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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与读书，两个概念的内涵不尽相同，却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一般说读书，带有随意性，例如"开卷有益"、"多识前言往行"之类，就体现出读书不及治学的要求那样严格。治学应有一定的对象和范围，追求预期的目标或目的，为了实现目的，往往还须得经历艰辛险阻，不是轻而易举之事。马克思谈他治学的甘苦，一则说："在科学面前，应有进地狱那样的勇气"；再则说："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劳苦，不畏险阻的人，才有希望攀登到光辉的顶点。" 治学要有理想，但不能流为幻想。幻想的表现形式就是空谈不着实际。为了保证向治学所树立的目标迈步前进，不致见异思迁，中途停顿，或步入歧途，就须下定决心，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务实求真。怎样才能办到呢？我认为就要"脚踏实地"、"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治学要脚踏实地，就是要凭证据，不说浮光掠影的空话，也不写"八股"式的文章。阅读书籍要做到眼到、手到、心到，如需要调查访问，更要脚到、身到。治学的开步是积累知识，占有资料、必须勤而有恒，工作扎实，才能打好基础；有一些人总想找捷径，这个态度是不宜的。其次治学要联系实际，道理已被人谈得够多了。我现在只说明两点：一是书本知识无疑可以反映一定程度的客观实际，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但书本知识也并不全等于客观实际，其中也常杂有谬误，正如孟轲所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要从读书获益，就须严加甄别，善于选择，知识海洋广大无边，学者采获的只是很小一部分，要真实，要精粹，而不要空架子，开杂货店，这就是章学诚主张治学"善取不如善弃"的道理。二是搞社会科学，无论研究对象是古代还是外国，都不当忘忽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一个人懂得当前的实际越多，对古代和外国进行研究也将增多了解，大有助益。若知古而不知今，务外而遗内，仅仅满足于发"思古之幽情"，或者夸述"海客谈瀛洲"之类的异闻，娱情开心，未为不可，但无益治学，徒然浪费精力和时光，正如范文澜同志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把自己关在禁闭室里，是不大可能对社会人群作出什么贡献的。明代张居正在政治改革上是颇有成就的，这和他注意实际的思想很有关系。他说："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纷纠处，不得妥贴。如火力猛追，金体乃现。……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要使学问精辟透切，就要具备熟悉人情物理的本领，不联系实际就很难办到这一点。至于"实事求是"一语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传了二千年，到今天还依然是我们应当遵循的原则。研究学问主要是寻求规律性的东西，要实现目的本来也不大容易，至少须具备先决条件，如主观上严谨不苟，客观上则要立足于真凭实据之上。四川有俗话说："二门口听炮响"，"检着封皮就是信"，这是治学的大忌；对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掌握特点，不致一般化，流为空谈。 治学首先需要积累知识，汇集资料，古人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经验。古代书籍有限，学者主要靠诵读，保存记忆，后来书籍增多，为了使用和保存，就经常抄书，历史上有不少学问家就是靠择要抄录，不断加工，最后才撰成传世之作的。南宋李焘经40多年的时间编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共1063卷，所参考的文献实在太多，他就用特制的木橱，把搜集的资料按年月时次，藏放起来，取阅方便，有条不紊，大大提高了编书效率。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平日最喜抄书，不特享有盛名的《日知录》是从抄书中琢磨提炼而成的，还编写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的巨著，征引浩繁，殚见治闻，体现出他经世致用的抱负。清人俞正燮（字理初）通晓多方面的学问，所著《癸巳类稿》、《存稿》为学术界所赞赏，他为了著述，抄满资料的薄册就有数十本之多。稍后一点的陈澧（字兰甫）著有《东塾读书记》，学有渊源，见解精湛，据说本世纪初年在香港有人看见他亲笔记录的纸片多达万张，足见他的著作，也是靠抄书有得而完成的。总之历代经得起考验的名著佳作，绝不是灵机一动，信笔一挥，就能侥幸撰成的。治学或科学研究，虽属脑力劳动，要想收获丰硕，也像农民在土地上耕耘一样，没有辛勤的努力，也是无望的。 治学的途径，我认为应该重视下述三点： 一、学思结合 学，指对知识技能的学习和积累；思，指对所吸收的东西，要充分消化，即通过检讨、判断，明其真伪是非，以定弃取，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读书是为了取得有益的知识，如果一个人竟走入了"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死胡同中去，就会成为死知识的奴隶，肯定是没有什么出息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古人早已讲过的宝贵经验。因为书本知识，虽然不少是作者的直接经验，对读者来说则为间接经验，这些经验是否真实有用，必须通过实践和检验，才能形成可信的结论。近世西方科学家创造发明，成绩显著，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思考缜密认真是其一大特色。法国哲学家狄德罗（1713-1748）自述他的治学方法主要有三种：就是"对自然的观察，思考和实验。观察搜集事实，思考把它们组织起来，实验则来证实结合的结果"。英国达尔文（1809-1882）谈自身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家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爱好科学--不厌深思--勤勉观察和搜集资料--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所述几点，看来也很平常，可是达尔文就凭它做出卓越的贡献！当代有人对一般科学家的素质进行过分析研究，认为具有如下一些特色：富有好奇心--大胆想象--真实客观--观察锐敏--聪明理智--小心谨慎--训练有素--合乎情理--精确诚实--长期坚持。我们把上述素质，再加分析综合，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学"与"思"两方面狠下功夫，并把它们紧密结合起来，辛勤努力，持之以恒，这应是治学必须遵守的一项原则。 在治学上该不该发挥想像力，我认为想像力与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是有所区别的。科学家发挥想像力往往取得意外的效果，这本身就证明了它的价值和合理性。美籍华裔学者杨振宁教授1983年在我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就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被称为"氢弹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泰勒，他的物理学的特点，有不少直觉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一定正确，可能百分之九十都是错误的。"不过没有关系，只需百分之十是对的，就行了。"所谓直觉的见解就是想像力。想像力对于科学研究非常重要，另一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也早就明白指出过："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世界上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像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自然科学尚且如此，社会科学需要想像力来开发、充实、促进、提高就更不待言了。我国屈原的《天问》，驰骋着闪闪发光的奇彩；司马迁愤发写《史记》；怀抱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图，不都是发挥了想像力的光辉例证吗？ 二、先入后出 任何一门学问，从表面看似乎简单，深入到内部，可就觉得十分复杂了。段玉裁（字若膺）说："学问门径，自殊远而望之皆一丘一壑耳；深入其中，乃皆成泰山沧海。"一个人始终站在门外，动辄指手划脚，夸夸其谈，不可避免会造成"盲人扪象"、"夏虫语冰"一类的笑话。所以治学须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和决心，先要钻进去，有了足够了解，然后才有发言权。例如马克思所说的，"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形态的内部关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则对于现实的运动，必不能有适当的叙述。"恩格斯也说："研究科学问题的人，最要紧的是对于他所要利用的著作，学会照着著者写这本著作时本来的样子去研读，并且最要紧是不把著作中没有的东西包括进去。"这两位革命导师的指示，就是要求学者先钻进去，占领阵地，并切实掌握它，这样才有可能再进一步真正从旧窠臼中摆脱出来。但只入而不出，流连忘返，久而久之，即使所知日深，实际由是所见愈窄，很难避免"只见树不见林"的弊病。"出是为了扩大视野，力求全面，以期符合客观实际。换句话说，也就是用宏观补充微观之偏颇和不足，对治学成果的正确性能起保证作用。主张读书用出入法，最先见于南宋人陈善所著的《扪蛰新话》一书中，近人刘咸炘（字鉴泉，四川双流人）深于文史之学，亦极力提倡。他说："论世者审其情，知言者析其辞。读书二法，曰入曰出。审其情者，入也；虚与委蛇，道家持静之术也。析其辞者，出也；我心如秤，儒者精义之功也。入而不出，昔儒之通弊，儒道末流所以流于苛荡也。二法具而无不通之书，书亦无出史、子二者之外者也。"出、入二法的使用，从治学的整个过程上看，是先求入，后求出的，但在实际运用中，则经常交替进行，有利比较对勘，互相促进。因为疑信相参，始出真知，而真知的追求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条件的，所以欧阳修有诗句说："著述须待老，积勤宜少时。" 三、由博返约 博与约和通与专有颇相类似的地方。中国古代有重博尚通的传统，时代不同，社会变了，学术文化日益发达，人的精力有限，不能不重视分工，所以专家纷起，而前人所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话，就不再有人理会了。到今天，保藏下来的书籍实在太多，譬如我国的北京图书馆，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所藏达数百万册，甚至突破千万大关，数量这样浩大，教"生年不满百"的人究竟怎样去读才行！所以读书治学，既要选定一个方向和范围，也要讲求一些"删繁就简，屏纤存巨，蠲粗治精，舍虚就实之法"（清末人徐仁铸语），庶使劳动有效，不致白费时光。宋代印刷术大行以来，书籍迅速增多，一些学术感到难以全面照顾，便提出了要精不要博的主张。黄庭坚说："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滥百书，不若精于一也。"清代戴震更讲得确切，认为："学贵精，不贵博。吾学不务博也，故凡守一说之确者当终身不易。"又说："知得十件而不都到地，不如知一件却到地。"清代流行的考证学，西方传来的各门各类的科学，其特色都是重专家的。现行的博士、硕士学位制度，虽以"博""硕"作名称，实际是向一门学问钻进去，以求达到"专"的目的。提倡的结果，大势所趋，显然又倒向另一个极端，其表现是：文理科隔绝，互不通气，把本来统一完整的知识文化加以割裂支解，会导致形成片面的观点，偏枯的人生，看来这种教育模式也还是存在问题的。我国学者历来有不少人主张把博与约（或者通与专）的关系结合起来，有重点地掌握，不宜只顾一头。例如： 荀 子："以浅持博，是大儒者也。" 刘 勰："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于心力矣。" 胡 宏："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杂似博，陋似约，学者不可不察也。" 杨 慎："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 黄宗羲："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章学诚："学欲其博，守欲其约。" 以上诸家都认为处理博与约的关系问题，不可使之对立。但是要办到由广博达到精约的地步应先具备两种功夫：一是要辨别真伪是非，吸取精华，弃其糟粕，尤为重要的是须办到"善取莫如善弃"。二是明系统，知类例，提纲挈领，乃能举重若轻，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就在掌握驾驭得法。所以治学知识面广，材料多，不当视为障碍，而且还是提高研究质量的必要有利条件，关键在于有无识别和掌握使用的能力。 末了，略谈谈读书法的问题。苏轼读《汉书》用过所谓"八面法"。《汉书》篇幅很大，记事繁复，不易了解全局、抓住纲要，他就从头到末每读一遍，选定一个史事项目作为参考对象，这样反复多次就把自己所关注的事情完全弄清楚了。在研究某一问题或某个方面时，要有目的地搜寻相关的资料，要某书某文中有所发现，就要寻根究底，--搜索下去，逐步扩大和深入，最后就可弄清底蕴了，我姑名此曰"猎犬搜山法"。 我还要强调一下所谓"分类读书法"。这种读书法的主要精神是有计划地按比例进行。在自己的治学方向和目标确定之后，就须在它的指引下，从事研习，对阅读书籍不妨分为四类，视轻重缓急，分别对待。一是研究类，属于自己的专业范围，必须集中精力，反复磨砺，务期取得满意的成果，所费的时间至少占百分之五十。二是浏览类，方面要广，不嫌五花八门，进度要快，阅览时的思想情绪也宜生动活泼，着重观其会通，揽其大要，涉猎既丰，视野扩大，既可培养全面看问题的观点，亦易引发灵感，给自己的专业创发新见解。所费时间约占百分之三、四十。三是欣赏类，在于消烦释滞，娱乐身心，对喜爱的名篇佳作，不妨来个缓诵低吟，心神领会，吸取美的享受，消除疲劳，振奋或调适精神。阅读这类作品的时间约费百分之十。四是工具类书，在学术文化极其发达的今天，知识浩瀚像海洋，工具书就是飘洋过海的船筏，没有它是不行的。工具书种类很多，有类书、丛书、字典、词典、百科全书、目录、索引等等，我们倘能熟练地经常使用它们，就算是掌握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便可稳步顺利前进，大大提高研究水平，对实现自己预期的治学目标和目的就不啻更有一重保障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