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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陈翰笙辞世近两年了。先师虽去，师情犹浓，教诲不敢忘。兹忆当年师生事，纪念先师，为自己余生鉴，亦为那精神薪火相传。 ——题记 85岁的人当老师，还是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同事？ 1982年春末，我21岁，考上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硕士生。管教务的老师通知我：派给你的导师是本系外聘的教授陈翰笙。 “谁是陈翰笙？是写戏的阳翰笙吧？”那老师说肯定不是，可也说不清陈翰笙是干什么的。只告我，听说陈翰笙曾与李大钊和蔡元培共过事，85岁了，脾气倔，要学生去他家面试，面试后才决定收不收。天哪，85岁的人当老师，还是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同事？ 我第一次见到陈翰笙是在他东华门附近的家。他问我为什么要跟他念书？我说那是系里分配的，不过我很乐意来，因为他是蔡元培和李大钊的同事。我们北大77级和78级学生已经捐了款，给这两位在校园立铜像。他问我为什么要念国际政治的研究生？我说，我忒想上研究生，本科学的就是这个，所以只能考这个。随即我就狡猾地转守为攻，“面试”他，“审查”这个无锡老头的“个人历史”。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为面试的“成功”纳闷。他喜我“勤学好问”？换了我，大概会立即撵走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后来经历丰富了，我才知道，那是“缘分”，缘起不灭。 开学了，正式去陈翰笙家上课，他已迁居复兴门外24号楼——那时俗称“部长楼”，今天称为“高层板楼”。那“部长楼”并排有两栋，像堵大灰墙立在长安街边，却是80年代起始时京城著名的所在，今天称为“高尚社区”的那种。他要我每次来之前打电话预约，电话号码是“邀尔乐临”（1260）。我记数字的本领在那时就臭名昭著，今天更成为学生们的笑话。亏翰老想出这种怪词，这号码我至今还牢牢记得。从此，陈翰笙成为我的启蒙恩师。两年里，我每周去他“106室”的家中上一次课。每次两小时，单兵教练。 自1984年夏毕业，至恩师过世，时间飞过了20年。不过20年，却天翻地覆，世事全非。当年追随恩师习学国际政治，中国的死敌是苏联。苏联诞生前，恩师就去美国留学。苏联没了，恩师还活着。他的生命跨越了三个世纪！ “106室”的主人于2004年3月13日仙逝，享高寿107岁有余。去他家吊唁，我所熟悉的“106室”全然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从未“装修”过，一件新家具没有，均为旧物，连书桌摆放的位置都没变。当年，他坐桌这边，我坐桌那边，学英文，谈历史，一杯清茶，漫议国事，打赌开心。正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106室低声迴荡着先师喜欢的丝竹曲。先师去也，师情犹浓，遗像如生，教诲不敢忘。睹旧物，思故人，满心的惆怅，更有满怀的感动。 其他国家的语言你不懂，只好研究菲律宾了 每周去“部长楼”上课，常有意外的惊喜，能见到原只在电影里见过的“高干”名人。因为是固定时间，便能在地铁站见到文革时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他那时好像固定每周半天，乘地铁去四季青公社上班，而且还戴着那顶标志性的草帽，不过不再有政治含义，只为避免让公众认出来。还能见到的其他名人也不少，比如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先师无子女，夫人在“文革”时去世，起居由其九妹照看。先师父母生9子，仅存首末2子，长子先师，另一即九妹。先生的小妹慈眉善目，迄今健在，高寿91岁了。每次去上课，到家落座，她便端来一杯清茶。谈历史时，她有时取椅坐于先生身旁，偶尔取笑先生眼疾，拍着他的手，说他瞎眼不辨人。她给师生关系带来一份轻松，带来了家一般的气氛和爱意。到了80年代中，她年事已高，自己都需人照顾了，返沪养老。她女儿童大夫一家照看先生，直至为先生送终。 与现时不同，陈翰笙对指导研究生是非常认真的。师生就是师生，每周必定要上课的，但“课堂气氛”轻松愉快。而今许多文科研究生隔周上课，还忙着为导师写书，学生写书给学生念。陈翰笙上课按部就班，1小时教授英文（中译英），1小时谈历史、社会、时政、和硕士论文。先生有高朋来访，亦不得逃课，命我移座去听他们的高论。 先生指导论文非常有办法，是紧逼盯人式。 第二次去他家，就把我的论文方向定下来了。他问，你研究外国政治研究哪里？我说研究第三世界。他说，研究拉美你不懂西班牙文。研究非洲你不懂祖鲁语或者斯瓦西里语，也不懂法文。研究中东你不懂阿拉伯文。所以你只能研究亚洲。研究亚洲的南亚，取得资料太难，研究的人也不少了。研究东北亚你不懂朝鲜文，不懂蒙古文，所以只剩下东南亚了。新加坡最反共，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没有资料。其他国家的语言你也不懂，只好研究当时与中国关系不错的菲律宾了，菲律宾的官话是英文。我只好说，菲律宾就菲律宾吧。他说，下个礼拜，你把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所有关于菲律宾的资料拉个清单，拿来给我看。原来，研究方向是这样定的！后来我把此法略加改进，用于自己带的研究生，屡试不爽。 上课“自由来去”，是老北大的自由传统之重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疯狂地往返于北大和北海（当时国家图书馆还在北海旁边）之间。翰老极为重视“资料”，重视到近乎痴迷的地步。他80多岁了还在主编《华工史料》，以及《外国历史小丛书》。他还是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图书馆的创始人，那是世界上几个顶尖的专业图书馆之一，至今使用陈翰笙独创的编目法。好在当时国内有关菲律宾的资料稀少，自麦哲伦登陆后的数百年也没多少中文著述，进口外文书就更少，抄录图书馆卡片就够了。到第三次见面，我拿着手抄的清单去见老师。翰老很满意，很高兴。后来开始教书，就懂得他为什么满意我了：我并不因他近乎失明而偷懒，比今天的多数研究生勤奋、听话。他问，资料大多是关于什么的？我说是关于历史的。他说那就对了，要我认真读菲律宾的历史，找个细点的研究领域，下周来告诉他。 我又废寝忘食地读了一个星期，摸清了菲律宾历史的大线索。菲律宾史大体是民族主义发展史，是民族形成史。到第四次见面，论文题目就定下来了，研究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这篇论文说明，帝国主义导致殖民地，殖民地导致民族形成，民族形成导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导致独立，宗主国让殖民地独立时留下民主制，民主制在新帝国主义的面前的脆弱导致民族主义的专制，专制的堕落导致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浪潮。我完成这篇幼稚的论文只用了两年，是当时北大文科惟一提前一年毕业的研究生，还是经“校务委员会”讨论同意的。当时的理工科有否此例，我不知道。为了追求做硕士论文的效率，我“逃”了不少北大的课。回想起来，逃课很“值”。后来在北大执教，我从不点名，学生爱来不来，可迟到，亦可早退。翰老曾告诉我，上课“自由来去”，是老北大的自由传统之重。 翰老居然为研究生写论文收集资料。从第三次见面起，翰老就开始剪报，让家人和秘书给他读报后把有关菲律宾的报道全剪下来，每周都会给我一些豆腐块剪报，两年下来，竟是一大堆。如此，我有了认真读报的习惯，读每条消息，就会想想这条消息说明了什么，能支持什么样的论点。对照今天，老师让研究生为自己写书，方知翰老为学生收集资料之不同。老师的心血，当时看似平常。自己做了老师后，方知那是极为不易的。自己做了父母，才知父母对子女的一片心。 比起本科时代，硕士论文让我的学术本领“上了一个台阶”，成为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我把那篇论文译成英文，寄给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系，改变了他们因没有GRE成绩而不录取我的决定，挣来了当那个系博士生的资格。菲律宾是亚洲惟一的“拉美国家”，与拉美情况非常相似。这项研究使我后来很容易理解拉美学者发明的“依附论”，决定了我以“比较政治学”为生，也奠定了我在右派时代对左派的同情。有时我甚至自嘲：如果那时知道科学在于精致地证明出色的因果关系，“依附论”的发明权可能就归我们爷儿俩了。 什么是structure，我不懂英文！ 翰老还教我写文章。要点大多忘记了，但有一条是一辈子不会忘的，就是通俗易懂，写短句，不用生涩的词。他告诉我：没学问的人，才用怪词。凡使用老百姓不懂的词，要么是想吓唬读者，要么就是没读懂外文原文。因为他当时没讲出什么道理来，我一直不服气。有一次，我提到“社会结构”，他马上严厉地质问，什么叫“社会结构”？我当时并不知“系统论”的道理，只是人云亦云而已，一下子把我问倒了。就说，结构就是structure。他更恶狠狠地问，什么是structure，我不懂英文！我解释不出来，憋了半天，才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我指的是“阶级力量对比”。他嘲笑我，那你就直说“阶级力量对比”就好了，干吗要用什么“社会结构”啊？还structure呢！我还是不服气，认为他强词夺理，但这件“强词夺理”的事给我印象太深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写博士论文，导师认为我的英文句子太长，让我去读韩丁写的《翻身》，说那是最好的英文。老师解释说，社会科学作品与自然科学不同，是要给大众读的。大众读得懂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大众读着明白顺畅的文章，是最好的文章。老师告诉我：博士论文，应当让你没念过政治学的老妈也能流利地阅读。我这才恍然大悟，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没有一个长句，没用一个“大词”，所以是文笔最好的书。该书的中文版是学生翻译的，学生没能领会其语言的通俗，自以为是地翻译成很“学术”很“洋气”的味道。社科论文的“学术气”，其实就是“学生气”。 翰老早就对我讲了这话，是学生愚钝，迟迟未能领会。 踢着顾维钧的椅子，警告他不许卖国 看上去，先师是无所不通的杂家，却是学历史出身。他要我认真读历史，什么历史都读，古今中外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非常幸运，老师的传奇经历本身就是部丰富的历史书。他的历史感如此之强，经历如此有趣，那时的我虽无法理解，却留下深刻印象。 翰老讲他当年在美国做学生，当过激进学生的代表。顾维钧去美国谈判，陈翰笙代表学生闯入会议室闹事，踢着顾维钧坐的椅子，警告他不许卖国。先师告我，顾虽西学出身，老婆却一大堆。我那时在读《顾维钧回忆录》，津津有味，正在做外交家的梦。翰老三言两语，把我对顾的向往和对外交的神秘感一扫而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