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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手记：很多人是通过《读书》杂志知道了许纪霖这个名字。他的文章流畅，又有思想性，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尤其是知识分子，从他的文章中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中国社会。上个世纪80年代涌现出来的新生代学者，开创了史学研究的很多领域，例如心态史，这是过去史学著作中从来没有的。历史是人创造的。无论是英雄，还是民众，当时他们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历史著作如果缺少对人们心路历程的描述，也就变得枯燥无味。许先生在访谈中讲到的“历史的灵魂是故事”，实际也是主张把人的活动放在历史的中心地位。想一想，现在的中学历史教学，总是给孩子们讲什么性质、意义，真是把历史打扮丑了。 本刊的中青年学者访谈已经进行了20期，现结集出版第一册。我们用书刊结合的方式，传播这些新生代学者的思想和成就，其目的之一，正如许氏所言：改变我们的历史课堂。 问：许先生，能谈谈您的中小学生活吗？“文革”中您好像也下过乡？ 答：我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学工科的，1947年清华大学毕业。我家住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大陆新村，与鲁迅是邻居，他住9号，我住3号，当然不是同一个时代。那儿大都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比较多。家庭和周边的知识氛围对我影响比较大。 至今回忆起来，我总觉得我们读书的时候阳光灿烂。20世纪70年代初社会很乱。直记得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说的那句旁白：大人都出城了，城里只剩下小孩儿。大人上“五七”干校、下乡，大都离开了这个城市，剩下的是小孩子，像个天堂。读书一点儿不累，因为没人管束，可以凭兴趣去选择。上课又被打乱，一会到工厂去学工，一会到农村去学农，一会又学军，反正觉得学习蛮好玩的，哪里有今天的应试这么苦。读书反倒成为一件很有趣的事，至少对我来说如此，是一种享受。这和今天的应试教育完全不一样。没有多少作业，作业在学校就能做完，自己还要去找些趣味数学、趣味物理之类的去看。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有一个梦，一个“文学梦”。中国没有宗教，只有文学，文学就承担了一部分宗教的功能。那个时候文学家地位是非常高的。我们住的地方有很多资本家，一些没有被烧掉的书流传出来，尤其是欧洲文学作品，像《安娜·卡尼林娜》《复活》，还有普希金、屠格涅夫作品等等。当年这些都算禁书，我们就偷偷地排队轮流看。当年我还和班主任说过一句傻乎乎的话，说我以后要做一个作家。这个梦是一直存在的，甚至在下乡三年里，这个梦也没有断。自己也试着写点小说散文，可我发现，我这个人不大有虚构能力，不会写小说，我更擅长理性思维。但我能写散文，很不错的散文。 1975年中学毕业后，因为我姐姐毕业留城，按规定我必须下乡。于是，我就去了上海南汇县的东海农场。今天说起来也算作浦东了。算比较幸运吧，我没有被发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先是在基建队，做了一年的楼板，后来因为我会写点东西，就调到了政治宣传组，然后又做过火头军，给人家烧饭，也做过半年的木匠。可我这个人手笨，属于大脑发达、四肢不勤一类，唯一的本领就是读书。今天任何一种木匠活，我连最简单的都不会做了，当年留下的唯一成果就是一个小板凳。 问：我曾经在《思与文网刊》上看过您的一篇文章：《我的精神摇篮——回忆大学年代》，知道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那您怎么没有上中文系或者新闻系反而上了政治教育系？后来又怎样走上历史研究这条道路的？ 答：说起来很复杂，也有点戏剧性。我走上历史道路纯属偶然，根本不是我个人设计的，都是命运阴差阳错的结果。因为一直做着“文学梦”，所以，高考的时候我填的志愿都是和这个有关。当时报文科只有复旦和华东师大可供选择，每所大学可以填两个志愿。于是我就报了复旦新闻系、中文系，华东师大中文系、历史系。但最后录取我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让我大失所望。因为我的考分非常高，平均分85分，数学还考了满分。我想大概是本来以为最强的那科语文考砸了，所以就鬼使神差地被拉到了政教系。我能按照自己的兴趣报考文科，还有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当时人们经过历次政治运动，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再吃文字饭，觉得还是吃技术饭比较保险。我有一个很好的中学同学，和我一样，也想报考文科，他母亲特地从湖北赶来，阻止儿子报考文科。他抗争了半天，最后还是抗不过母命，只好与我分道扬镳，进了复旦大学物理系。我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他也肯定不会同意我学文科，肯定会要我像他那样，走一个科学家或工程师的道路。 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系主任换系，我说我想去中文系。那个时候，中文、历史是天之骄子，政教系被认为是搞政治的，大家都有种恐惧感，好像要犯错误。当时主持工作的常务副系主任是吴铎，中国社会学界的前辈，他说，我非常同情你，但这不是个别问题，如果我同意你了，会有一大批人找我换系。所以，就没有换成。1978年开始，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陈景润的事迹也广为人知，大家明显感觉到知识的地位提高了，政治的地位在下降。所以政教系在文科里面是矮人一头的。事实上，华东师大政教系的实力也不俗，有一批优秀的专家教授，像哲学家冯契、经济学家陈彪如、基督教研究权威徐怀启等，在全国都非常有名。 人这一生，我觉得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在左右着你。刚进校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分专业，是一个大文科的概念，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综合在一起。我们几个同学一起组织了个社团，讨论法学。后来到大学三年级要分系，本来我一度想学经济，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政治类。大四的时候本来准备考研，跟随姜琦教授攻读国际共运史，结果那年第一次招研究生，系里名额比较紧张，姜教授无法招生，我就放弃了。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政教系的中共党史教研室。领导安排我跟陈竹筠老师研究中国民主党派史。民主党派史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我至今还很感谢陈老师，她是位中年女性，功底非常扎实。政教系当时的学术风气不太好，教条主义很严重。陈老师却非常重视史料，也不急功近利，所以我能跟着她非常幸运。我记得一开始她让我研究黄炎培，后来又跟着另一位杨雪芳老师研究沈钧儒。从个案做起。陈老师让我读第一手资料，比如黄炎培的日记、年谱。这实际上是历史学的训练。后来我参与了《黄炎培传》的撰写。初稿是我写的，不长，大概三四万字，前前后后写了两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急功近利的想法，我自己做了一个黄炎培年谱，不求发表。就是自己慢慢摸索怎么样做研究。我觉得我自己最初的史学训练是从这里开始的。虽然当时我是在政教系，但我的工作恰恰与历史有亲和性。虽然这也是老师安排，不是我自己选择的。 当时我还是做助教（助教还是工作两年后转的），也不知道学术论文该怎么写，当年我想一年能发表一篇论文就心满意足了，没有什么野心，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兴趣。但我是干一行爱一行的人，从自己的工作中总能品出一些乐趣来，就凭自己的乐趣来做，没有什么功利的想法。所以我一再给我的学生讲，做学问一定要靠兴趣，不能功利化，否则是成不了大器的。1985年我考上了政教系的在职研究生，跟随周子东教授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要做研究，积累是非常关键的。我1982年留校后，不用上课，学校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空间。不像现在博士一毕业，就要上三四门课，哪里有时间看书呢。从1982到1987年，我五年时间泡在图书馆。相关的资料差不多读了个遍。就1919到1949年这段政治史、思想史，特别是知识分子史来说，我的基础是比较好的，这为我以后正式转向历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我做的是民主党派的研究，但对党派组织的兴趣不是很大，真正吸引我的倒是党派内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都是一些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像民盟、民建、民进、九三学社，聚集了多少的知识分子啊。沈钧儒、罗隆基、章伯均、章乃器等等，真是名流如云。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复杂斑驳的心路历程非常吸引我，我感觉自己能和他们产生心灵的对话和碰撞。这也是我做知识分子个案研究越来越有理论自觉性的原因之一。 问：据我所知，您在80年代的“文化热”大讨论中非常活跃，而且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您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大批问世，引起了广泛影响，可以说是一夜暴得大名。 答：其实我一直以来对文化就很感兴趣。这次文化大讨论中给了我一个机会，把这些年的积累通过讨论、对话，最后以论文的方式梳理一遍，进而进行反思，检讨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我把自己的研究和当时的文化讨论结合起来，写了《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这篇文章，投给了《读书》杂志，那时是1987年。虽然我与这个杂志素昧平生，但《读书》杂志的编辑部主任王焱非常喜欢，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是我第一篇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当时北京有一个“走向未来”丛书，是非常有名的知识分子民间团体，由金观涛先生挂帅。他们要编一本《走向未来》杂志，我有幸和他们认识。就写了篇《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结果在创刊号上就登出来了，于是一发不可收拾，从1987年到1989年，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其中三篇被《新华文摘》转载了。 就思想层面上来说，我是比较敏感的。思维敏感是我的长处，我对当时的一些理论前沿问题都很感兴趣而且都有所涉猎。但是，一个人如果只是敏锐，没有扎实的功底，是撑不起文章的，你有想法，但你没有史料的支持，没有充足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那五年我一头扎进图书馆，这个时候它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我对民国知识分子非常熟悉，我有大量的知识分子的第一手资料，我那些好的想法，不是用空洞的理念来组织，而是用“史”的方式，用知识分子的史料来体现这些想法。我当时讨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我利用原始资料，通过个案或者是群体类型的研究，来看近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是怎样丧失的？有哪些主要的类型？现在我还记得当时“走向未来”丛书的副主编贾新民（他前几年不幸去世了，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思想者）的话，他说许纪霖的观点实际上并不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好就好在他熟悉民国知识分子的资料。 那几年我给《读书》杂志写了好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当然与我的思想敏锐有关，但我还是要说，功底是非常重要的。没有那五年的冷板凳，就没有我1987年—1989年的爆发。现在中国有很多年轻人，非常有想法，很多人成为网络思想家。但是，真正能成大气候的，可能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做研究的话，必须在某个领域有深厚的积累，花几年时间潜伏起来好好读书，不能太功利化，做学问目的性太强是不会成才的。对于今天的硕士、博士来说，求学阶段非常重要，一定要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的积累，否则，工作以后再来补这一课是非常困难的。 问：您对80年代的“文化热”怎么看？您觉得它对您后来的学术转向有影响吗？ 答：我至今还很怀念80年代，那个年代富有激情。大家讨论问题非常真诚。你看那个时候的《读书》杂志，讨论的都是最前沿的思想学术问题，那些作者都是高手，非常会写文章。文字既好看又有深度。大家对知识，对理想，对信念，都抱着很纯的感情。不像今天这么功利。80年代是一个一去不复返的好日子。但80年代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比较肤浅。有点像晚明，崇尚空谈，背后的东西不扎实，缺乏厚重感。有点“游谈无根”的味道。 不过，到了1988年底、1989年初的时候，我就产生了一种学术上的虚脱感。成名了，不断有人向你约稿。我感觉总是在重复自己，思路跳不出“心态人格、心路历程”这些东西，讲来讲去连自己都烦了。好像两年一下子就把那五年的存货淘空了。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积累还是太少，无论是史料还是整个知识背景，都还非常薄弱。 1989年以后，一切都改变了。大家一下子变得非常沉默，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也离开华东师大调到了华东化工学院（现在的华东理工大学）。当时教育部计划把几个工科院校改成综合性大学，清华、浙大和华东化工学院是三个试点。当时的院长陈敏恒非常有魄力，引进了许多人才成立了文化研究所，所长是陈奎德，当时复旦大学哲学系有名的青年学者，他邀请我加盟。那个时候的学术界是一片萧条。总感觉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但这恰好又给我一段时间，进行再一次的学术积累。大概从1989到1993年，我又重新读书。我发觉要把知识分子研究做好，光有史料是不够的，你必须对这个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背景知识有个系统的了解。而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弱。我决定暂时从知识分子研究中跳出来，做一些更宏观的背景问题研究。这是我第一次自觉进行的背景知识的训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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