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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先生对于“学者鲁迅”的承继，并非只是具体见解，更重要的是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中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对此有进一步的阐述。类似的表述，多次出现在其八十年代撰写的诸文中，既是“自报家门”，又阐发了学术理想；当然，也可作为先生一生治学的自我总结。 强调“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兼及文艺科学与历史科学；论述时当以“具体现象”为切人点，目标则是“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如此界定“文学史”，对于王先生来说，并非始于八十年代，而是由来已久。 四、最后一项工程 记得是1986年岁暮的一个晚上，王瑶先生让我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印的《学术动态》第279期，上面刊有他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叫《王瑶教授谈发展学术的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引发出此后的研究计划，也可说是此书的胚胎，故全文引录如下： 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以中国文学史为例，过去只有诗文评或选本式的东西，第一本《中国文学简史》是外国人写的；林传甲、谢无量等早期中国人写的文学史，文学的范围及概念都十分驳杂；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鲁迅慨叹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我们可以加一句说，有史自鲁迅开始。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梁启超的《中国韵文的变迁》和《饮冰室诗话》等，以及钱钟书的《管锥编》，都可以从中很明显地看出他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所受到的外来影响。小说、戏曲等在封建社会没有地位，研究的人很少，情况固然如此；但即使过去很受重视的书如《诗经》，《皇清经解》和《续经解》中收了那么多关于《诗经》的著作，但很少有取得突破的书，只是到了胡适、闻一多等人那里，才开创了新的局面。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学的范围比较确定和谨严了，文学观念有了现代化的特点，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这些都可以说明，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也必须广泛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汲取营养。文学研究要发展，必须不断更新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而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来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这一点无论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或是从具体的学科建设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王先生说，这个发言很受重视，好多朋友劝他把这作为一学术课题来完成，可他精力不济，无法独力承担；如果有年轻的朋友愿意参加，他可以领个头。我当即表示很感兴趣，建议写成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或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样的学术史著作。先生又征求了好多师友的意见，越聊越得意。到第二年夏天我帮着填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申请书》时，先生已恨不得马上动手。只是碍于课题组成员还没能完全进入状态，才稍为耽搁了一下。 原先申报研究项目时，课题组除王先生作为负责人外，还有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的六位中青年学者。听完先生畅述研究设想后，发现不少题目非课题组成员所能撰写；于是改为聘请学有专长的专家就其熟悉的题目撰稿。为了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和撰稿人，先生可谓费尽心机。那阵子只要学界友人来访，必谈此事。我因常到先生家走动，发现他几乎每天都有新想法。所谓“发起几例”，实非易事；后人习以为常的东西，草创时却需披荆斩棘。若只选六七位学者作为研究对象，那倒好办，大家意见相对一致；可先生认为这样不足以体现这百年的学术变迁。而选二十家可就麻烦了，因同样“级别”的学者颇多，取舍不容易。单是为了确定这“二十家”，先生写信、打电话乃至上门拜访，不知征求了多少专家的意见。先生有的从善如流，有的则“固执己见”——因其代表了先生的学术追求，旁人不一定能够理解。至于寻找研究者，也非易事。一来学术史研究并非独立学科，历来不受重视；二来完成此课题需有古典文学和现代学术思潮两方面的兴趣和知识积累，合适的人选不多。先生斟酌再三，举棋难定，直到与所有拟议中的撰稿人交谈过，并获得某种理解和心灵契合后，才舒展了眉头。 1988年的元旦刚过，王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在镜春园家中召开第一次课题组会议，陈述他的研究设想，并征求诸位撰稿者的意见。那天先生情绪特好，谈笑风生，说这是他平生最后一项学术事业，也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就在这次会议上，约好年底前各自拿出初步的写作大纲，以便互相交流，使全书具有某种整体感。 这年的十一月，课题组在北大勺园计会，讨论全书体例和各章提纲。王先生再次陈述其研究设想，并对每位撰稿者的写作大纲提出具体意见：，先生事先做了相当认真的准备，其批评大部让当事人出一身冷汗。看先生胸有成竹的样子，课题组同人纷纷要求先生早点把慨论性质的“前言”写出来，以便各位撰稿时参阅。可先生说只能“同步进行”：正是在与诸位的争论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完善自己的想法的。 本来约定第二年十月完成“前言”和各章初稿，然后再次集会讨论近百年的学术思潮。可1989年春夏之间的政治风波，使这一切都落了空。最初的动荡过去后，王先生隐忍悲伤，多次与我商谈此书的撰写情况。当时有人怀疑此书的价值，断言即使写完也无法出版；也有人因各种原因无法继续从事这项研究，希望退出课题组。大概是见多了风浪，先生处变不惊，反而更坚定了完成此课题的决心。先生去世前半年，虽有各种干扰而难得平心静气读书做学问，可只要提及此课题，先生那明显苍老了许多的脸上马上容光焕发——这毕竟是先生学术上最后的冲刺，怎能不牵肠挂肚！ 可惜天不如人愿，先生最后还是没能见到此课题的真正完成。先生去世后，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委员会依照规定征询是否撤消此课题，课题组同人多表示愿意继续工作。于是重新调整了布局，在主编缺席的情况下，全凭各位撰稿人的学术良心。只是物换星移，协调起来更不容易；虽经再三努力，最后定稿时间仍一延再延。惟一可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的是，这事情总算没有半途而废。 王先生生前多次谈及此书的研究设想，只是当时以为先生会写成正式论文，故没有认真记录。除了上引《学术动态》上的发言外，手头只有一份“研究项目申请书” 和一张为讨论会报告所拟的“研究设想”，二者虽都是由我执笔起草，可基本观点属于先生。以下根据这些相对零散的材料，略为介绍王先生为此书设计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从黄宗蠢写作中国第一部学术史《明儒学案》以来，产生过不少，总结一代学术成就的著作。这些著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后学很有帮助。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颇多建树，值得专门总结。一百年的学术史实际上已经成了某种“传统”，对这一传统的隔膜与误解，很容易产生虚元主义态度或热衷于横扫一切的们激。每个人都不愿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都想重起炉灶，都重新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摸索，而不曾很好地借鉴前辈的经验教训，这是近代以来学术思潮迭起，但都匆勿过场，热闹有余而成就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认真研究这百年来的学术实践，为今人提供一些值得惜鉴的学术规范和一些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因此，本书选择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近二十位中国文学研究的大家，探讨他们在借鉴西方学术思潮和研究方法、以及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治学精神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总结其学术成就。 本书之选择研究对象，不以学术成就为惟一标准，而更注重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创新，以及研究领域的开拓。因此，不准备选择章太炎、刘师培等很有学问但治学方法比较传统的学者。不选着不等于否认其学术成就，而是为了突出我们的学术追求。表面上一系列的个案分析，实际上贯串着我们对这百年学术变迁的历史思考。过去的学术史主要讲师承渊源，讲学术成就；而我们则必须回答如何协调西方研究方法和中国固有学术传统（如乾嘉学派的学术境界和治学方法）的矛盾。一方面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开拓了学者的眼界；另一方面新理论新方法往往是根据西方学术发展总结出来的，与“中国文学”这一研究对象之间不免有隔阂。食古不化的固然没出息，一味照抄西方理论也只能昙花一现。如何走出这种两难困境，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有可以作为借鉴的先贤的足迹。本书的任务就是帮助读者辨认这些足迹。 这不是一部学者传记集，虽然立足于个案分析，可着眼的是学术思潮的变迁。通过这二十位不同经历的学者的治学道路的描述及成败得失的分析，勾勒出近百年学术史的某一侧面。在具体论述中，学者的个人经历只作为说明其学术思想形成的辅助材料。也就是说，本书的主要着眼点在学者的治学成就、研究方法及其代表的学术思潮，而并非提供面面俱到的若“卜学者的生平资料。这需要理论眼光和问题意识，而且需要明确史家的立场。尽管撰稿者中不少是研究对象的学生或私淑弟子，但不想为尊者、贤者讳，更不想写成怀念文章。要正视这百年学术发展中的缺陷，也要正视学者性格中的缺陷。比如，谈郭沫若不能不谈晚年的《李白与杜甫》，不是专门揭短，而是展示学术道路的曲折坎坷。 本书侧重于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考察，但旁及其它人文学科。中国人做学问本就文史哲不分，而方法的借鉴、资料的融通以及学科的拓展等，都不是局限于文学研究能够说得清的。一来力求更准确地描述大学者的出入子史的治学生涯，二来把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作为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侧面来理解和把握，这样，才可能真正摸到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当然不想弄得汗漫无所归依，可也不能只盯着文集中那几篇诗论或小说考证。治史讲究识大体，这“大体”就是百年学术思潮的大趋势。有此眼光有此见识，再结合具体对象的深耕细作，方才能不辜负这课题。 以上复述王瑶先生的研究思路，虽则自信大致不差，可一经转述必然口气有异，，为了慎重起见，这里一概不加引号。 当初承接这一课题时，王瑶先生相当自信。理由是，在中国学界，像他这样在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都有深厚学术积累的学者很少。且先生亲承朱自清、闻一多二师教诲，又对鲁迅的学术思路别有会心；至于游国恩、孙楷第、俞平伯等，更是介乎师友。先生私下里不只一次说过：“想来想去，我确是最佳人选，只好勉强再老骥伏沥一回了。” 正因为王先生是从事这一课题的最佳人选，也给此书留下了不小的遗憾。谈论近现代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为何只及古典而不及现代，难道身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的王瑶先生也是“厚古薄今”？要说开拓学术领域和更新文学史观念，《中国新文学史稿》乃这个学科的奠基之作，自然无法回避。不少人于是提议为王先生立一章，以便更好体现这个世纪中国学术思潮的嬗变。每当这个时候，先生总是叼着烟斗，不元得意地连连摆手：“不行不行！那不成了王婆卖瓜了嘛！”先生去世以后，又有几位学者提出一个变通的办法：从已经发表的论述王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中选一篇作为附录。考虑再三，为了尊重先生的意愿，决定保持原来的框架和章节不变。 需要说明的是，王先生最初拟定的章节中，除收入本书的外，还有另外四章。阿英一章由于我再三陈述理由，先生同意删去。冯沉君、陆侃如一章（陆、冯夫妇有些著作系合撰，故并为一章）因来稿不大理想，只好割爱。至于钱镭书、刘大杰两章本不能缺，可撰稿人最终没能完成，也只能徒唤奈何。缺了这三章当然很遗憾，起码使得全书显得有点“残缺不全”，，可与其勉强凑数，不如以“残缺”示人。“二十家”云云本也只是取其代表性，无意如粱山泊英雄排座次。或许，正因为“残缺”，使此课题成为开放的空间，召唤更多的研究拜加入。若刎是，则真的是“塞翁失马”。 五、大学者应有的素质 随着《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出版，王瑶先生生前所主持的最后一项学术工程，总算真正完成了。作为及门弟于，能帮助先生实现遗愿，小该可以松一口气。但面对孤零零的“上瑶主编”四个字，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原计划由先生撰写的概述召”年中国学术思潮的《前言》，终于只能以弟于说明写作经过的《小引》聊充篇幅。倘若先生的高沦得以完整表达，能否石破天惊，不好妄加猜测。我能说的只是，先生对此项工作异乎寻常的热情，远非通常所说的“老骥伏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我看来，先生的学术理想，在此不大成功的“最后冲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八十年代以后，渐人老境的王先生，并没把主要精力放在个人著述，而是着力培养后进，以及推动学科发展。这种选择，其实蕴含着略显消极的“自我定位”：已经没有能力冲击新的高度。先生一再提醒周围的学生，学问的规模以及主要的：L作应该在六十岁以前完成；六十岁以后，精力及眼界大受限制，很难再有惊天动地的突破。还能出成果，但主要是延续此前的思路，先生颇为幽默地称此为“收尾工程”。以此标准衡量，作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八十年代的王先生，确实有理由“偷懒”：因为功业已成，框架依旧，写多写少部一样，不值得为其劳神伤心。而最后两三年的“发奋”，很大程度则是看到了自我突破的可能性。 王瑶先生自视甚高，就读西南联大时曾声称：“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这绝非一时戏言。五十年代以后，王先生不断检讨成名成家思想，可传统中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理想，始终不曾为先生所遗弃。先生去世后，好友朱德熙撰《哭昭琛》，称：我一直认为昭琢具备一个大学者应有的素质。要是环境更好一点，兴趣更专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里所表达的惋惜与遗憾，真乃知人之论，也只有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弟子及后学更多地表彰先生的学术贡献，而很少谈论其“壮志未酬”。借用先生最喜欢的陶渊明诗句“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溢四海，春翩思远翥”。表面上，此乃古今中外通用的对于时间及命运的感慨，可真正领略其沉重与苦涩者，需要某种高做的心志。即，确信自己本来可以做得更完美。 王先生也喜欢以是否具备“大学者的紊质”，来品鉴师友乃至晚辈。偶然听他感叹“某某本来具备成为大学者的素质”时，一脸惋惜与悲悯，颇有代上苍鸣不平的意味。先生当然清醒自己已经达到什么学术境界，也明白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年轻时的理想。我常常猜想，先生晚年面对众多恭维时的心境：志得意满中，定然不时掠过一丝苍凉。 朱先生提及王先生做学问同时占有两种优势： 一是记忆力强，过目不忘；二是聪明绝顶，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细密的分析力，无论知人、论世、治学，多有深刻独创的见解。其实，还可以再加上一条：明确的学术史意识。这里所说的，不限于先生主持的最后一个项目，而是贯穿其整个治学生涯的对于课题潜力、研究思路以及学术潮流的格外敏感。先生喜欢衔着烟斗，纵论天下政治乃至学术之大势，颇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大将风度”。这种战略家的眼光，使得先生四十年代选择六朝文人及文章，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也使得先生五十年代迅速地转向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前者是四十年代的“显学”，除了陈寅烙、冯友兰表述的不尽一致的“南渡意识”，章太炎、刘师培阐释的学科意义，鲁迅、宗白华所赞叹不已的生命境界与人格魅力，更有技术手段方面的限制：从事此“不古不今之学”所需的资料，对于避居西南的学者来说，不大多以不太少，足以应付自如。常有文章提及王先生《中古文学史论》资料运用上的“竭泽而渔”，这其实正是先生选择此课题的先决条件。 顺便说一句，五十年代以后，先生转而专治现代文学，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战略转移”。即便继续研究六朝文学，先生也不大可能在此领域做出整体性的突破。这既取决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也受制于此学术领域的“潜力”。 对于五十年代的转治现代文学，先生曾表示，此乃工作需要，并非个人的主动选择。可是，有早年主编《清华周刊》的经历，念研究院时师从的又是新文学大家朱自清、闻一多，再加上为人为文均私淑鲁迅，先生之学术转向，其实十分自然。有工作安排等外在因素，但先生之迅速转向（1949年即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新文学”课程），以及全力以赴地投入新学科的建设，在短短三四年内完成本学科的奠基之作《中国新文学史稿》，明显是意识到此课题的发展前景及学术价值。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有言： 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不知先生当年下决心“改弦易辙”时，是否忆及顾炎武此论学名言。 选择既有发展前景又能从容驾驭的学科或课题，是学者眼界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称：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惜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之，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何谓“新材料与新问题”，各家说法自是不一；但时刻关注学术潮流，选择最有可能获得突破性进展的研究课题，也是“大学者应有的素质”。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对先生晚年的学术敏感格外敬佩。其提出“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 的课题，并以极高的兴致从事组织与指导，此举极具前瞻性。直到今天，此课题的价值，方才被学界所普遍承认。 由于各种难以抗拒的因素，此课题没能按计划在九十年代初完成并出版，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若天如人愿，先生成功地实现本课题，必能开一代新风，再次领导学术潮流。艺术史上的大师，其“衰年变法”，往往令世人惊陀不已，并为后世讣无限法门。可惜，先生未能充分展示其作为大学者的最后的辉煌。 在我看来，学术史上的王瑶先生，除了中古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这早有定评的两大功绩外，还必须加上意识到但尚未来得及展开的学术史研究，行文至此，涌上心头的诗句，竞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