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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05年1月20日，22日采访地点：天津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刁培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者手记：李治安，精力充沛非常人能比。曾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兼任中国元史学会会长等职。院长，行政事务繁杂；元史，古史中较难搞的一段，仅仅识读一大堆蒙、藏、维吾尔文名词就足以让人望而却步了。李治安行政职务已连任多年，有口皆碑；著述三百五十余万字，笔耕不辍。有道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他的导师杨志玖先生在天之灵，也一定会为这个弟子勤奋好思绍承师传而感到欣慰。 问：李老师，您好。我受《历史教学》编辑部的委托，和您进行这次访谈，希望就您的求学、学术研究成就、特色和研究心得，以及您对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思考等，一一展开。先从您的求学经历谈起吧。听说您的老师杨志玖先生是国际知名的唐史和元史专家。请问您为什么没有跟随杨先生学习唐史，而去选择了元史这一国际性较强，却又相对偏冷的研究领域呢？ 答：我是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当时已29岁，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一心想把耽误的学业赶快补回来。用“惜时如金”来形容我和身旁部分同学的勤奋，是再恰当不过了。我没有满足于死啃课本和追求高分，而是花了大量的时间浏览较多的史学名著和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书籍。于是，图书馆成了我每天必去的第二课堂。诸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旧唐书》《资本论》第三卷等，都是在大学阶段阅读的。较广泛的读书，用去很多时间和精力，当时也没有立刻见到多少实际成效，但它从理论方法到史料知识，奠定了广博而厚实的基础，为我日后从事比较专精的研究做了必要的准备。 1982年开始，我师从杨志玖先生攻读元史，原杨先生招收两个方向的研究生：隋唐史和元史。不巧，那年杨先生决定停止招收隋唐史，只招元史。我曾经有几分疑惑，后听南炳文老师说，杨先生是史学名家，他更擅长元史。于是，我觉得随先生学元史，或许是另一种较好的选择。当然，现在看来，学习元史益处颇多：第一，相对而言，元史领域可供开拓的地方比唐史稍多，在国内虽显冷僻，但在国际范围内却是“显学”；第二，读过一些隋唐史书籍之后转学元史，眼界视野无形中会宽阔许多。 问：学界传闻：杨志玖先生带学生自有家法，请问您对此有何亲身体会？ 答：杨先生指导学元史，第一步是精读《元史》。强调阅读原始资料的重要性，认为：做学问不能做转手商贩，要开工厂，亲自发掘原料，制成商品，供人使用。即所谓“如入宝山不空归”。按先生的教导，我认真读《元史》，发现不懂的问题，或者查阅工具书解决，或者记录下来，及时向先生请教。借此逐个“攻克”《元史》中人名、地名、部族名之类的疑难和障碍。还参照《元史·本纪》编写了大事记。这两项“笨功夫”耗费了将近半年时间，当时也觉得比较枯燥，成效不太显著。但它毕竟让我较快地熟悉了元史，打下了较好的专业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后来读《元典章》和元人文集等其他史书，就比较顺利了。 其次，杨先生要求我们尽可能多地学习掌握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由于我读硕士研究生时已过了“而立之年”，学语言困难较大，总记不住。先生鼓励我：“学习语言文字，比学历史容易，无非是大量记忆，背课文，功夫下到，肯定会见成效。”先生以身教带言教，虽年届70，还利用授课休息时间，向十七八岁的维族女同学请教突厥语词汇。又随青年教师进修德语，和我们一起听蒙语老师的讲课。先生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深深感动了我，激发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攻读硕士期间，坚持学习了一年蒙古语。博士毕业后，又到北京随中国社科院民族所黄颢先生学习过一段藏语。这曾得到当时系主任刘泽华先生的全力支持。回首这段学习语言的经历，酸甜苦辣，感触良多。从效果看，自己学的并不太好，只能算粗知而已。然而，在日后研究元代“投下”和成吉思汗生年等问题时，所学的蒙古语和藏语都派上了用场，成了解决疑难的得力工具。所以，我特别感谢杨志玖先生、刘泽华先生和黄颢先生。 杨先生给予我的第三个教益，是学会写高质量的史学论文。我学习撰写小论文，是从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开始的。当时，胆子很大，空泛议论较多。不久，学会了从阅读史料入手写文章，第一篇文章是《略论唐太宗的政治思想》。自己认为下了较大的工夫，颇自信。拿去请杨先生看，得到的答复是：此类文章已经不少，勿需在这方面花费精力。先生的话，对我刺激较深，当时尚不完全理解，有些扫兴。不久，杨先生在《文史哲》发表《我怎样学元史》，谈到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姚从吾等先生“心得”和“论点”至关重要的指教。此时我才基本想通，试着从事具有新意和比较实在的写作。真正规范的研究性论文，实际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受周良霄先生的启发，我决定以分封制度的特殊形态“宗王出镇”为题。论文作得很艰苦，苦思冥想了好久，最终从镇戍区属性、权力构成、任用原则等三方面予以剖析。这篇论文在继承周良霄先生特殊分封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明其镇戍区归朝廷所有，由行省等官僚机构具体治理，部分出镇宗王不世袭等特殊性之所在。也算是着眼新角度，提出了新观点。因此，受到国内元史前辈的赞扬。我也初次摸索到了进行创新性研究和撰写高质量的史学论文的门径。 因杨先生考证文章作的最好，我又留心学着写若干考证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读博士期间写的《元代投下考述》和《元代中原投下封地置路州发微》两篇。而后，又写过《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补正》、《修端“辩辽宋金正统”的撰写年代及正统观考述》等篇，可以算作进一步的学习与尝试。 问：李老师，您的成名之作《元代分封制度研究》作得很好，请您略作介绍。 答：首先申明，我的博士论文《元代分封制度研究》距离名作尚远，只能算比较成功。完成这篇博士论文有如下三点体会： 一是精心选题。元史时间跨度有限，又是国际上的显学，前人研究已经比较多，博士论文题目不太好选。选题时主要考虑的是，第一，做元史研究，要优先选择在元代举足轻重的课题，尤其要优先选择蒙古主体或主流的部分。第二，在蒙古千户、怯薛、分封三大支柱性制度中，唯有分封制度庞大复杂，史料丰富，疑窦较多，尚有继续钻研的较大地盘和机会。实践证明，这样的选择是明智和有益的。它既可以让我做一番以分封为中心的集团性研究，又能够较迅速、较准确地认识理解元朝历史的真谛。 二是有因有革，重在创新。针对国内外学者研究元代分封较多的情况，我在总结以往成果的基础上，抓住“投下”的意义及其与分封制的关系，“中原投下”和“草原投下”的联系与差别，诸色投下户的身份地位，诸王、贵戚功臣分封的异同，各种分封实体的内部结构和权力机制等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重点突破。例如，“投下”一词与元分封关系密切，一般论者甚至把二者等同起来，把分封制称为“投下制”或“投下分封制”。我则从“投下”对音、本义和引申义的考释起步，廓清迷雾，正本清源。指出“元投下”是蒙古语“爱马”的汉译，其本义为部落或部，又谓部落首领、贵族或贵族首领所属的军民集团。引申义为蒙古千户军事游牧集团和王公贵族封地封民。狭义的投下，主要指分封投下；广义的投下，则应将军队投下、分封投下都包括在内。贵族“头目”与投下民的领属，是投下的内在联系；部、集团，是投下的外在形式。又把分封投下析为诸王兀鲁思投下、五户丝投下、私属投下三种类型，专章予以详尽的探讨，进而将元投下和分封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三是披沙拣金，论从史出。遵循“竭泽而渔”和务必运用第一手资料的原则，我曾经走遍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清华图书馆、民族学院图书馆等，像大海捞针般地广泛搜集资料。还在研读史料的过程中，发现歧异，钩沉索隐，以小见大，解决某些前人未曾注意的问题。例如，在研读史书时，我注意到《元史》《太宗本纪》和《食货志三》有关窝阔台汗丙申分封受封者人名、封地大体相同，又颇有差异的记载，抓住不放，随即在诸多元人文集和地方志中爬罗剔择，追根寻源，逐一考订诸封君所在路州，探讨元世祖朝中原封邑行政建置的变动情况。认为，世祖初借平定李?之乱后的有利时机，一举罢黜汉世侯，结束了蒙古分封与汉世侯割据二体制嫁接嵌合的局面。进而调整和变动投下封地的行政建置，其做法大致是：在原汉世侯辖区内以较重要的诸王勋贵分地为单位，采取分设、新立、改置及维持原状等方式，众建路州，划一食邑，尽可能使拥有较多封户的诸王贵族独占一路一州，或在该路州占主导地位，尽可能减少同一路州数投下封君领民纷杂交织的现象。 1988年底，我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该文稍作修改，以专著《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出版，受到韩志远《历史研究》书评和日本著名学者杉山正明的赞誉。白寿彝《中国通史》称拙著“对草原兀鲁思分封和中原食邑分封、投下私属人口、宗王出镇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详尽论析，有不少独到见解”。 问：《行省制度研究》是您的另一部代表作。您能否说说这部著作的主要学术见解。 答：80年代我探讨蒙元诸王、功臣分封及宗王总兵出镇时，就接触过不少有关元代行省的资料，觉得行省问题的内容和价值不亚于分封制度。于是，萌生了继续研究行省制度，以成《分封制度》姊妹篇的念头。完成博士论文不久，开始阅读和搜集有关行省的史料。然而，90年代前五六年，因撰写《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和《社会阶层制度志》，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行省制度研究不得不暂时搁置。好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二书与行省制度联系比较密切，对我从官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理解行省制度，颇多启迪。1996年初，我感到不能再拖下去，于是集中精力研究行省制度。先后花了四年时间，直到1999年12月才写完近五十万字的《行省制度研究》。该书的主要建树是：第一，首次从制度、个案和下属官署三层面对行省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在行省财政、军事、司法、屯田、漕运、乡试诸事权，河南、湖广、江西三省个案，分治机构宣慰司、管民官路、府、州、县等论述上，或开拓新境，或较前人多有进步。第二，率先对行省制的特点和历史作用作了比较客观的评说，认为，元行省制有三个特点，具有两重性质又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行省制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开创了高层政区分寄式中央集权的新模式，行省分寄为朝廷集权服务，朝廷集权又始终主宰着行省分权。第三，重视制度和权力的运作，注意其文化社会背景的剖析。从90年代初撰写《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开始，我觉得就制度论制度，难以望前贤项背，也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于是，着手政治权力运作探讨的初步尝试。这次研究行省制度，无论行省抑或分治机构宣慰司、管民官路、府、州、县，我都把制度的考释描述与运作实施紧密结合起来，又探讨二者的同异出入。蒙元政治制度与草原游牧文化密不可分的联系，曾经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于是，我特别注意结合文化社会背景探讨行省问题，以求接近真谛，使制度的描述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行省制度研究》出版后，北京大学张帆先生、日本京都大学樱井智美在《中国史研究》发表书评，称誉说“将元朝行省的研究推进到了新的高度”“为近年来相关领域的力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