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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绍璗：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40年9月生于 上海市。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留校任教至今。 主要译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中国与东北亚文化关系志》、《日本中国学史》、《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等13部专著，百余篇论文和调查报告。 采访手记 “在蓝旗营下车，万圣书园知道吧？我们不去那儿。你别停，继续往前有个上岛咖啡，我们也不去，那儿太贵。再往前看到避风塘，你就进去，上到二楼是柏拉图咖啡厅……” 我很少遇到帮你想得如此周到的被采访者。他备了份手写的提纲、一份17页的履历和成果统计，夹得整整齐齐的。我恭谨接了，不好意思告知这材料我已有。他甚至背来了近十种书，为了我能对他的工作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他能成段地背《史记》、鲁迅杂文和自己十年前的论文；论及自己的研究，他毫不犹豫地使用“挺好”“很有意思”之类的赞词；说到学术心得，他开始第一、第二、第三。严绍璗有一种“迂”的可爱。这样的老而天真中，折射的是生命的纯净：学术之外，别无杂质。 他和很多学者一样，熟悉公车路线，告别时帮我确定了回程路线。他在暮色中招手，装书的布袋子很沉地勒着他的右肩。 四代沉与浮，一门十教授 不能请你去家里采访了，因为两岁的孙子回国，搞得家里一塌糊涂。我儿子在北大化学系念到3年级就出去了，现在美国Inter公司工作。他没有继承我，因为文学是没有出路的。可我在最早的时候，是喜欢写，想当作家的。 在复兴中学时，我得过上海中学生文学创作第一名，还有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中篇小说《共青团员前进》得了1958年上海中学生鲁迅奖。1959年考大学时，我想搞创作，但大学中文系都是搞理论的，我就想考新闻系。可国家规定新闻是机密专业，我的政审不合格。 说来话就长了。我祖父是上海的烟草资本家，他是学徒工出身，后来办了大东南烟公司，30年代在华南非常有影响。前两年，李欧梵来北京讲中国30年代的现代性，打出一张广告，是演员黄人美穿旗袍，岔口开得很高，很时髦的香烟代言人。吃饭时我告诉他，那张画我有真品，就是我家公司的广告。 我姑妈是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我父亲早期在圣约翰大学学数学，后来为了追求自由民主，改上复旦的前身震旦大学，学了四年法文。毕业时欧洲战争开始了，他不能留学，决定跟做资本家的父亲分裂，跑到湖南衡阳的电报局当了个自食其力的小职员。1939年祖父去世，他作为长子回到上海，继承了家产。就这样，很活跃的一个进步青年被迫成了资本家。他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且在自己的工厂里印证“剩余价值”这一套理论。他很痛恨做生意，接管公司后就没有赚过一分钱，倒是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接触，多少钱都投进去了，那是他心之所在。解放后他当上海总工会政治经济学顾问，法国《人道报》中国特邀通讯员。他以一个曾经资本家的身份，在上海讲政治经济学课程，很叫响的。一直到他后来当了右派才太平了，没地方说话了。 我读中学时，放学回家总看到高朋满座，听我老爹在那里慷慨陈词，说不民主的地方应该改正，但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这两点不能动摇，他相信共产党一定有能力领导中国。但他还是成了最后一批右派。他一辈子都信奉马列主义。我孩子小时候放在上海，说爷爷告诉他，钱是最坏的东西，资本这东西是最肮脏和可恨的。1990年我老爹去世，当时我在日本工作，赶了回来，他跟我说，国际资本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你看现在的广告，英美烟公司又回来了——那是他们家的老对头了——英美烟公司说愿意与中国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我烧成灰也不相信他们会这样。半个月以后，他死了。我在悼词中说，他的骨头真的烧成了灰，而英美烟公司正在中国的土地上愉快地进军。他是非常悲剧性的人物。 人倒霉的时候总是连着来的，我父亲1958年1月成右派。8月，我大哥去世。他是中国最早在波兰培养的海洋船舶学副博士，在大连海运工作，30天之内突然去世，至今都莫名其妙。当时家里天塌地陷一样。组织上还算照顾，让我爸在上海郊区劳动，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右派都去了海南、云南。但他工资一下子降到十分之一，生活很困难。 我妈在中年时期，为了我们孩子吃，自己饿肚子，可就是因为这样，她到晚年没有一切的老年病，医生都说她很神奇。美国打伊拉克时，她从上海给我打长途，问，美国不是在阿富汗吗，怎么又打伊拉克了？我说，哎哟老太太，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看她脑子多好！她去年夏天刚去世，是无疾而终。凌晨在睡梦中去世，亲朋得到消息早上去看时，还不相信，说她明明睡着嘛，脸色没有一点变化，很安详。生活最终算是报答了她，也没有亏待我们。 生活从本质上说是公平的。我们家5个兄弟姐妹，全部念完大学，5个家庭，10个教授，很好吧。我觉得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外，社会还是有潜在的公正。社会对于弱势群体充满了深刻的同情心，这是我很感恩的。我最小的妹妹1962年考大学，居委会盯着她，考不上就送到新疆去了，结果她考上了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 我老婆是北大生物学系，我们初中就是同班同学。一起考到北大，这样不好，实在太知根知底了。她最恨我看报纸，喊都喊不动，看完了还发火。我说报上胡说嘛，她说你怎么不说你才是胡说。我看报纸总能发现问题，老婆说你不看不就完了？可我不看难受啊。我要是说别人的文章看不懂，她就说那是你水平不够。 北大荣兼辱，半世一书生 我考大学只能报没密级的专业，老师建议念经济，当时经济系非常冷门，我不喜欢。恰好北大新设古典文学专业，在上海打招生广告，只招3个。古典文学肯定不要求密级。我恐怕自己考不起，但也走投无路。谁知考得很好，高考作文得了上海市第二名，每门课都在85分以上。我能被录取，也反映了北大的人文精神。文革中批判中文系常务副主任，揭发了很多材料，其中一条是“招生工作中执行反对路线，只管成绩不管出身”。我大概也属因此获利的吧。 1964年毕业，我在中科院念了两个月研究生，突然被叫回北大工作。当年中文系毕业100多人，本来只留校8个，他们的出身都很好，工农兵或者干部子弟。我后来被加上，是因为有个燕京-哈佛学社，解放时被当作帝国主义侵华文化机构查封了，十多年来没有动过。领导想趁着学社的老先生还在，找一两个人整理材料，看看哪些能用。当时的北大副校长说，那就严绍璗吧，他懂英文和日文，成绩也不错。但这件事有不同意见，因为我出身不好，后来还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 说到学外语，也是有故事的。我初中学俄语，高中学英语。当年的政策，中学学什么外文，大学还学什么。当时全国基本上都学俄语，被编入英语班的就两个人，学的时候觉得好难，要很努力才能赶上班。考完后办公室统计分数时，发现我们被编错班了，应该是一年级上学期，结果编入了三年级上学期。而我居然考了73分。魏建功先生那时是我们系主任，说，过了就行了，现在你还有三年时间，再学一门日文吧。以后我们肯定要研究日本。老先生都很有前瞻性。我就学了日文，班上一共才9个人。 不久文革了。我们年轻的助教，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对象，北大的革命对象太多了。我们的年龄和身份决定了，也不是革命的动力。于是成了游手好闲派。我无所事事，就抄外国传教士的材料，外语始终没丢。当时全国只有一种外文唱片《为人民服务》，用英文和日文朗诵。我买了来听，没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耳朵熟一点。1969年去江西五七干校，我带了日文版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我老婆说，别人会骂死你的，什么时候了还学日文。我说，日文毛选也是毛选，红皮书都一样的，都是毛主席说的话，没问题。就带去了。大家都这样，没什么好琢磨的，总要找点事做。一同的裘锡圭带了本新华字典去，背得滚瓜烂熟，发现问题就标出来，后来他成为文字学家跟这个有关系。 1971年我从干校回来，在未名湖碰到中文系老系主任杨晦，他当时还没平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见到我就问，外语没丢吧？又说：“外文这东西不要丢，你别看现在没用，以后大有用处。”这是原话。他说什么东西都是看原著为好。文革开始前，批判他歪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背着一摞书来，说，我没有歪曲，你们看，德文版的原文是怎么说的，俄文怎么翻译错了，译成中文又有什么问题。当时我刚留校，都听呆了，很崇拜。他是典型的经院派学者，说话都是有典的，从不瞎说。可他是学者，不是政治家，不知道他的调子上面已经定了，根本不是学术讨论的问题。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水浒是投降主义，北京晚报不敢发。到了文革期间，1975年8月16日，我在郊区劳动，突然被叫回北大。我很紧张，结果说我理论水平很高，要调我入梁效。那篇文章以“闻军”为笔名在《红旗》上发表了。在当时，进梁效是一种光荣，也给知识分子以希望。可我本质上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梁效是封闭的，出门很严格，要登记、还规定时间，搞得像特务组织，很讨厌，我找机会就离开了，前后只待了三个半月。 从我18岁到北大，已经48年了。从思想成长、定型，到学术上发展，一切的知识、一切的成长，都在北大获得，我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生的感受，都和北大有关系，我的很多想法跟社会上的人不一样，是典型的学院派学者，我太太总是要我少发表意见，说我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社会上别人是怎么想的。 北大有时候被高度神圣化，其实也有人性险恶的一面。北大有时候又被简单地骂得太厉害，其实在关键时刻，北大的传统力量、人文精神是很顽强的。 80年代初期，有一天历史系突然传话过来，要我什么时候有空到邓广铭家里去一趟。我什么时候跟邓先生有关系了？就去了。他说，我没什么事，只是最近看过几篇你写的关于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的文章，这事你要坚持下去，我跟你说，你要记住，这事很有价值，你坚持十年，必有成效。等学术界别的人醒过来，你已经走在前面十年了。我找你来没什么事，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怕你半途而废。 后来我们出来经过博雅塔，他说，这明明是水塔，梁思成设计的，有人却胡说是佛塔。湖光塔影很美，说水塔未免煞风景。但事实就是事实，学术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来不得虚假。我想他一定是有感而发。 在北大的岁月里，老先生这一类的影响很深刻，潜移默化。他们关心你，给你鼓舞和支持，生怕你不做下去，不时给你打气，觉得这是他们的责任。我对他们很仰慕。 人生兴共衰，学术一辈子 说到做学问，我觉得首先要有学术兴趣，对学术充满激情，不做心里就慌，就难受。北大有这么一批人。 第二要有平静的心态，不要过于计较生存的问题。我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当年一套房住三户人家，我们住其中的一间，7平米，只够放一个单人床，加两块木板。没有桌子，家里只有方凳和小凳，我坐在小凳上，趴在方凳上写东西，所谓的参考书就放在地上。孩子没法住，放在上海外婆家。共一个厨房，三户人家轮流做饭。而且我房间有一个阳台，是公共的，别人洗衣服要晾到阳台上，所以我的房门是不能关的，住的等于是一个过道。 后来搬了13平米的筒子楼。1978年，一个日本学者说春节要来我家拜年。“外事无小事”，我报告学校，他们说千万不能让他来，我们住的那房子太丢脸了。你请他吃个饭，就算拜过年了，费用由北大报销。谁知年初二，我正在走廊洗衣服，他自己找来了。后来他在一本书后记写到：“严先生一再告诉我他的房子很小，所以我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去了才知道，我的想象力是远远不够的。我终于知道了四人帮是如何迫害知识分子的。”我们看了哈哈大笑，说幸亏中国还有四人帮，可以归罪他们。 我也郁闷，也有想法。北京盖这么多房子，也不知道是给谁住的，总也没我们的份。但并不觉得活不下去，牢骚是有的，但照样做自己的学问，写书。总的来说，对生活的要求还是清淡，最主要是有自己喜欢思考的学术问题，就投入开心，不会那么在意生活上的事情了。 我的第一本书是《日本的中国学家》，这书现在评价很高了，说是中国学术界研究国际汉学的开山之作。1978年中国社科院刚刚成立，设立情报所，里面有个中国学研究室，得了胡乔木的指示，说要编一个研究中国的日本人名单。于是找到我。 找我的原因，估计是因为我1974年第一次访问过日本，当时还在文革中间，但邓小平管事，气氛开始宽松。国立京都大学乘机邀请中科院组织一个六七人的学术访日团。但当时科学院乱得一塌糊涂，没法组织，国务院就批给了北大。北大1968年后在部队管制下，比较有秩序。6个人中有我。可能是因为我懂日文。批林批孔时，涉及到日本的东西学校都找我翻译的。同意北大社科访问团赴日的名单是周恩来批的，现在还保存在革命博物馆，是他最后一个外事批件。我们走了十四五个大学，拿了一大堆名片。他们要我把手头的名片排一排，编出个名单来。排了200人，他们觉得很好，但不够，要求扩大到500人。 我想到日本书后面有作者介绍，搜集就行了。那时的北图还在北海，一次借5本，交上索书条后等着。对他们的服务态度我没法评价，他们开门后首先要喝茶，然后聊天，想起来了才去找书，等到书拿出来，至少半小时，有时一小时。中午不能出去吃饭，因为出去书就要还，再借又是半小时一小时，加上吃饭，一天就不剩什么时间了。最糟的是不供应水。后来我发现厕所里有自来水，高兴极了。我至今对男厕所里的水龙头很怀念，每次从北海过就记得。现在的北图当然好一点，服务人性化。 就这样，我每天从中关村骑自行车去北海，等着8点开门，中间不吃饭，喝自来水，5点关门后出来，在旁边小摊吃点大饼什么的，再骑车回家，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又赶紧整理一天抄的资料，第二天早上再去。这样坚持了两个多月，北图的抄完了，再去上海图书馆。 我住我妈家，又如法炮制，妈妈说不吃饭怎么行，要不中午给你送饭去吧。我说干嘛，送什么饭，搞得跟探监似的。我在北京已经锻炼出来了，都习惯了。上海图书馆比较好，我去了半个月后，他们见我不断借书还书，问我是不是借书量特别大，可以开个书目单子给他们，他们有一个空房子，把书都放里面，我中间要出去跟他们说一声，锁门就行。真是太好了，中午可以出去吃饭了。举手之劳，给了读者巨大的方便。 我在日本有一次经历，快中午时，图书馆工作人员问我是否吃饭，原来他们在外面订盒饭，比单独定便宜一点。我们去吃时，饭放在那里，还有一杯水，是热的。他们不是对我特别，给每一个读者都订饭，倒水。日本是一个不讲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呵。 反正，做学问没有一点奋斗、拼命的精神不行。比如这本《日藏汉籍善本书录》4册，中华书局刚出的。中国的古籍流传到日本的到底有哪些，藏在哪里，现在情况怎么样，调查这个是重要的，但从1984年立项到今天出版，我整整走了22年的时间，39次往返中日，调查书籍18000多种，搜集了目前藏本的90%左右。知道这事的，比如任继愈，见了我就开玩笑：“日藏汉籍弄出来了吗？我还能看到吧？”哈哈，还好出来了。这本书就是我的墓志铭了。有个日本文献学家感慨，应该由日本人来做的，现在由中国学者完成了。 中国人在日本异国工作，很不容易的。放下当然不可能，完成又不见尽头，很苦闷、很气馁，不知何时何年才能做完这件事，赶紧回家。可每天晚上在灯光下整理一天的工作，又发现了有意思的新材料，很高兴，又振奋起来，第二天接着做。凡是做事还是要有点忍耐和坚持的精神。 第三，做学问和生存环境有关。生活的境遇、生活的环境、总体的文化状态，包括和领导、同事、家庭的关系，其中任何一个关系没处理好，都很烦恼的。我很幸运，江泽民、日本天皇和皇后都曾接见过我。我所处的相对人文环境很浓，在北大作研究是自生自灭的，你有兴趣做什么，一般不干涉，如果你做着做着不想干了，也没人追究责任，相对学术自由，很尊重个人的喜好和自由。也有勾心斗角，但我周围的环境很好，大家之间没有太多的冲撞，各人有一摊事做。人和人坦诚相见，各人各尽其能。还要有多元文化的心态，万众一心是不可能的。 另外，学术的道路要宽广。我就是从杂家走上专家的道路。我的研究，一个是国际中国学，从日本汉学开始的。一个是日本汉籍调查，现在有学者提出，应该把日本、韩国汉籍调查等，提升为国际汉籍文献学。第三个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成立时，乐黛云要我过去，后来因为她的提携，我做个所长，现在拼命想辞职。我最大的兴趣就是做自己的事，这是我全部的乐趣所在。 最后，要养成健全的学术心态和学术智慧。人文学者需要积累，我特别不赞成现在文科的博士制度，毕业太容易了。我1994年开始带博士，现在只13个毕业，一年也就一两个，这是符合规律的。吉川幸次郎是50到80年代日本中国学绝对的权威，他一生招过100多个博士生，只有11个毕业。“吉川的博士”首先就是一个学术地位的认证，博士读到这个程度才有意义。一个人一年招20多个博士，怎么带？ 不读博士也可以成为学者，但博士要把学术性规范和改造到学术研究上来，让研究生命沿着合适的道路走。规范不是某一个人想出来的专制统治，是先生，先生的先生，一代代积累的经验，概括总结出来的。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说学术规范，那个余杰很不满意，说，先生老了。简直是胡说。学术要有规范，是做学问的人最老实的态度。 我们读书时，顾颉刚说，你们有什么学术感知就写下来，但不要发表，每年拿出来看看，有什么补充和修正。20年后必为大作。可见学问要千锤百炼，不是感想式的，不是激情表达式。像我们这样3年出一个博士论文，不可想象的。现在的政策也很愚蠢，教授的调入以50岁为上限，人文学科要50岁以上才出成果的。季羡林说他70岁之后开始出成果。 还有，从小学一直读书到博士，这样的学生很嫩的，做不出大成绩。我不从硕士生直接招学生，一定要工作一段时间，再回来考博士。我强调原典实证，需要生活的积累、文化经验的积累。我对少年作家很不满意，他们不成熟，不诚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