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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2006年3月11日（美东时间）深夜，我从学术批评网上获悉刘祚昌先生因病不幸在美国逝世。这一噩耗使我十分震惊。2005年12月初，我到美国后，和先生通过几次电话。前不久还有一次通话。每次长谈，先生都谈笑风生，言犹未尽，还相约有机会在西雅图见面长谈。如今先生却突然离我们而去，悲痛之情，难以言表。 我在和刘祚昌先生家人电话联系后进一步获悉，很长时间以来刘先生身体一直感觉良好，特别是一周前刚刚经医生全面体检，医生说刘先生身体很好，各个方面都很正常，血压正常，呼吸和心脏系统也很正常。刘先生的一切活动如常，只是感觉有时腿走起来没有以前那么利索，9日（美西时间）晨，家人发现先生没有相往常一样地早起，而是昏睡不醒，且伴有呕吐现象，于是急送医院检查和抢救，经检查脑后部位发现血拴堵塞等现象。10日晨7：25分（美西时间）终于不治，告别亲人。先生长眠时，还如同往常一样地安祥，终年85岁。 刘祚昌先生（1921.5.10-2006.3.11）, 辽宁辽阳人, 早年就学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49-1956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56-1997年在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离休后旅居美国爱女西雅图家。刘祚昌教授曾任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山东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界和世界近代史学科的学术奠基人之一。刘先生60多年的学术成就大大推动了我国的美国史和世界近代史的教育和研究，他为人耿直，仗义执言，德高望重，是学术界的楷模。他的《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版,1978年）、《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1990年）、《杰斐逊全传》(上、下卷)（齐鲁书社,2005年）、《世界史（近代史）》（两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世界通史（近代卷）》（两卷本，人民出版社版）等学术著作和教材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和教育遗产。晚年他对杰斐逊的研究更把中西文化相溶合取得了丰硕成果并推向世界，他是中国杰斐逊研究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学者深度研究美国杰出的学术领军人，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已经并将继续影响我国的世界史和美国史学术研究事业。 刘先生是我尊敬的师长，又是无所不谈的挚友。他作为几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每次来北京时，我们有机会交谈，言语之间流露出先生对腐败现象和教育行政部门官僚作风的深通恶绝。但是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学术研究本身。记得还在20世纪80年代初，刘先生就有来北师大历史系任教的意愿，如果当时刘先生果真加盟北师大历史系，则北师大历史系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研究有了知名学术带头人，无疑是学术发展的大好机遇。可惜鉴于当时人事制度的封闭和校系领导缺乏引进领军人才的大手笔，这次难得机会十分遗憾地擦肩而过。不过我和刘先生之间的学术交往从未中断。刘先生对于中青年学者总是爱护有加，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美国的崛起》一书，刘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专门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先生对杨玉圣君批评学术不端行为也倍加推崇。 在刘先生晚年的学术生涯中，前后用了近20年的时间集中专注于研究美国民主主义的伟大先驱托马斯•杰斐逊，不仅发表多篇研究杰斐逊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而且出版了个人著作《杰斐逊传》，翻译出版两卷本的《杰斐逊集》（三联书店版），他用晚年的全部精力连续十来年完成了131万字的两卷本《杰斐逊全传》。1999年以来，我三次来美国期间， 我们的谈话往往离不开他所钟爱的杰斐逊研究，他告诉我对于杰斐逊这个人物，无论从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还是道德情操上都太值得研究了，太有意义了，如果和我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比较研究那就更有意思了。在1990年在他《杰斐逊传》一书出版后，美国就有学者说：一个中国人发现了杰斐逊，此人就是刘祚昌。刘先生决心要继续完成杰斐逊传的续集，并且集中精力做好这件事。由于杰斐逊传的内容太丰富，他担心短时间里难以完成，而在写作方法还是手工式的“爬格子”，所以更要抓紧时间日以继夜地干，有时走路休息也想着这件事，到了2003年手稿终于完成了，当时估计字数在100万字左右，接着联系出版成了他关注的事。尽管刘先生的学术成就斐然，但是对于已经离休多年和远在海外的他，在没有任何资助或必要出资的情况下，要想必须考虑经济效益的出版社来出版他的百万字以上巨著，实在是难上加难。本来中国美国学会的资助出版的福金基金已经不再继续资助国内学术著作出版，国内尚无资助这类学术专著的专门渠道，几经周折，专著终于由齐鲁书社在2005年出版。刘先生20来年的辛劳终于有了一个较为满意的结果。 两卷本的《杰斐逊全传》几乎倾注了刘先生晚年的全部学术精力，这部总共131万字的呕心沥血的学术专著，显示了刘先生富有创建的学术见解，《全传》以大量文献资料不仅充分展现了这位“集杰出的思想家、杰出的学者、杰出的政治家和杰出的身体力行的道德家于一身的稀世伟人” 杰斐逊，而且高度赞扬了杰斐逊的民主主义思想是“留给美国人民及全世界人类的重要的宝贵遗产。”“对于金钱万能、人欲横流和崇尚物质主义的当今世界，会发生针砭作用。”（《杰斐逊全传•序》），尤其是先生凭借他造诣很深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根底，将杰斐逊和我国古代孔子等历史文化名人进行比较研究，这种中西文化集于一体全方位考察的研究方法开辟了一条研究的新途径。尽管对于杰斐逊的评价见仁见智，有人并不完全认同刘先生对杰斐逊的评价，但是作为一家之言，作为中国研究杰斐逊第一人，作为研究杰斐逊的独特方法，刘先生的历史贡献是无可置疑的。 在我的印象中，刘先生的身体一直很好，在济南时期，他每天要爬千佛山，在美国他每天散步一个多小时，他身材苗条，是个典型的“老来瘦”而康的体型，这为他的长寿准备了很好的条件，谁能想到他会那么早突然就离开我们呢。刘先生在电话中多次和我谈到“寿而康”的重要，有了“寿而康”的身体，还要在余年做些力所能及而自己喜欢所的事情。这10多年来，刘先生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学术界和媒体甚至连他人在何方都不清楚，他甘愿连续多年坐冷板凳、甘于寂寞，无私奉献于研究杰斐逊的学术事业，谁能设想一个已经七旬以上老龄的学者，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默默无闻勤奋耕耘十余年终成正果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对于一个美国个人的研究的深度和成就来说，国内尚无其他人能和刘祚昌的杰斐逊研究相比。刘先生有这样的学术造诣，不仅得益于他的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功底，而且受惠于他对于美国历史和社会文化的深刻了解和探索，还和他的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是分不开的，而在这几个方面我们的不少学人和先生差距甚远，不仅先天不足，而且还后天乏力，尤其是受到现行数字量化奴役的摧残，很难产生像刘先生这样的历史学家。 我们纪念刘祚昌先生，就是要认真学习和实践先生的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全身心地奉献学术和教育事业。我们的教育和学术管理部门，也应认真反思如何改革目前的不合理的学术管理制度，让创新型学术带头人脱颖而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