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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比较研究不大有人提，因为有一种顾虑，恐怕有人认为“生搬硬套”。其实比较研究并不发生“生搬硬套”的问题；恰恰相反，它只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研究工作，获得更好的研究成果。 （一）比较研究，即经常拿彼此不同的东西对照着看的意思。这样作，可以使我们易于看出一些不应有的偏见。例如“古典时期”一词，原来本是只适用于希腊、罗马。但学者们为着要完成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体系，便不得不把印度、中国、波斯等，也纳入古典时期之下。又如基督教时代，本只适用于欧洲，但为着完成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体系，便不得不把日尔曼人、波斯人、阿刺伯人等一律纳入一个过渡时期即由古典的到基督教的过渡时期。此外，为着同样的目的，不得不把阿拉伯人的兴起，说成入侵，不得不把世界联系的扩大，说成是欧洲的扩张，不得不把被侵略者的翻身说成“白人的负担”，在“白人的负担”之下，竟列上日本的革命，中国的觉醒，非洲的征服。如上所述这类情况，我们如果不采比较研究的方法，或者自始即读世界史，而不研究一点中国史，换句话说，即不拿中外历史对照着看，就很不容易看得清，就很不容易作进一步的考虑，或更切合现实的考虑。 （二）用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较易看出：由古代到中世纪时，亚欧非三洲有些政治势力的发展，有由分区并立，倾向于往来交叉的趋势。我们研究世界古代史，如果自始就有一个什么什么为中心或为开端，例如以埃及或巴比伦为开端，就不易看出有并立的诸种政治势力。反之却很容易看出许多政治势力的分区并立。例如埃及尼罗河流域的势力，西亚巴比伦及波斯的势力，南欧爱琴海的势力，希腊、罗马的势力，东亚中国的势力，印度河流域的势力等，都是分区并立的。我在拙著《世界通史》第一篇里也曾列举了六个古文化区，即尼罗河流域，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河流域，中美文化区等。 分区并立是一方面，其反面必然是往来交叉。古代到中世时，亚欧非三洲各种政治势力的往来交叉是很显明的。如古代波斯势力的向西方发展，如崛起于希腊半岛北部，马其顿人亚力山大率领的希腊势力的向东方发展，如崛起于阿拉伯半岛的阿刺伯回教势力的向西亚、北非、南欧发展，如崛起于南欧的十字军的向西亚发展，如崛起于蒙古的蒙古人向亚洲各地乃至欧洲许多地方发展，都是最显著的实例。这些实例，一方面证明分区并立的各种势力并不是静止的，另一方则证明由古代到中世纪时，亚欧非三洲交通要道如何开辟的，贸易往来如何发展的，文化交流如何进行的。如果不用比较研究或对照看的方法，则不易看出其重要性，即使看到了，也不易从正面突出，给予应有的叙述。 （三）分区并立往来交叉是表面的外在的情况；与此同时，又有里面的内在的情况与它相应，即由大体相似到极不相同是也。古代文化区，都属奴隶制时代，无论埃及或巴比伦，希腊或罗马，波斯或安息，印度或中国，都是如此，社会阶级方面，都有奴隶与奴隶主的对立，政治方面都有城市王国到统一帝国的发展。尤其统一帝国的出现，几乎是普遍的：例如，有埃及帝国，亚述帝国，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安息帝国，秦汉帝国等。凡此等等，都是很相似的，尤其各奴隶主帝国彼此相似。 然而到了四、五世纪之时，东西两方，尤其中国与罗马，出现了民族大移徙的运动。中国自晋惠帝永兴元年，亦即公元三○四年，到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亦即公元四三九年，前后一百三十余年间，匈奴、鲜卑、羯、氐、羌从西北部进入晋帝国，构成中国史上所谓“五胡乱华”。罗马自三世纪之末到五世纪之初，即所谓蛮族从东北向罗马移入，到五世纪之末，正当蛮族大举移入之时，东西两方，民族移徙的事实，固很相似；其时间亦相距不远，都在四、五世纪时。特别巧合的为东西两方的帝国，都在这期间处于分裂状态，东方的晋帝国曾分裂为北朝与东晋；西方的罗马帝国，亦正分裂为西罗马与东罗马。这可能是东西两方民族移徙的原因之一。移徙的原因，移徙的事实以及移徙的年代，都很相似；然而发展的结果，东西两方，却极不相同。中国方面从西北移入的所谓“五胡”虽曾在晋帝国内，先后建立过所谓“五胡”的十六国；然不久即消灭于无影，继起者仍为统一帝国，如隋帝国及唐帝国等。罗马方面，则完全不同，从东北移入的所谓蛮族，也建立了许多或大或小的国家，然而在这些国家的基础之上继起的，却不是统一帝国，恰恰相反，而是许多不同的民族国家。中世纪世界史上这一不同情况凭比较研究可以看得很清，且可引起我们的考虑；若只注意一方，而不拿另一方对照着看，则不容易看出。 （四）由大体相似发展到极不相同的事例，在世界史上并不是孤立的。中世纪后期，中国与欧洲都有海外活动，可能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也都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继续发展。国内外贸易的发展都需要专制政治，事实上也都促成了专制政治。然而最后有一个很大的结果是中国与欧洲极不相同的：即欧洲曾有盛极一时的重商主义，中国却没有出现重商主义，这也可以引起我们的考虑。公元十五世纪上期，中国早于欧洲几十年，就有海外活动；最显明之例，为郑和七次出使所谓西洋，这种伟大的活动，既表现了当时中国的富足，也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及东非沿海诸地的贸易往来，培植出空前的专制政治。这情况与欧洲类此的情况是很相似的。欧洲在十五世纪下期到末叶，开始有人进行海外活动。公元一四九二到一五○三年间，意大利人哥伦布得西班牙女王伊沙白拉（Esabella）之助，先后四次航行到中美等地。在此同时及其前后，更有人从欧洲沿海出发绕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也有人从欧洲沿海出发，绕非洲南端进入太平洋，最后终于有人在一五二二年完成世界一周的航行。此后欧洲经济进步，国内外贸易发展也终于培植出空前的专制政治。由海外活动到国内外贸易的加速发展，由国内外贸易的加速发展到绝对专制的空前发达，中国与欧洲是很相似的。然而最后一个很大的结果，两方却完全不同。欧洲自十六世纪以后，盛行“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中国的重商主义则没有出现。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五）欧洲的重商主义，广泛一点说，可以说是一种致富与图强的主义；是民族国家成长、专制政治发达的最后成果。民族国家与专制政治的成长发达，颇得力于商人，商人与国家，与政府立于一边，一方面肃清地方主义，发展工商各业；另一方面发扬国家权威，促成海外贸易。对内对外活动的目的，都不外致富和图强；致富和图强，又相互为因果：要致富便须图强，要图强便须致富。所以重商主义可以说是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的致富图强主义。其活动于海外的各国人，首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其次为荷兰人，最后为法国人、英国人。严格说来，不能把先后分得如此明确。不过从彼此势力的消长或盛衰看，大体是这样的。葡萄牙人于公元一五一七年曾到日本；一五四二年曾到中国的广州，于是他们在欧洲与亚洲各大国之间，树立了直接通商的基础；他们垄断欧亚之间的贸易，达一百多年。西班牙人的海外活动与葡萄牙人恰恰相反：葡萄牙人所接触的为亚洲的文明古国，如中国及印度等，西班牙人所接触的则为美洲落后民族，如中美及南美的土人等。葡萄牙人到东方，主要目的在夺得香料贸易的霸权。西班牙人的西进，主要目的则在获得金银矿产的独占。荷兰人在东方与葡萄牙人竞争，自从一五九五年商业舰队绕好望角东行以后，一天一天发展，到十七世纪上半期达于全盛。他们一方面压倒葡萄牙人的东方商业势力，另一方面则打击英国人在印度的贸易发展、并进而与中国及日本直接通商。法国人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时代，与西班牙、葡萄牙及意大利、德国、荷兰、英国等的贸易关系都很密切；与新大陆及东方的贸易，也在这时大大增加。他们的海外政策主要为鼓励出口，奖励造船，垄断运输，及大力支持对外贸易的各种大公司。英国人在各个商业帝国的海外竞争中，实为最后的胜利者。英国人的海外贸易活动，大致分为三大方面：在新大陆方面，北美、中美、南美很多地方都为他们的商业中心；东方则以印度为中心，一六○八年时，竟以商业势力完全征服印度并垄断着东南亚各地的贸易；在非洲方面，几内亚沿海诸地，全在他们的商业势力范围之内。他们在海外的商业势力这样大，需要出口的商品特别多，终于引起国内的产业革命，在世界史上成为最先进入近代史时期的国家。中国与欧洲比较，情形恰恰相反。一点点重商主义刚刚萌芽，即被从欧洲发展、弥漫全世界的重商主义所压倒。 （六）当中国尚停滞在中世前期封建地方主义全盛之时，欧洲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已进入了中世后期弥漫世界的重商主义时代，尤其在葡、西、荷、法、英几个商业帝国互争雄长之时，英国竟抢先进入世界史的近代阶段，首先发展产业革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先驱。在这过程之中便培植出一批新人，叫做资产阶级，出现了生产以剥削为目的的资本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达又产生一整套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或文明。所有这些与我们的情况是恰恰相反的，因为我们的情况既没有完成过重商主义，也没有完成过产业革命，更没有真正的资本主义。一位中国学者写中国哲学史时说中国哲学史上没有近代阶段，其实即中国经济尚未进入近代，尚未形成真正的资本主义。毛主席曾说过，我们多的是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可见历史的发展虽有阶段可循，然时期的到来中外并不平衡，先后并不一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