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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漫话》已经再版，它的好处，读者自有判断。我所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先生善于从文学作品中发现问题，并且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之间建立联系。前者需要敏锐的眼光和判断力；后者更多地依赖运思的巧妙。文章的前半部分揭示了《西游记》的市井文学的特性。比如孙悟空如何投在一位走江湖“打市语”的师父门下，然后才变得灵巧善变，成为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孙悟空的形象。那么如何来确认孙悟空作为市井文学的英雄形象的依据呢？先生引证了两类作品：其一是“三言”、“二拍”中描述市井神偷和江湖好汉的白话小说，比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宋四公和赵正，《神偷寄兴一枝梅》中的懒龙，与孙悟空在身体特征、行为方式、行骗偷盗、腾挪变化的本领，一直到使性命气、“大闹”官府的“造反”生涯，都如出一辙。其二是“三言”、“二拍”讲述客商行旅的江湖风波的故事，同时对照《水浒传》中江湖好汉的历险传奇。孙悟空西行的劫难因此不过是江湖历险的翻版而已。其中的一些细节，例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收编猪八戒，与鲁智深在桃花村大战周通，不仅出自同样的母题，在叙述的方式上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建立了这样的两个联结点，就像下棋到了关键时刻，走出了两步高招，结果是满盘皆活。因为这两个点找对了、认准了，不论怎样比较，都能够左右逢源，水到渠成，如百川之归海，浩乎其沛然矣! 我们研究《西游记》，向来只提及上古的神话、中古的志怪传奇，稍晚的《封神演义》，极少想到“三言”、“二拍”和《水浒传》，因为“神魔小说”的定义就像孙悟空给唐三藏画的那个圈子，把我们的想像给限制住了。跨出这个圈子，我们并没有被妖怪拿去或者吃掉，而是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听见一些遥远的话语，声息相通，如相应答，向我们讲述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故事。 协助先生撰写《西游记漫话》的另一点感触是，先生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笔锋一转，进而指出《西游记》的想像力和喜剧性如何最终统一升华为一种童话精神。关于童话或儿童文学的问题，五四学者如周作人等，均有所讨论。当时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与西方文学的对比，反过来问中国文学或者中国文化缺少了什么。比如说，中国为什么没有神话和史诗，或者至少是没有系统记载的神话和充分发展的史诗？中国的戏曲为什么晚出？也有人问为什么中国没有童话，为什么中国文学中儿童的形象如此罕见，而动物一旦开口说话就变成了妖怪，哪里还谈得上欧洲童话中那些可爱的王子公主呢？依照这种思路，接下来的诊断很可能就是中国文化又出了一个老大民族可以预想的毛病，那就是，我们的传统教育扼杀了儿童，窒息了天真的幻想等等。周作人因此着意于介绍欧洲的童话，或者从中国通俗或口头的文学中去探寻童话的消息。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并不简单。自从一九六○年法国学者Philippe Ariès 出版了他的名著Centuries of Childhood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在欧洲的语境中，童年(childhood)是一个现代的概念。生长在中世纪欧洲的儿童与成年人穿的是一样的衣服，打一样的工。像成人那样不识字，因此也像成人那样受到口头文学的影响。毫不奇怪，儿童即便偶尔出现在中世纪的文学和绘画作品中，也不过是小大人的形象。童年既然是现代的产物，欧洲童话的观念也不免要有相应的调整。事实上，近三四十年来，欧美学者对格林童话的来源和性质已经提出了质疑，指出其中的不少作品并非如格林兄弟声称的那样来自民间的口头传说，而是出于作者本人的创作。而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为儿童讲述的故事，在今天的读者看来，甚至包含了不可思议的、令人恐惧的、至少也是儿童不宜的内容。因此，追问中国的传统文学何以没有产生童话，从一开始就可能是一个错误。而如果从晚明的《西游记》中竟然可以确认某些童话的因素，则又不啻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不仅可以修正我们理解童话问题的习惯的前提和出发点，而且有可能由此而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供我们思考和讨论。 先生在《西游记漫话》中，从动物王国、儿童的游戏性与模仿性、天真的童心、非逻辑的想像与不连贯的叙述等方面，来描述弥漫在《西游记》中的童话气氛。这是文章中最精彩的部分，最能见出先生的童心和慧眼。例如第三十三回写孙悟空在平顶山与小妖换宝贝，先生评论说： 这一场戏是孩子气十足的。儿童好奇心重，总是看着别人的东西好，所以也就最喜欢交换。孩子们碰在一块儿，各自带来自家心爱的东西，像什么邮票、糖纸、烟盒，甚至拾来的石子、贝壳等等，拿出来夸耀一番，然后相互交换。怕事后翻悔，又赌咒发誓。这原是儿童生活中常见的场面，我们读来并不陌生。甚至连孙悟空与小妖的神情语吻也似曾相识，比如孙悟空听伶俐虫说要换宝贝，心中暗喜道：“葫芦换葫芦，余外贴净瓶：一件换两件，其实甚相应！”即上前扯住伶俐虫道：“装天可换么？”那怪道：“但装天就换，不换我是你的儿子！”这一段对话读下来，就如同是在看一场儿童的游戏，神情姿态，直是毕现无遗了。 论述孙悟空在狮驼洞与老妖周旋的那一段文字也同样妙趣横生:“孙悟空能跑到妖怪的肚子里，这本来就只有童话才想得出，而他在妖怪的肚子里竟然又打秋千，竖蜻蜓，翻跟头乱舞，简直就像是一个无法无天的顽童。”小说接着写孙悟空出来以后，却还将绳子系在妖怪的心肝上，用手牵着，直扯着妖怪漫天里飘荡：“众小妖远远看见，齐声高叫道：‘大王，莫惹他！这猴儿不按时景：清明还未到，他却那里放风筝也！’”先生评论道：“不仅孙悟空在游戏，在小妖眼里，这一场搏斗也正有如放风筝的游戏了，还埋怨说‘不按时景’。这真正是一种儿童的兴趣，恰好可以说明《西游记》中追逐格斗的游戏性质。” 总之，《西游记》中的小妖常常好戏连轴，而在先生看来，他们有时竟像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快乐儿童。若以常情度之，上述的场景和对话简直是无理取闹。而这正是它们的好处，因为它们讲的是儿童的道理。这样一个观察的角度，在我们的《西游记》研究中，实在不可多得。因为我们好大喜功，一心一意要在文本中寻找微言大义，仿佛不如此，就对不住这部小说，而这部小说也就因此不够伟大了。于是，我们轻易地放过了小说中这些神来之笔，忘记了小说之所以吸引我们，并不是因为它的宗教框架，而所谓西行取经通常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借口，为的是让这里所读到的精彩游戏，连番登场，层出不穷。先生谈到小说第七十四回中小妖“敲着梆，摇着铃”的一段文字时，提到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火绒箱》中曾经这样写一个走在路上的士兵：“一个兵沿着大路走来——一，二！一，二！他背上有个背包，腰边有把腰刀，他从前出征，现在要回家去了”。先生说：“这个‘一，二！一，二！’用安徒生自己的话说，就是‘照着对小儿说话一样写下来’的。”安徒生的这段话，用的是周作人当年的翻译。可见，先生对《西游记》的思考，虽然完成于八十年代，其中的问题，却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 写到这里，我不禁记起先生关于治学的一些谈话。在我离开北京前的一个月，先生郑重地谈到我将来的学术发展：像你这个年龄是最可宝贵的。重要的是培养你自己的职业敏感和良好的素质，这样才有突破力。就像一把刀子是锐利的，遇到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不论进入哪个领域，都能做到游刃有余。人不可能把材料都收集全了才开始研究，追求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就像侦探总是顺藤摸瓜，科学家从苹果落地这个事实中探索地心吸力的原理。这是别人都做不到的。别人也看到了这些现象，可是只有他才创造了地心引力说的理论。这种在常见事物中独具慧眼的能力，是一切发明创造的前提。谈到写文章，先生反对铺陈，因为铺陈只是在面上展开。最重要的是要有纵深，要从一点深入进去，把问题说透，这样才能获得一个高度。严羽说：“唐人与本朝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这是一个境界高下的差别。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个敏感性的高度是在青年时代获得的，此后发展的规模取决于这个高度。所以，必须首先去发现自己的敏感点，找到自己的突破口，全力去培养它，发展它。先生多年前的这番话仍然时常给我以醒觉，提醒自己不要被汗牛充栋的书本压垮了，淹没了，或者因为日常的事务而变得迟钝平庸，消磨了锐气和想像力。我更忘不了先生曾经这样说过：无论什么样的学问，都应该高屋建瓴，也就是要保证在高水平上进行。就像是唐诗，工拙姑且可以不论，毕竟气象不同。这气象便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体现。 与先生谈话，总是这样感到精神振奋，仿佛蓄电池又一次充电。而与先生相处，又每每有如沐春风之感，令人神清气爽。先生是诗人，可是先生说，诗人是一场修炼。先生对学术有自己的标准，却从不固执己见，更不落于迂腐；性情豪爽豁达，而又重人情讲事理；无论是日常平居，还是接人待物，都流露出淳厚的性情修养和文人本色。一九八八年七月的一天，我上午刚刚在先生那里协助完成了《西游记漫话》的《后记》，下午又收到先生托保姆转来的一个便条：见条后即来一晤为感。我匆匆赶到燕南园，一进门，先生就拉着我的手说：有一件事情，你无论如何得答应我。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才是。先生说：你上午说机票涨价，我不清楚到底涨了多少。这是三百元钱，你就用来买机票吧。我这才想起来，上午说到等出国签证期间，我打算回家一趟，顺嘴提到了机票的事情。我有些措手不及，又后悔上午多说了一句话，连忙说，我已经决定买火车票回去了。先生坚持说：不管买不买机票，这钱反正你是需要的，买衣服，置行装，都需要。我们相处了这几年，真舍不得你走！可是不知道怎样来表达才好。这种方式当然未能免俗，可是清高不解决问题。你现在有困难，我就应该帮助你。好在这是我们的一场情谊，不在乎方式。 一个月以后，我离开了北京。此后的几年中，我一直与先生保持通信联系。也曾经多次打算回去看看，可是由于各种原因，直到一九九六年才终于成行。一九九七年和二○○○年，我又先后两次踏上了燕南园的小径。先生的书房仍然是当年的样子，连摆设也几乎没有变动，一切都让我那样惊讶地感到熟悉，恍惚之间，如同回到了过去。墙上挂着师母的相片，默默之中，含笑注视着我们。阳光透过窗前的竹叶洒落在案头，我和先生像从前那样各坐在书桌的一边，随意聊着，仿佛是继续昨天的谈话。周围的世界渐渐隐入背景，离我们远去，只有空气中的微尘在阳光下闪烁。在这相对晤语之间，十年的时光已悄然流逝！ 记得一九八八年初，我陪先生去校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告诉我说，先生的脉搏和心跳像年轻人那样健康有力。他用的是诗的语言，说先生有一颗年轻的心。我想，我们比他更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无论是读过先生的文章，还是听过先生的课。我姑且就借用这句话来结束这篇文字，并从大洋的另一端，为先生祝福。 二○○四年十月于曼哈顿 文章原载《读书》2005年第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