仔细琢磨又觉得并不尽然。我小学时习性顽劣，但又有爱读课外书的潜能，因此辍学一年，反而激活了自己的求知欲，又遇到优秀同学的帮助，故中学时代学习成绩常列前茅。正因如此，遇到杨先生的指引，初中特爱好语文课的我，如鱼得水，学业日进。因为自己当年对文史甚为嗜爱，所以北大招考，我能够毅然舍弃交大的两年学业，改考北大，就此走上了历史教学和研究的道路。 人一生中会碰到许多次机遇，但机遇要在人的生活中发生作用，还必需有人自身的回应。要能应答机遇，抓住机遇，及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否则，机遇将和你擦身而过，不发生任何作用，甚至人也并未意识到某种机遇曾经光顾自己，只是叹惜和埋怨命运不济，没有给自己发展的机会。 老天并不吝惜给每人以发展的机遇，重要的是时刻准备着，努力充实自己，当机遇光临，你能够迅速地认识它、抓住它，选择对自己最为适合的道路勇敢地走下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