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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您的《元代分封制度研究》是代表您学术专精的开山之作，那么，《行省制度研究》则是代表您学术专精的问鼎之作。书中的很多研究，诸如行省与地方财政、行省与乡试等，都填补了蒙元史研究领域的空白。特别是您提出了元朝行省的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元朝行省同时具有朝廷派出机构和地方官府的两重性质；二是元朝行省虽然具备汉族官制的表象，但本质上仍是蒙汉二元混合的制度。掷地有声、非同凡响，是极具价值的史学观点。近年来，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提出“活的制度史”的观点，得到史界的一致呼应。事实上，您在这部书中，甚至更早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就已经将这一观点灵活地实践了。还是请您谈谈这部著作的主要建树吧。 ● 上个世纪80年代我探讨蒙元诸王、功臣分封及宗王总兵出镇时，就接触过不少有关元代行省的资料，觉得行省问题的内容和价值不亚于分封制度。于是，萌生了继续研究行省制度，以成《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姊妹篇的念头。完成博士论文不久，开始阅读和搜集有关行省的史料。然而，90年代前五六年，因撰写《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和《社会阶层制度志》，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行省制度研究不得不暂时搁置。好在前二书与行省制度联系比较密切，对我从官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理解行省制度，颇多启迪。1996年初，我感到不能再拖，于是集中精力研究行省制度。先后花了四年时间，直到1999年12月才写完近五十万字的《行省制度研究》。这本书的主要建树有： 第一，首次从制度、个案和下属官署三层面对行省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在行省财政、军事、司法、屯田、漕运、乡试诸事权，河南、湖广、江西三省个案，分治机构宣慰司、管民官路、府、州、县等论述上，或开拓新境，或较前人多有进步。 第二，率先对行省制的特点和历史作用作了比较客观的评说，认为，元行省制有三个特点，具有两重性质又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行省制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开创了高层政区分寄式中央集权的新模式，行省分寄为朝廷集权服务，朝廷集权又始终主宰着行省分权。 第三，重视制度和权力的运作，注意其文化社会背景的剖析。从90年代初撰写《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开始，我觉得就制度论制度，难以望前贤项背，也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于是，着手政治权力运作探讨的初步尝试，力求把制度史写的活一些。这次研究行省制度，无论行省抑或分治机构宣慰司、管民官路、府、州、县，我都把制度的考释描述与运作实施紧密结合起来，又探讨二者的同异出入。蒙元政治制度与草原游牧文化密不可分的联系，曾经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于是，我特别注意结合文化社会背景探讨行省问题，以求接近真谛，使制度的描述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行省制度研究》出版后，北京大学张帆先生、日本京都大学樱井智美在《中国史研究》等刊发表书评，称誉说“将元朝行省的研究推进到了新的高度”、“为近年来相关领域的力作”。 ○今年2月25日，正好在春节正月初七，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盛世中国系列》，播出了您主讲的《忽必烈和元帝国》。听节目的编导说，竟然创下了中文台今年收视率最高的记录，得到众多电视观众和学者的好评。实际上，这是您撰写的《忽必烈传》的高度凝练和浓缩。《忽必烈传》是您写的第一部人物传记，这与您一直从事的政治制度研究不同，内容上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政治制度以外的诸如经济、文化、思想、军事、外交等等各方面内容，这就需要您在断代史研究上也要“博通”，即是在“专精”基础上的“博通”。事实表明，在这部书里，您把这两者结合的非常成功。更为经典的是，您在书中提出了忽必烈“内蒙外汉”二元政策，令众多学者不得不叹服。就请您谈谈这本书的的创作意图和“内蒙外汉”二元政策的意义和作用。 ● 20年前研读《元史》、《史集》等史书，有两点直观感受油然而生：一是成吉思汗征服亚欧的功业，令人惊叹不已，其取得成功的原因，也令人疑窦丛生，兴致盎然；二是忽必烈在少数民族中第一个统一和治理中国南北，同样令人拍案赞叹，其动机、背景及利弊得失，也充满了困惑狐疑。这两点感受，几乎陪伴着我近二十年学治元史的全过程。在撰写《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和《行省制度研究》两本著作之后，上述感受更为强烈，其中的一些疑问开始有了答案，对忽必烈这个人物的思考也比较深入和理性了。1999年，应人民出版社之邀，我承担了《忽必烈传》的约稿。承担约稿之初，蔡美彪先生曾语重心长地鼓励我说，撰写《忽必烈传》实际上相当于写半部元史。此后不久，我即上任历史学院院长，行政事务繁忙冗杂，竟断断续续写了四年。四年来，我遵循蔡氏鼓励来撰写，即以传主忽必烈人生历程为纵向主线，又横向涉及他在位35年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领域中以传主为主导的重要史事。纵与横结合，人与事兼顾，写成的实际上是“忽必烈及其时代”。书稿试图系统地描述和诠释元王朝的缔造者忽必烈，让这位曾经对十三四世纪的中国和亚洲产生很大影响的人物，进一步为世人所了解认识；试图以忽必烈其人为切入点，深化对元代历史的探索和认知。总之，在系统深入描绘“忽必烈及其时代”而成“半部元史”方面，书稿比已往的著作做了较多的努力而有所前进。在书稿中我还提出一个新观点：忽必烈的政治文化蒙汉二元政策，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内蒙外汉”。反映草原旧俗的蒙古制度，多占据其政治文化政策的内核部分，汉法制度则往往居于外围或从属位置。这与清统治者的“内汉外满”政策迥然不同，二者对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又有异曲同工之效。我们对忽必烈“内蒙外汉”二元政策的评价，不能拘泥“汉地文明本位”，视野应更广阔些，角度应更客观些。“内蒙外汉”二元政策，客观上适应了大漠南北草原游牧与汉地农耕的并存格局，有利于多元文明的共存和繁荣发展。由于实施“内蒙外汉”二元政策，忽必烈为首的蒙古贵族和部众，有选择地吸收汉地先进文明，另辟南北去来的蹊径。当元帝国在汉地的统治崩溃之际，六万北逃的蒙古军士及漠北部众遂借此继续保持蒙古民族的风貌和特征，蒙古民族共同体赖以得到长期延续和发展。14世纪至今的大漠南北，仍然是蒙古人的世界。请不要忘记，这些蒙古人恰恰是大元帝国曾经统治汉地全境的主人。这段近百年的光荣经历，非常重要，既有征服和反抗的腥风血雨，又有各民族之间的水乳交融。它给蒙古族留下的心理印记难以磨灭。它让蒙古人视中原为停云落月的第二故乡，一直和中原保持着向心和内聚联系。清代以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蒙古族一直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基本成员之一。应该承认，蒙古族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的进程，是从元王朝统治中国和“内蒙外汉”二元政策发轫的。 正如你提到的，撰写《忽必烈传》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我对社会文化关注偏少的状况。譬如，我近日就写了有关“华夷正统思想与汉文人仕蒙”和“汉人蒙古化”的两篇文章，希望向这方面适当倾斜，希望立足于制度史，把政治、社会、文化打通，更深远地思考一些有价值的问题。 ○ 近两年来，您不时发出新颖之见，先是抛出“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之说，然后再发异声之论：“两个南北朝与唐宋变革”，引得史界如骤雨打湖，涟漪一片。似乎您思想的火花总是闪亮在学术的前沿，就请您在这里说说您的这两个问题上见解。 ● 最近以来，美国及日本的部分学者已开始热切关注“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过渡”。国内却几乎稀有回应，少人问津。2005年承蒙陈春声教授告知：著名明清史专家傅衣凌生前曾经说，他不喜欢明朝，不喜欢朱元璋。傅先生的两“不喜欢”披露出：元明之际似乎存在某些与汉唐两宋中原王朝异质的东西。这更增加了我探讨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的兴趣。我充分吸收前人有关成果，进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五十周年庆典的学术会上报告了题为“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的论文，提出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发生过五方面的变动：南北经济政治反差与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格局；推行纸钞，官营工商业复兴和海外贸易等扩张；全民服役与君臣关系主奴化；突破羁縻传统，改行直接治理边疆的政策；社会层级、文化的多元复合建构与儒学边缘化。由于上述五方面的变动，中国社会在沿袭唐宋社会基本形态的同时没有直线前进，而是发生了类似魏晋南北朝的局部曲折。尤其是劳役，直到明嘉靖一条鞭法后，才逐步弱化，才恢复至唐宋轨道。钱穆先生曾经说，“元代的中国社会实在走上一变型”，我赞同此说。不同的是，我进而认为此“变型”一直延续到明前期。“内蒙外汉”二元体制下蒙、汉两种文明的互动作用，是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发生五大变动且“走上一变型”的根源所在。 再谈“两个南北朝与唐宋变革”。实际上这又是前一个问题的继续与深化。在前一个问题的探索中，我对曲折变型说依然感到不满意。于是，进一步从两个南北朝造成的南北不同发展线索的角度寻找答案。认为，三国西晋之后的南北朝和辽金蒙元与北宋、南宋对峙的南北朝，时间上都在300年左右，合起来又占到秦统一后二千多年历史的四分之一强。近年史学界较多关注和热点讨论的“唐宋变革”，实际上也和两个南北朝发生着密切联系。第一个南北朝、隋和唐前期的历史是循着“南朝”、“北朝”两条并行的线索来发展演化的。隋和唐前期基本实行的是“北朝”本位，而后又在统一国度内实施了“南朝”线索与“北朝”线索的整合。到中唐以后整合完毕，国家整体上向“南朝化”过渡。第二个南北朝并非沿着“唐宋变革”式的单一线索前进，两宋所代表的“唐宋变革”（以中唐为界标）成果构成了南朝线索，辽、金、元社会整体结构和发展轨迹异化，形成了北朝线索。二者的并行发展交融与明中叶最终汇合，可以展现宋元明历史的基本脉络和走势。朱元璋、朱棣父子的偶然因素，致使明前期南、北两线索的整合及走向与元统一后相似，很大程度上是北制占优势，明中叶才逐渐改为以南制为重心。其结果明朝南、北两线索并行发展的局面就拖延了将近200年。“唐宋变革”在前后两个南北朝之间，发挥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唐宋变革”既是第一个南北朝两条发展线索交融整合的结果，又充任第二个南北朝两条发展线索的起点和处于主流的南线。两个南北朝及其后世的二元发展线索，惊人的相似，表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基本脉络不只是社会经济，还有民族文化融汇其间。社会经济方面是南线主导，华夷融合方面是北线重要，地域因素又夹杂在南、北线之中。以上说法比较大胆，前人没有讲过，肯定有许多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一些挚友劝我慎重行事，陈高华、冯尔康、胡宝国等前辈同仁则鼓励我迎难而上。于是，我就抱着准备当第一个吃螃蟹者的想法试着提了出来，企盼得到方家的批评与争鸣。 （原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四期。感谢杨印民先生惠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