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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 （2004年11月23日晚7:30时在暨南大学“星期一史学沙龙”的演讲） 章开沅 我们这一代人历尽坎坷、饱经忧患，浪费的时间颇多。我们是在战乱时代读的中学、大学，没有受到系统、完满的学术训练。就我个人而言，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学业，读到大学三年级时就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了。解放以后，本来以为可以平平静静地安心治学，但是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再加上十年动乱等等，浪费的时间太多。“文革”之后，我又满怀热诚地想好好做一点学术研究，可是突然，也许是一种历史误会，让我当大学校长。所以，想起来很惭愧。活得一把年纪，从事历史教学、研究这么多年，但是真正有效地投入学术工作的时间并非太长，所以我很羡慕在座的诸位如此年轻，来日方长。可惜啊，“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掌声、笑声。。。。。。）人生是有限的，没有能够在史学领域做更多更好的工作，所以充满了遗憾。 刚才这位年轻同学前来献花，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经常讲，史学是一种寂寞的事业，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可是来到贵校，却有这么漂亮的鲜花送来。（掌声、笑声。。。。。。）也许是谁听我说过上面的话，想推翻我的论断啊！亦或许是想给我一点安慰吧！（笑声。。。。。。） 我曾经在武汉海军工程大学做过一次演讲，该校为部队院校，又是工科大学。当时我强调史学家要甘于寂寞，不要追求表面的虚荣。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大家提问题时，一名女研究生递来张纸条，上面写道，她不想提问，而是献上一首小诗：“真正的史学家也有鲜花，你的鲜花就是我们脸上灿烂的笑容；（掌声。。。。。。）真正的史学家也有掌声，这掌声就是我们内心由衷的一阵又一阵的热烈喝彩。”这首小诗可以伴我终生，对史学家真是莫大的鼓励。所以，尽管我是充满遗憾的一生，但也是充满幸福感的一生。有这么多好的同事、好的学生，包括现在的年轻人还能够接纳我，还能够如此热情地对待我。尽管自己年事已高，还愿继续努力，做一点对史学发展有意义的事情。 今天报告的题目，可能是我不自量力：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我本来想用“中国史学的命运”，可是后来觉得“命运”一词太过沉重。所以还是平淡一点吧！就讲“前途”。今天，贵校前副校长饶芃子教授闻知我要讲此题目，戏言我是自找苦吃。我也调侃说自己一辈子就这样，自作多情，自找苦吃，自找麻烦。 其实，这个题目我思考了很久。从1990年起，我在美国前后呆了三年多，当时就一直在思考此问题。1992年刘广京教授退休，学校为他举办的第一次学术讲座邀请我去演讲，题目就是“中国史学寻找自己”。回国以后，我也不断地撰写此方面的文章。为什么探讨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感觉中国史学好像正在自我迷失，而且造成此后果的症结很多，需要大家冷静思考。我们既不要总是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亦不能陷于一种消极、埋怨、充满失落感的情绪之中，而是需要比较冷静地、理性地思考史学到底怎么啦，史学还有没有自己的前途，怎样才能争取更好的前途。我愿意在此与在座的老师、同学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我准备讲三个问题：一是“史学的处境”；二是“史学的自省”；三是“史学的前景”。 一、史学的处境 当前的史学究竟处于何种处境，可谓众说纷纭，有人说面临危机，有人说处于边缘，也有人说正值大好时光。有所谓盛世修史，目前国家拿十亿左右来修纂清史。但是，史学正在不断萎缩，史学存在很多问题，史学受到社会冷落，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由此引起诸多忧虑。（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是历史系的同学，如果是历史系的同学请举手。很好，很多呀！）其实，像我们这一代人，对此问题已无太多激动。重视也好，不重视也罢，反正我们对史学已经是忠贞不渝，一辈子就是从事此业了。 史学的处境经常不那么好，特别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倒霉的时候很多。过去我们有一个未必正确的说法，那就是每一次教育革命达到高潮大多以历史系的取消、合并为标志。不知道在座的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没有，我们可是遇到太多了。不过也不必担心，历史系总是像凤凰涅槃一样，每次取消之后又恢复了，又扬眉吐气了。但是历史系不能太扬眉吐气，如果太扬眉吐气，那也是不正常的。历史系最扬眉吐气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文革”中间有一个阶段“批林批孔”，那时历史系的每一个学生都变成历史学家了，（笑声。。。。。。）连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老太太都租车把他们接去做“批林批孔”报告。不知在座的老师有没有人享受过这种“荣耀”？（笑声。。。。。。）享受到了，也很难堪，那是糟蹋历史，比“合并”、“取消”还可怕。所以，历史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很怪的现象，冷也冷不得，热也热不得，就让它平平静静地过下去可能更好一点。所以，我们对于现状，既不是不高兴，也不是很高兴，因为经历多了。 国家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这不得了呀！是国务院亲自领导的，我们也沾了光，成为编纂委员会的委员。但这样究竟好不好呢？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呢？难道现在就真是太平盛世吗？只有盛世才能修史吗？这本身就有很多问题。现在哪有什么太平盛世？整个人类正处于危机之中，整个文明正处于危机之中。重科技轻人文，重物质轻精神，道德的沦落，战争的灾害，环境的破坏引起环境的报复，等等，问题一大堆。一个“非典”就让我们措手不及，一个小布什就使整个世界不得安宁，而且他偏偏还要连任。（笑声。。。。。。） 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世外桃源，任何一件大事都牵涉国际。中国目前的现代化与国际市场联系得更紧密，我们很大一部分需要依赖的是国际市场。我们也耗费世界的能源，我们不能光去讥笑或是讽刺美国，批评或是责难那些发达国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不主张张扬什么太平盛世，但是只要支持史学的发展，当然还是令人高兴的，支持总比不支持好一点。清史的编写将带动很多学科，相应的学科，相应的领域，史学的分支，都有可能得到相当的发展，这是好事情。 但整个史学好像仍然被社会冷落。我到浙江去，那是我的故乡，就听到很不好的消息，浙江大学给历史系的编制是25人。那么大一个浙江大学历史系的编制居然如此有限。我在大会上就提出意见了，怎么能这样？浙江是出过章学诚等许多大史学家的地方，当代的范文澜等很多名家也是浙江人，怎么能对史学采取这样的态度？难道引进一个金庸就能繁荣浙江史学吗？ 前些年，江泽民同志曾讲过很多史学重要的话，但实际上在社会生活里面又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我讲这些话不是让在座的历史系同学感到灰心。不要灰心，没有什么可以灰心的，历史学就是这样发展的，历史学就是在各种各样不同处境里面奋斗前进的。历史有它固有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无可磨灭的。讲到最后，历史就是民族的灵魂，这种话过去我们的前人早讲过。亡国，这个国家还可以复活；如果忘史，这个民族就是真正的死亡。所以根据我的体会，史学不仅是一种知识的传授，也不仅是讲抽象的什么规律，而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智慧宝藏。有些人不太相信这句话，可我相信。 在20世纪最后几年，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一些政界、商界人士狂炒新世纪、狂炒千禧年的时候，真正能够冷静地对待新千年到来、新世纪到来的，是哪些人？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预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一片光明；也不是政治学家，政治学家预言，中美两国领袖携手引导世界潮流。简直是一种世纪的狂欢，世纪的迷思。当时能够比较清醒地看到新的世纪机遇与挑战并存，看到新的更大的危机到来的，是两种人——少数哲学家和少数史学家。我不是在这里自我表扬，我们在海外、在香港、在国内的很多会议上、报刊上早已提出，新世纪的到来不一定都是好事。世纪它本身没有任何性格，并不预示什么，不代表是凶或者是吉；世纪只是一个时间的单位，是一个中性名词。 19世纪结束20世纪到来之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中国并没有因为20世纪的到来就一片光明。20世纪的到来，就是义和团，就是八国联军，就是辛丑条约，而经过整整一百年，从世界到中国，都积累了很多深层的文明危机。所以，当21世纪正式到来的时候，一件件意想不到的怪事都来了。什么中美携手引导世界潮流？科索沃战争美国飞机就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那次轰炸把我们有的高层人物都炸懵了。然后，一个一个问题接踵而至，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来了，自然的报复也来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疾病都来了。首先是“非典”，接着是“禽流感”，明年又会来一个什么病大家还不清楚。你们广东首先是疾病的发源地，（笑声。。。。。。）当然这句话讲得不准确，但首先受害的是广东。我们也紧张，全国都紧张。我们不是凶险的预言家，但是历史痛苦的经验教训太多，这就包括一种长期以来积累的、历史自身所蕴藏的智慧，这种智慧在任何时候观察事物都是有用的。我经常讲历史学家不是喜鹊而是乌鸦。乌鸦可能叫得不好听，但它确实是益鸟，现在虽然给它平反了，但习惯上人们仍然不大喜欢它。乌鸦就像鲁迅作品中所讲的那种人，别家生孩子他跑去恭喜，恭喜完还要说人家的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这样讲主人当然就不高兴。反正这种事情很多，但我坚信历史是有用的。我们历史学家不仅是跟古人对话，也跟今人对话，还要跟未来对话。史学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我们就是这桥梁的建设者。 史学不在乎别人重视或者轻视甚至蔑视，最重要的是应该自强。从事史学者，包括现在学历史的学生，应该了解史学固有的价值。它确实有价值。我这几年总在强调“参与的史学和史学的参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要体现史学的价值。我之所以还要继续活下去，也就是要证明史学是有用的。（掌声。。。。。。） 我要不断地讲话，不断地解说，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培养学生。我现在没有把我的工作限制在书斋之内，而是把我的活动领域推广到整个社会。就是说史学家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创造历史，还要干预历史，还要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才是真正的史学家！ 所以，我不过多地讲现在史学的处境怎么样，我不认为史学当前是一片黑暗。现在奋发有为的史学工作者越来越多了，当然问题也很多，这是不可避免的。 二、史学的自省 第二个问题是史学的自省。我们不能光埋怨社会冷漠史学，反过来讲我们自己是不是关心社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2004年暑假“中联办”委托我们举办一个香港中国历史教师高级研讨班，我就讲了这个问题。史学应该自省，要自强。我们史学同行往往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客观上可能是这样的，但却不能存在弱势的心态，或用弱势的姿态去乞求别人重视。我们应该用一种强势的心态去体现自己的价值，体现自己的力量，体现自己的功用，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过去，我们的前辈黎澍说过一句话：什么重视不重视？就像打乒乓球一样，史学界多出几个容国团，多出几个庄则栋，多出几个李富荣，保证中央重视。（笑声。。。。。。）这话也不错，我现在体会更深，史学就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我们并不比经济学家差。（笑声。。。。。。）经济学家非常重要，有很多重大的建树。但恕我直言，经济学家也有某些误导，并非每个经济学家的主张都是对的。已经有一种说法，经济学家也有误国的。这个问题太复杂，如果有经济学家愿意讨论的话，我们另外找场合讨论。（笑声。。。。。。） 我可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有多么高明。历史学尽管不具备操纵其他学科命运与发展的话语权，但它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是整个社会，长于作宏观的、总体的把握。这是历史学家最大的优势。历史学家研究的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短暂的时段，而往往是一个很长的时代。真正好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可能是全国、大区域乃至全球，至少是以全球为背景。这就是历史学家具有某种优势之所在。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史学从业者都能达到如此境界，但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要有全球的眼光，要有全人类的眼光。这很重要。 可是，我们史学界现在有一种自我迷失，即把史学最固有的品格忘记了。至少两种品格是任何一种学科，包括历史学乃至经济学在内都应该具备的——从学科来讲应该有独立学科品格；从个人来讲应该有独立个体人格。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如吴敬琏，他既保持了个人独立的人格，也保持了学科独立的品格。据我观察，吴敬琏在有些重大问题上陷于孤立，不过他往往坚持的是正确的。他甚至遭到围攻，在经济学家中受围攻，这是光荣的孤立。 另外一点我们要反省的是，就从学科本身而言，现在是不是有点过分迷信西方史学？我们提倡跟国际接轨，提倡学术交流，提倡向外国学习，包括西方也包括东方，包括韩国也包括日本，包括其他国家也包括中国的台港澳地区，从他们的史学里面汲取一些好的东西。但现在我感觉好像学过头了一点。别的我不敢讲，至少以中国近现代史而言，有不少人老是跟着别人转，首先是跟着美国转。费正清提出来“刺激—反应”理论，特别强调外来的刺激和内部的反应，这个模式延续了很长一个阶段。后来费正清的学生柯文，这是我很熟悉的朋友，提出“中国中心观”来批评他的老师。这个批评很对，因为“刺激—反应”模式过分强调外在刺激，而对内在因素考虑不够。我们则有人把柯文的新见解当作最佳范式。现在又出来一个王国斌，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认为全球化以后出现许多新的问题，认为西方中心不对，中国中心也不对，应该有一个更超越一点的范式。所以这就很奇怪，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自己的范式吗？为什么每一种范式都要靠美国人提出来呢？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我们了解得更深更准确，还是美国人了解得更深更准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