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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除了在理论上的研究之外，您还致力于把全球史观写进大学教材的工作。现在，您正在着手对吴于廑、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教材的15—17世纪部分进行修订、实际上是对齐先生主编的这部新教材的相关部分重新撰写。您是否可以介绍一下在这个重新撰写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全球史观的思路？ 答：这个题目可以写篇文章来谈，而且我现在确实正在准备写这样一篇文章。这里先简单介绍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撰写过程中，利用全球史的方法，从高度宏观的角度审视世界的格局和发展大势。 我以为，15—19世纪的近代世界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5世纪是第一个阶段，16、17世纪是第二个阶段，18、19世纪是第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世界明显分为三个区域：一是包括北非在内的亚欧大陆文明区，这里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二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这里虽然通过穆斯林的跨沙漠贸易与欧亚大陆有些接触，但总的来说比较封闭，所以发展水平较低，内部发展也不平衡，沿海地区有比较成熟的农业文明，有些手工业和商业城市也达到一定规模，但内陆还有不少靠采集和狩猎为生的部落；三是大洋洲和美洲，这两块大陆被海洋隔绝；与外部其他文明没有往来，内部由于交通不便各地区之间也少有走动，所以社会发展最为落后，除个别地区外，一般都还没有跨进文明的门坎。在最发达的亚欧文明区，同样是发展不平衡的，若按文明程度高低，基本上是由东向西的排列顺序。但是处于发展前列的中华帝国和伊斯兰帝国，由于其庞大的封建农业系统异常稳固，用而创新驱力不足。而欧洲，特别是西欧，内部存在各种紧张关系，比如教权与俗权相争、封建贵族与王权相争，城市与农村相争，因而西欧社会比较具有张力。正是这种社会张力。形成了世界近代史第二阶段的特点，即欧洲向世界发起挑战。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各地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欧洲的冲击。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美洲，在16－17世纪美洲已经彻底沦为欧洲的殖民地。其次是非洲，非洲的东西海岸成为欧洲商人的中转站，大量人口被掠往美洲充当奴隶劳动力、但内陆地区由于环境恶劣，尚未受到欧洲人侵扰。欧洲人虽然进人了印度洋，打破了穆斯林商人对这一区域的贸易垄断，但是他们未能实现控制印度洋贸易的目标。奥斯曼、萨菲和莫卧儿三大伊斯兰帝国依然强固，尽管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已露出衰落的苗头。受冲击最小的是中国等东亚国家，虽然有少数欧洲人在这里登陆并经商，但他们对东亚社会产生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十六七世纪欧洲的扩张之所以受到限制，是因为当时欧洲的生产能力还不足，拿不出足够的、让伊斯兰世界和东亚国家感兴趣的商品与之交换，而只能用在亚洲区域贸易中承担运输任务赚得的钱和从美洲掠得的贵金属来交换东方产品，因此资本积累不足，生产发展缺乏支撑力。欧洲的生产不足状况直到工业革命时期才发生巨大转变，此后在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武力的支持下欧洲工业品行销全球，欧洲从此在世界上占据绝对优势，所以十八九世纪是欧洲的世纪。整个世界被欧洲所征服。 另外，关于班国人迁徙对非洲的影响、欧洲移民传播的疾病给美洲和澳洲带来的人口损失、美洲作物传人其他大陆引起的社会经济变化、三大洋（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贸易的特点、带有超越国家性质的普遍问题如宗教传播、妇女地位等等，也都被列人了这部新教材修订版的内容。 问：从您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的第二年——1998年起，就被任命为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先后主管教学与科研、外事工作，后来又担任了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民进北京市委副主委，还有许多学术团体的兼职，可以说是辗转在“三条战线”上。在这么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的压力下，您还依然带博士生和硕士生，还完成了那么多的学术研究工作，被媒体评论为“三条战线现在时，激情饱满依旧”。为突出主题，另外两条战线我们不谈，就谈一谈您是如何在这样重的工作压力下坚持学术研究的吧！ 答：是由于兴趣吧？主要是对正在研究的东西有兴趣，觉得有街头，有意思，有价值。我确实觉得很累，经常感到心力交瘁。毕竟时间精力都有限，人也不年轻了。我也看到许多教学科研人员本来业务很好，担任行政工作以后实在分身无术。最后不得不与学术疏离了。但我还是想再坚持一下。有时一天的行政工作让人非常烦恼，但晚上一回开书就把这些都丢开了，心态也平静下来，这大概是我想坚持、目前也还能坚持的重要原因，虽然这么说好像显得不大严肃。 问：你在齐先生主编的《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一书中撰写了西班牙、葡萄牙两个帝国的兴衰史，你能谈谈葡萄牙、西班牙两国的衰落对当代中国发展有什么警示作用吗？ 答：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重商时代的帝国，这两个国家盛极一时是在开辟新航路之后，主要靠其强大而先进的航海能力和武力，靠居间贸易和掠夺殖民地获得财富。两国衰落的主要原因，都是由于本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制度不利于生产发展，统治者对扩大再生产毫无概念，自已不能生产出足够的产品用于对外交换；而居间贸易是很不可靠的，一旦物价波动，贸易利润就会下降；财政收人减少，导致国力削弱，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贸易垄断地位就会动摇，殖民掠夺也难以为继，国力又进一步削弱，如此恶性循环、造成帝国彻底衰落。当代中国的发展处于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和经济模式中，从葡萄牙、西班牙帝国兴衰中可汲取的经验教训并不多。如果说有值得借鉴的地方，那就是必须警惕奢侈腐败之风。当年西葡两国“其兴也勃焉”，借着开辟新航路的东风青云直上，财富的突然大量流人与国家生产能力的落后停滞形成巨大反差。王室和贵族们完全没有投资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有了钱便用于享受，肆意挥霍，竟奢斗富，有的贵族为了炫耀，连吃的白菜也从比斯开湾进口。与此伴随的是对劳动的鄙视。在很多航海家和殖民者一夜爆富的刺激下，在奢侈浪费、浮华成风的社会。人们不再相信勤劳致富、节俭持家，认为这样是“低贱”而没有出息的，宁肯流浪乞讨或抢劫犯罪也不愿从事劳动。这也是造成西、葡两缺乏发展后劲、迅速衰落的重要原因。所以说。在物质质上富裕起来之后，如果保持国民的精神活力，保持创造和发展的积极性，是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亟须注意的问题。 问：我还想问一下，做为中国新一代的世界史学者，您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何抱负和期待？ 答。1983年秋天，我与马克尧先生在武汉大学东湖边有次谈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马先生谦虚地说：“我们这一代顶多知道外国人在搞什么，而你们这一代可以和外国人对话。”这些年我一直在想，我们离“和外国人对话”还有多远呢？我们确实正在逐渐接近这一水准，但还没有达到。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外文资料多了，出国机会多了，口语能力相对提高了，与外国学者直接交谈的机会很多；但“谈话”不等于“对话”，对话是双向的，不仅是“听”，还要“讲”；而我认为，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还没有真正具备“讲给对方听”的能力，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于国际史坛上许多热点话题没有取得“话语权”，采取回避态度。而且，即使我们从“失语”状态步人“言说”状态，但是如果不能超越外国人设定的理论和话语框架，仍然不具备“讲给对方听”的能力，还不是真正的“对话”。所以，如果没有多年的学习积累，没有从小打下的坚实的国学和西学基础，又不能在思想充分解放的前提下实现理论的创新和突破，恐怕是无法实现马先生所说的“对话”的。我想我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了，没办法，基础太差。希望我这一代其他学者能不辜负马老师的期望，更希望下一代能珍惜今天的机会，努力学习、早日成才。 问：最后我想问一个与中学历史教学有关的问题。多年来您一直参加高考命题，也从事过大学世界史本科基础课的教学，从本科生的情况来看，您觉得当前中学历史课的教学存在什么问题？应该如何改进？ 答：我从1990年开始参加高考命题工作，持续十多年。这期间高考正在从“考知识”向“考能力”过渡，参加命题的老师们都很积极和努力地推动这一改革。如果拿1989年的试卷和1999年的试卷做个比较，就会发现试卷的面貌已经完全不同。但对这种改革的成效也不能估计过高。高考是选拔性考试，试题难度是测定这种试卷质量的第一标准，难度在0．55－0．6之间最好，超出这个区限，不管是过高还是过低，都不利于选拔，不管题目设计得多么巧妙。所以，每年命题前，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去年试卷的难度，并根据各种信息进行适当调整。控制难度殊非易事，因为命题者对答题者的水平的估计总有偏差，只能是根据多年出题的经验和各方面的反馈意见大致把握难度的高低。真正的问题在于，难度统计的数字未必是准确的，这里面要涉及阅卷人掌握的评分尺度。一道主观题，尽管有参考答案，但阅卷人从严还是从宽能差出几分，一道还差出几分。二张试卷判下来可能就差得比较多了。特别是当试题值难的时候，阅卷人通常把握得比较松。这样就会出现恶性循环：试题越难。阅卷人越松，反映出来的难度数字就可能偏高，而命题者根据这个数字就会在下一年命题时进一步提高难度。90年代中期，高考历史卷在考查能力方面一度远远高于高中生可以达到的程度，原因就在于此。最近这两年我没有参加命题，也许这一状况已经有所转变了。其实，高考只是一种选拔手段，不应对高考本身过分苛求，只要能起到选拔的作用，又对教学本身没有产生负面影响，就应该算是命题成功。现在教育本身就承载着许多本来属于社会方面的压力，而高考又承载着许多属于教育教学方面的压力，高考成为众矢之的，这不太正常。 经常听到有人说：“上学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历史课，要背那么多东西，没意思。”就历史本身的“故事性”（history一词就含有“故事”的意思）而言，这门课绝对应该是能吸引学生的，为什么会让学生这么反感呢？我想，大概是因为现在的历史教学抽取了历史的故事性，使历史课本成为枯燥无味的文字堆砌，而考试制度又让人把这些枯燥无味的文字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可能就是历史教学让人反感的原因。教育学最强调的一点就是调动学习兴趣，因为没有兴趣就学不进去，别的什么都谈不到。而现在的历史教学偏偏抽掉了历史当中最有意思、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东西，然后再让学生学，岂不是缘木求鱼吗？当然，历史教学也应当注重科学性，历史教育也应当讲规律、讲理论，但即使讲理论也得讲得引人入胜。让人能听得进去吧？现在的历史教学却对这一点关注不够，不管学生能不能理解，爱不爱听、就硬灌。所以我认为，基础教育的历史教学要故事第一、知识第一，能力与理论是次要的。我说的纯属一己之见啊！未必对。 问：您所谈的这些，表明了一个中国史学工作者对当代世界史研究中很多问题的理性思考，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我想，这篇谈话也会对青年一代的史学工作者有所启示。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责任编辑：倪金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