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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的中国考古学界，苏秉琦被公认为是一位考古学大师。苏先生之后，有张忠培、严文明、俞伟超三足鼎立，而且三人都是苏的学生。刚过世不久的俞伟超亦被考古界以“大师”称之，所以健在的张、严两位先生亦是大师级别。笔者孤陋寡闻，仅以阅读所见谈一点大师们的趣事，以哂读者。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制度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是中国考古界尤其是史前考古学家们研究的重中之重，而且被视为层次最高的一种研究。论及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在过去的年代，总离不开母系父系、公有私有，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苏秉琦与他的两位学生张忠培、严文明是不一样的： 苏认为6000多年前的半坡时代处于氏族解体、氏族分裂时期，社会发展已经“突破血缘关系”，其证据是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20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这个意思似乎是说，半坡时代的社会已经走过了母系、父系时期或者正在父系时期。他的另一个观点可以支持这种认识，即六、七千年前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工、社会分化，其证据是半坡彩陶、尖底瓶及东北地区赵宝沟文化刻有猪龙、凤鸟和鹿龙纹陶尊的存在（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35页）。但是张忠培同样依据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分析，认为当时是母系、母权制氏族社会，而且存在着财产方面的母子继承制，当然这就是一种母系私有制（张忠培《元君庙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年版；张忠培《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严文明曾据姜寨一期的村落布局认为当时正值母系社会发达时期，应该存在着“胞族”这级社会组织（严文明《姜寨早期的村落布局》，《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一方面仍然坚持姜寨一期五个氏族和“胞族”（母亲氏族）说，一方面又说姜寨究竟是母系、父系难以断定而认为“属母系的可能性较大”，但是依据姜寨二期的多人二次葬，他又认为当时存在“胞族”，血缘近亲关系还非常强固（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述评》，《文物》1990年第12期）。所以严的观点倾向于母系公有制（他认为母系私有难以成立）。 同样研究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苏秉琦倾向于父系私有，张忠培倾向于母系私有，严文明倾向于母系公有，在母系、父系问题上，张和严都背叛了苏。但是张忠培和严文明也受到新的挑战：张长安、姚志国研究裴李岗时期，认为当时“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尾声并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的初期阶段是恰如其分的”（张长安、姚志国《试论裴李岗时期的社会阶段》，《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裴李岗时代早于仰韶时代；在中原，学者们还认为前者是后者的重要来源。所以裴李岗时期进入父系就让半坡时代为母系没有立足之地（不然就会出现“父系——母系——父系”这种从来没有人论述的社会发展演变模式）。在最近，还有更年青的学者依据黑龙江7000年前新开流遗址以及山东枣庄建新遗址的资料，认为“无论是进步程度较高的农人还是相对落后的渔猎先民，远在新石器时代之前都已普遍处于父系社会”（徐良高、朱延平《社会考古学》，http://www.cass.net.cn/webnew/file/200307027323.html）。这很让人怀疑，苏秉琦没有说明母系、父系的“氏族分裂”、“突破血缘关系”可能是指父系时代的终结，或者“母系、父系”用起来已经不灵验。 关于半坡类型及其他史前考古学文化中的多人二次葬，笔者倾向于认为它们是战争原因所致（早期所有的二次葬都可能与非正常死亡有关），而与母系父系、血缘纽带没有直接关系。最近几年，笔者已在多篇文章中表达和论证这种认识（参见：《“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中国考古网·学术论坛”2003年2月8日，“中国先秦史网·文明起源”2003年2月16日，“史学评论网·史学评论”2003年2月15日，《新语丝》网络月刊2003年第5期，《开放时代》网络版“来稿选登”2003年11月23日；《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一点思考》，“中国先秦史网·文明起源”2003年11月6日，“象牙塔·国史探微”2003年11月8日，“史学评论网·史学评论”2003年11月6日，“世纪中国·公共平台”2003年11月12日，《开放时代》网络版“来稿选登”2003年11月23日；《“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象牙塔·国史探微”、“学说连线·史海钩沉·中国历史”等）。近期，考古学家似乎已经开始改变传统观点和视角，注意从非正常死亡或战争角度去考察史前多人二次葬，如：河姆渡文化新发现的多人二次葬被推断为“很可能是属于非正常死亡所致”（孙国平、黄渭金《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初现端倪》，《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6日头版）。贾汉青在考察湖北顾家坡墓地出土大溪文化晚期到屈家岭文化时期（距今约5300年——4600年）多人二次墓葬时说：“多人二次合葬墓一定比例的存在，表明人口死亡率在一定时间内的相对集中。导致一个部落的人口在短时间内大量死亡大致上有三类原因：天灾、人祸以及群体性疾病。三者在某些情况下又互为因果。”根据多种因素，贾推断顾家坡墓地史前多人二次葬为战争原因所致而舍弃了母系父系那些传统说法（贾汉青《从顾家坡墓地的发掘看史前时代文化交叉地带的部落冲突》，《华夏考古》2004年第4期）。贾的导师正是严文明。显然，在史前多人二次葬的认识问题上，年轻一代正在背叛严文明、张忠培那一代学者。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关系问题，自1950年代这两个类型命名以来，中国考古界讨论、争论了几十年，迄今未有定论。早些年存在着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二是认为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同时并存，三是认为庙底沟类型早于半坡类型。后来仅存前两种意见但认为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后者由前者发展而来成为中国考古界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而认为两类型同时并存仅是少数几位学者表达过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苏秉琦与他的两位学生张忠培、严文明也是不一样的： 苏自1950年代末以来，“一直把半坡和庙底沟视为仰韶文化中两个并列的类型，从未动摇过”（俞伟超《本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载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1965年，他认定“两者是大体同时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是仰韶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诸变体中两种主要的变体。而不是仰韶文化先后发展的两个阶段”（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1990年代后期，他仍然认为“两类型是同源且平行发展的。有些遗址发现了半坡类型在下，庙底沟类型在上的地层，这并不悖于我们的结论，因为庙底沟类型的较晚遗存可以在半坡类型较早遗存之上”（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27页，三联书店北京1999年6月第1版）。而张忠培、严文明都是主张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的，尤其严做了较系统的研究，列举了许多地层叠压证据和碳十四数据，认为两类型“实质上代表了仰韶文化发展的两个时期”即半坡期和庙底沟期，“庙底沟期当然就是在半坡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忠培《试论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考古》1979年第1期）；严文明《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张和严对苏的观点都是一种背叛，但是他们又面临着新的背叛：赵春青是严文明的高足，同样研究东庄村遗存，赵春青的结论却倾向于认同其师祖苏秉琦的观点。他认为“豫西晋南地区的庙底沟早期遗存由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发展而来，是东庄类型的后继者，它与关中地区半坡类型的后继者——史家类型曾东西对峙。换言之，庙底沟类型偏早遗存与半坡类型偏晚遗存（史家类型）原本是平行关系……”（赵春青《山西芮城东庄村仰韶遗存再分析》，《考古》2000年第3期）。近年主张庙底沟类型（西阴文化）与半坡类型平行发展的学者引述了赵春青的研究作为重要论据（田建文《零口遗存的认识问题及其他》，《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 赵春青的另一项研究更有意思：其师严文明将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庙底沟类型（或阎村类型）彩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以部落战争释之，说画师“把白鹳画得雄壮有力，气势高昂，用来歌颂本族人民的胜利；他把鲢鱼画得奄奄一息，俯首就擒，用来形容敌方的惨败”（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文物》1981年第12期）。图是一幅著名的图，这个解说在考古界也是一个有影响的解说。赵春青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深入，对关中地区出土仰韶文化彩陶图中的四幅鱼鸟图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年代较早的两幅鱼鸟图“突出的主题是鱼鸟相战”，年代略晚的两幅鱼鸟图“突出的主题是鱼鸟相融”，它们“极为形象地注解了远古时代鱼鸟相战相和的复杂关系”。众所周知，“仰韶文化时期，鱼纹主要流行于半坡类型，以关中地区最为常见。鸟纹主要流行于庙底沟类型，以豫西地区最为常见”，所以关中地区和豫西阎村出土的鱼鸟纹彩陶反映了仰韶时期以鱼为图腾和以鸟为图腾的两支社会集团之间的多变关系即先战后和、庙底沟类型西进关中战胜了半坡类型、史家类型（赵春青《从鱼鸟相战到鱼鸟相融——仰韶文化鱼鸟彩陶图试析》，《中原文物》2000年第2期）。这个研究隐含的一个意思是：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同时并存、平行发展，对严的观点同样是一种背叛。从严文明的一个有影响的认识出发，最终背叛了严文明的另一个更为重要、更具影响的观点，这恐怕是赵、严两位都不曾预料的事。 根据传说和《史记》等文献记载，中国在夏、商以前有个“三皇五帝”时代，尤其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曾与炎帝、蚩尤打仗而胜出）、少皋、颛顼、帝喾、尧、舜等在古代文献中有大量的传说资料，这是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前考古不应回避的问题。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炎黄距今多远呢？在最近100年，中国历史、考古界的学者绝大多数都认为包括炎黄在内的“五帝时代”距今只有4000多年或接近5000年前，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提法即是这样来的。这种认识亦即“五帝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前3000年——前2000年）。在这个问题上，苏秉琦、严文明、李学勤等知名学者与他们的弟子也是不一样的： 在最近一、二十年，苏秉琦、严文明一直主张龙山时代（或上延至仰韶时代晚期，年代上限达前3500年）即传说中的五帝时代，而且他们也代表了中国历史、考古界的主流认识（参见：王先胜《“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社会科学评论》2005年第1期）。但是严的另一位高足韩建业近年发表了不同的认识：他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即代表传说中的炎帝族系，后岗类型代表蚩尤族系，庙底沟类型代表黄帝族系（韩建业《涿鹿之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这种观点意味着炎帝、黄帝、蚩尤的年代将上溯至7000年前（即仰韶文化的始年）或6500年前（即后岗类型或庙底沟类型的始年），而且其下限应该止于距今约5000年前，即炎黄、蚩尤的年代和文化对应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前5000年—前3000年）而不是处于龙山时代。显然，这对苏和严的观点是一种背叛。韩的另一项研究也有同样的意思：他认为仰韶文化郑州西山古城应是传说中的祝融部落所兴建和使用。这个推定是以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晚期（或称秦王寨类型）乃祝融部族文化为前提的（韩建业《西山古城兴废缘由试探》，《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秦王寨类型的年代距今约5500—5000年，而郑州西山古城始建年代距今约5300年，所以祝融部族的年代当始于5300年以前。在中国古史传说中，祝融是炎帝后裔（《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 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又是颛顼之后（《山海经·大荒西经》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而颛顼为黄帝之孙（见《史记·五帝本纪》、《山海经·海内经》）；据此推论，炎黄年代和文化自然在仰韶时期而不在龙山时代。 在炎黄和“五帝”年代认识上，与上面相映成趣的还有另一对师生关系：李学勤和黄怀信。李学勤是“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而且还在继续领导着史无前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如果视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为大师级别的学者，那么就学术成就和在中国历史考古界的影响而言，李理所当然要进入这个行列。2001年8月“探源工程”启动前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一个“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中心主任和“探源工程”的组织者、领导者，李学勤在这个会议上宣称：“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公元前第三千世纪间，广阔的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文化正经历着剧变，冶金技术发明了，礼器和礼仪建筑出现了，从聚落发展出城市，由符号演变为原始文字，许许多多的现象，反映出社会正朝向国家发展过渡。对照文献记载，这正对应于《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炎黄以来的时代”。这番话当然是将炎黄和“五帝”置于龙山时代而产生，但是李的学生黄怀信早在1997年就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其观点完全相反。黄怀信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对应于传说中的炎帝部族、庙底沟类型对应于黄帝部族即炎黄的文化和年代在仰韶时期而不在龙山时代（黄怀信《仰韶文化与原始华夏族——炎、黄部族》，《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虽然将“五帝时代”与龙山时代等同起来在学术界是一种主流认识，但并没有人从考古学角度作深入的研究，而认为炎黄处于仰韶时代、与仰韶文化有关虽然是少数几位学者的观点，但大都将考古学文化与传说历史作了比较具体、深入的对比、分析（王先胜《“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社会科学评论》2005年第1期），尤其黄怀信的文章较早明确主张半坡类型对应炎帝、庙底沟类型对应黄帝，结合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作了论证，所以很是可贵。李学勤主要精力并不用于研究史前考古、传说历史，所以他的说法可以看作是默认和接受了考古界的主流认识，但是他没有注意到黄怀信的研究和观点，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以上涉及了中国史前考古、传说历史、文明起源等方面的几个重要的或根本的问题。在我看来，年轻一代的弟子们多半是正确的，而苏秉琦确有他的卓越和过人之处。我以为年轻一代背叛了他们的师长，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上一代学人应该感到高兴和欣慰的事。如果我的判断不错，那么应该认为最近十来年中国在史前研究、传说历史方面已有了很大的飞跃和成绩，而年轻的一代是可以寄予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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