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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学术传统 如前所言，中国在20世纪一直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学术标准。其原因，既有学术之外的，也有学术自身的。 在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一个充满剧烈社会动荡的时期，这种大环境使得象牙塔无法存在，因此是我国学术建设成就未彰的外部原因。同时，我国传统的治学目标，则是内部原因。 中国治学传统的主流，是为致用而治学。许倬云指出：在古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以研究与追求知识为目的的学者。读书人读圣贤书是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中国知识分子不以求知识为做学问的目标。西欧的知识分子则是另一类型。教士求学问的目的是尊德性与道问学不分。教士之外，还有一批专业教书的‘教书匠’，他们与木匠、石匠一样构成专业团体。一大群教书匠联合为一家大学，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知识是会增长的，于是教书匠也必须兼办专业研究。教书匠的工作是追寻、累积与传授知识” 。换言之，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单纯地追寻知识，即“为学术而学术”；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学以致用”，即用以所学来“经世济民”。 许氏这一看法，与梁启超、王国维诸前贤的看法一脉相承。梁氏早在20世纪初，就批评中国学者治学的问题在于“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王国维则指出“学之义广矣，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亦即古代的学术包括实用的学问，而现代的学术不包括实用的学问。因此他强调为了发展学术，“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 为“致用”而治学（即学以致用），从一个方面来说是一件好事，因此“经世致用”也一向被视为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也未尝不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弱点。学术探索是非常艰苦的工作，需要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自觉地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哪怕是通过自学的方式），争取具有必要的专业条件的环境，“两耳不闻窗外事”，不以求利为目标，排除干扰，全力以赴地投入研究，才有可能作出真正的学术成果。过分注重知识的功利性，必然影响到对抽象学理的追求。人的聪明才智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作学术不能全力以赴，那么在真正的学术竞争中自然也就不会有位置。更何况有些人本来就是把学术当作敲门砖，作为争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对于他们来说，要想作出可以称为学术成果的东西，恐怕是不可能的。这种为“致用”而治学的风气发展到极端，就是“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学风。而在这种学风下，也就没有什么学术可言了。 当然，学理和实用并非截然分离，为“致用”而治学和为学术而学术之间也没有价值判断上的高下之 分。朱光潜指出：“学术原来有实用，以前人研究学术也大半因为它有实用。但人类思想逐渐发达，新机逐渐呈露，好奇心也一天强似一天，科学、哲学都超过实用的目标，向求真理的路途去走了。真理固然有用，但纵使无用，科学家、哲学家也决不会就因此袖手吃闲饭。精密地说来，好奇与求知是人类天性，穿衣吃饭是为满足自然的要求，求学术真理也不过为餍足自然的要求。谁能说这个有实用，那个就没有实用呢？我们倘若要对于学术有所贡献，我们要趁早培养爱真理的精神，把实用主义放在第二层上” 。实用主义并非坏事，但是在实用主义的驱动下，肯定是无法作出第一流的学术的。明显的例子是爱因斯坦与比尔•盖茨。当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发表后，全世界只有12个人看得懂，到了今天也很难说这个理论带来什么具体的“经济效益”。但是这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学术成就。相反，比尔•盖茨的发明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实用利益，但在西方却无人将其视为学术成就。 从以上所言，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对学术一词理解之混乱，是导致我国今天学术滥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不清楚什么是学术，难怪要求人人都作学术工作。例如据说在一些地方，甚至幼儿园老师、办公室职员提职称，也要有学术论文发表。我们承认他们中许多人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绝无贬低这些研究成果的意思，但是从学术的两个基本要义来看，他们的工作一般而言不属于学术工作，是不言而喻的。只要是在学术机关办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是学术成果，那么还有什么学术标准可言呢？ 第二，在西方对学术一词的理解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其纯学理性。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学界特别有意义。过去我们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取向，在当时中国的特定环境下有其道理。但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同时现实是功利主义笼罩全国，极少有人还在“为学术而学术”，而真正的学术却非要有具有这种精神不可。因此如果我们还不亡羊补牢的话，我们的学术永远是二三流的学术，诺贝尔奖永远也只有洋人和海外华人有资格领取。 五、关于学术的一个认识误区 如前所述，学术是一种纯学理性的探索，因此我们就不能从功利主义的立场，而应从纯学理的角度，来看待学术。就此，我们需要澄清一个认识误区，即学术成果的价值不是由纯学理性探索所达到水平的高低，而是由研究题目的大小，来决定的。 在今天的学界，很多人都认为有些研究是重要的，而另外一些研究则不那么重要，甚至无关紧要，值不得花气力去研究。不错，从现实需要来说，研究的问题确实有轻重之分，但是从纯学理的探索来说，所有问题都是重要的。由于各个学科的侧重点不同，同样一个事物，某一学科的学者视为不重要，对于另一学科的学者却十分重要。例如对于一部经济史研究著作，一些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最重要的是运用了什么理论，提出了什么模式。至于对所用具体史料的订正，似乎可以说是“旁枝末节”。但是对于一些历史学家来说，情况可能相反，最重要的是史实的可靠，而理论和模式则是第二位的 。 一座知识的大厦不仅要栋梁等大部件，而且也要砖瓦钉子等小部件。如果只重视栋梁而忽视砖瓦钉子，那么这座大厦肯定盖不起来。不仅如此，由于大厦需要的小部件的种类和数量远比大部件为多，因此需要更多的厂家来提供这些小部件。因此，对于为这座大厦提供建材的厂家来说，只有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都生产出最好的建材，才能使这座大厦成为不朽。因此，如果我们都趋时去做热点问题的研究，那么势必造成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中不仅资源过剩造成浪费，而且大量没有能力进行这种研究的力量也涌入，从而造成大量废品或者假冒伪劣产品。同时，大量有待研究的问题却无人问津，从而造成空缺。 由此意义而言，每个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都不应左顾右盼，心神不定，而应当坚信自己的工作有重要意义。胡适曾经说在国学研究中，发现一个字的新意，对于研究者来说，其意义不下于发现一颗新的星星。过去这句话曾被猛烈批判，认为是玩物丧志的典型。但是从学理上来说，这句话没有错，因为只有在每个知识领域工作的学者都目不旁骛，专心致志地追求本领域中的学术探索，整个学术也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此外，从实际情况来说，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古文字学中，甲骨文自发现以来，“认字”就是一项核心的工作。文革以前和文革中，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受到很大干扰，以致在很长时间中进展缓慢，从而影响了我国上古史的研究，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就作重大课题研究而言，我们要说的是，绝非人人俱可做重大课题研究。这需要一系列必要条件（不仅包括外各种客观的条件，而且也包括研究者自己的主观条件如学养和能力等），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最终做出来的只会是次品或者废品，其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相反，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做符合自己主客观条件的小课题，只要真正努力，却是可以出真正成果的。在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向来以善做小问题的研究著称，但是千千万万个小问题的研究成果，造就了日本学者在国际中国史坛上不可动摇的地位。按照不少西方学者的看法，近几十年来日本学者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大于中国学者。这里不拟对此进行评论，但是要指出的是，前面提到过我国宋史已刊出论文著总数为1.5万篇，如果其中有2/3是做小问题研究的，那么就有1万篇文章，可涉及宋史中的绝大多数问题。在这1万篇文章中，如果有1/3（即3300篇）有学术价值，那么我国的宋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必定独步全球，无人能够望其项背。可惜在过去那种人人争做大题目，篇篇讨论大问题的风气熏染之下，大量的文章成为废品或者复制品，以致许多真正想做学问的学者不得不转向日本学者的论著。由此可见，只有真正理解学术一词的意义，以此为标准进行学术工作和学术评价，我们才能有高水平的学术。 最后，回到文章开始的话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贫穷落后，而且整个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在此情况下，要进行真正的学术建设、确立学术标准当然很困难，因此我们不应苛求前辈。但是，今天情况已经与和过去不同了。推进学术建设立，为将来的学术盛世到来奠定基础，已是刻不容缓。在我国的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产品在国际上常常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我们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到了今天才勉强消除了这个恶名。如果我们在学术风气和学术标准的建设方面无所作为，那么中国学术产品的"假冒伪劣"的恶名，不知还要背到何时呢？ [这是作者在2004年11月杭州“全国高校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论坛”上的报告，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收入教育部社政司编《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论坛》（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发布时，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