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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驱驰报主恩，江花边草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 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的这首诗作，真实地刻画出作者戎马倥偬的一生。今年已逾90高寿的吴泽先生，每当回忆起往日的峥嵘岁月，也许心中的感触如诗中所说的那样，要不，他怎会手书此诗置于书案一端呢? 一、少年气壮志四方 吴泽先生原名吴瑶青，笔名胡哲夫、哲夫、宋鱼、宋衍等，1913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蠡河镇荷花坝一农民家庭。祖父早逝，父亲亦在他两岁时病故，在祖母和母亲日耕夜织的抚养下，他艰难地度过了童年时光。7岁那年，吴先生被母亲送进村里的私塾读书，同学中有一些是附近村上的富家子弟，先生因幼年失怙，家境贫寒，累受歧视和欺凌，他那幼小的心灵里，此时便埋下反抗压迫、争取平等、追求上进的思想种子。在私塾读了3年后，先生转学到蠡河镇上的初等小学堂，一年后，在任小学教师的亲戚帮助下，辗转于无锡、常州的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书，直到15岁考入私立常州中学。 1930年，吴先生考进上海大夏大学附中读高中。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民党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幌子下，推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大片国土沦陷。上海学生纷纷到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吴先生也积极加入请愿队伍。但学生的请愿哪里能改变蒋介石的既定国策?临近春节，怨愤之情撞击着吴先生，他挥笔撰成一幅对联：“铁血爆发自由花，头颅铸成平等果”，横批“还我河山”，贴在大门上。对理想的追求，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期盼，激励年少气壮的吴先生坚定革命理想，也为他后来追求真理、接受马克思主义，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上海读书期间，吴先生开始接触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尤其是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等书，开始明白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贫穷及破产的根源所在，产生师从李达的强烈愿望。后从常州中学时代的同学朱穆之那里得知李达在中国大学教书，遂在亲友的资助下，来到北平报考中国大学，被录取在经济系。 当时中国大学经济系名教授云集：系主任李达授政治经济学，黄松龄教中国农村经济和土地问题课，吕振羽讲中国社会经济史，张友渔开设国际关系课，杜叔林上社会主义思想史课，他们均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在这些“红色教授”的教诲影响下，吴先生较为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逐步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1935年，吴先生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当时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发表第一篇论文《一年来国际经济的回顾与展望》，历史事实证明他的分析基本正确。 吴先生求学之时，学术界正围绕中国社会的形态及今后往何处去展开空前的社会史大论战。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各家言论的基础上，吴先生大学三四年级时发表《殷代经济研究》、《奴隶制社会论战总批判》两篇文章，前文在甲骨卜辞、考古实物和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农业生产、商业、手工业等殷代社会经济生活方面论证殷代社会经济基础和所有制形态为奴隶制社会；后文论述了奴隶制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经过的阶段，驳斥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奴隶制社会“空白论”，乃至“三形态”、“四形态”之类错误观点。读书期间，吴先生还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原始社会史，撰写《中国先阶级社会史》书稿，吕振羽特地为此书做序，写下《〈中国先阶级社会史〉序》(《世界文化》1937年第1卷第9期)，并向学术界大力推荐。遗憾的是，这部书稿在日寇侵华的炮火中佚失。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前后，吴先生从中国大学毕业，一个更富有挑战性的生活正在前方等待着他。 二、书生意气斥方猷 吴先生毕业之际，北平的形势非常危急。7月底，他南下上海，恰巧又赶上“八一三”淞沪抗战，几经周折才回到常州的老家。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吴先生与几位老同学联合创办《抗敌导报》，谈论抗日救亡之策，激励民众信心，在创刊号上，吴先生以胡哲夫的笔名，发表了《从淞沪抗战看中日战争的前景》，由于文中指责了当政者，他被逮捕入狱，后在亲友的营救下才得以出狱。出狱后，他在南京《金陵晚报》上发表《庭训》一文，披露狱中受审情况，揭露国民党监狱的黑暗内幕。10月，先生携家眷辗转镇江、武汉，到达重庆，见到了许多来自北平的师友，如李达、吕振羽、侯外庐、张友渔以及翦伯赞、华岗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吕、翦、华三位师友的领导下，吴先生一边在高校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一边在青年学生和朋友们中间开展抗日爱国宣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和《中国历史简编》便是先生这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 《中国原始社会史》是先生在遗失稿《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基础上重新改写而成，1943年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书中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论述，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确认殷代以前为中国的原始社会。 《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主要研究殷商社会的性质问题，故此书的副标题是《殷代奴隶制社会史》，成稿于1944年，1949年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书中根据丰富的考古资料，对殷代奴隶制社会的发生、发展，社会经济、政治诸形态，乃至阶级、家族制度、宗教文化等各层面都作了详尽考察，进一步阐明了吕振羽创立的殷代社会为奴隶制社会的论断。书中还较为全面地回顾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历程，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论战中的积极成果，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殷商史的专著，填补了古史研究上的空白，在当时和此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1993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民国丛书》，曾收入此书。不久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有关人员还就商代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致信先生，征求意见。 《中国历史简编》是吴先生对出版于1942年的《中国社会简史》的修订本，原书仅写到春秋战国时代，为了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在新著中他补写了春秋战国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内容，1945年，由峨嵋出版社出版。书中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为指导，明确指出殷代以前为原始公社制社会，殷代为奴隶制社会，西周到春秋战国为领主制封建社会，秦汉到鸦片战争前为地主制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时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具体论述社会发展过程时，书中力图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揭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还注意揭示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其他因素的作用也加以客观分析。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先生自成一家的中国通史体系的初步形成，与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邓初民《中国社会史教程》等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形成阶段中重要的代表性著作。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学术文化界首要任务是配合抗战，批判一切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史观，宣传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建设新型的民族文化。当时，日本法西斯御用文人秋泽修二等人在《支那社会构成》等书中利用法西斯地理政治论和人口史观，胡说什么中国地大人少，社会停滞倒退；日本地少人众，要向中国争取生存空间，促进“大东亚共荣”。东西方的殖民主义者还胡说中国人种西来说、南来说、东来说等，污辱中华民族人种文化。为了反击这些谬论，吴先生相继发表《中国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中国人种起源论》、《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等文，指出中国历史并非停滞倒退，中国人种起源于中国的本土，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并非决定性，有力地反击了侵略者的奇谈怪论。但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地理史观乃至地理政治论、地理军事论等种种谬论时时沉渣泛起，抗战胜利后吴先生又写下《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地理史观批判》、《人类在社会历史中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等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批判唯心主义的地理史观，这些文章后收在《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一书中。 抗战胜利前夕，一些知识分子鉴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共逆流，预感到内战即将爆发，纷纷移居国外；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幻想进入国民党政府去升官发财；一些知识分子则精神空虚，大搞尊孔读经活动……为此，吴泽先生于1945年发表《名教叛徒李卓吾》、《刘伯温论元末》等文章。前者借李贽之口批判尊孔读经活动，歌颂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1949年修订后由上海书店以《儒教叛徒李卓吾》的书名出版；后者借元末刘伯温看透元朝将亡而弃暗投明、协助朱元璋推翻元朝的故事，规劝时人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要存在任何幻想，及时“自我抉择”，跟共产党走，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945年抗战胜利，9月，吴泽先生来到贵州赤水的大夏大学任教。第二年8月大夏大学迁回上海，先生亦随校“复员”回上海，继续在大夏大学任教。这年10月24日，翦伯赞与华岗介绍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作为地下党员的吴先生在党的领导下，坚守教育、理论阵地，为迎接上海的解放而紧张地工作着，曾数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但在进步学生的保护下均平安脱险。 为阻止解放战争的前进车轮，国民党反动派一面施展“和谈”等缓兵阴谋，一面乞灵于“维新变法”，宣布总统竞选制。一时间，“新维新动动”暗流滚滚。一些所谓“中间路线者”、“自由主义者”们也幻想在不推翻现存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英美式议会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反击这股逆流，吴先生写下《保皇党的反动路线和理论》、《保皇思想的坠落再坠落》、《梁启超的拥袁运动》等文，在《中国建设》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以铁的历史事实指出：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任何自上而下的“维新”、改良动动，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通过社会大变革，才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文章号召人们读史鉴今，从历史的高度识破这场美蒋合演的反革命丑剧的真面目，“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文章后于1948年收入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康有为与梁启梁》一书中。 1947年到1948年间，围绕着自由、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及谁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等问题，学术思想界再一次展开空前的大论战，吴先生以宋鱼的笔名，撰写《论自由主义》，1948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书中指责那些自命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们，本应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和反法西斯殖民主义的，可实际上却和反革命联盟伙同一起，成为美蒋反革命团伙的帮凶。只有广大被压迫的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才能真切理解和确信真正的自由，并为之而战，甚至为之献身，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类自由”和“人类社会的自由王国”。吴先生此书戳穿了所谓“自由主义者”的虚伪画皮，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上海解放在即，吴先生积极筹划接管大夏大学的工作，不久，先生和上海人民一起迎来了解放，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责任编辑：admin) |